房价上涨降低了结婚生育率 但后果远不止这些

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在逻辑上会影响住房需求和房地产市场。例如结婚和家庭分裂会带来住房需求扩张，上海户籍人口的家庭户数从2000年的475.7万户增加到2013年的527.52万户，考虑外来常住人口，城市的家庭户数量保持着增长态势。上海每年登记结婚的人口从2000年以来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从每年9.3万对左右增加到14万对左右(2008)。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人口因素对当下房地产和住房市场的影响忽略不计，但值得引起关注的是房地产和住房市场发展所引发的人口学后果。

生育率下降和不婚率上升

住房市场发展过快首先可能进一步带来生育率下降和不结婚率上升。住房是家庭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极高的住房价格增加了婚姻和生育的成本，使得青年人口推迟结婚决策和生育决策。特别是文化习惯上，人们往往将购房作为婚姻的必需品，使得收入和储蓄相对较低的青年人口往往推迟婚姻和生育、甚至实际上没有了婚姻的能力。城市中同居现象的增加一方面受到青年人口个人主义行为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住房成本过高无法结婚的影响。上海城市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01(2013年)，六普数据的常住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8(2010年)，特大城市的极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住房增加了结婚和生育成本，婚姻率较低、不婚率的提高、生育意愿下降，都会相应降低生育率。因此，目前虽然全面放开了二孩，但实际上城市人口仍然具有极低的生育率，甚至连生育第一孩的意愿都在下降，更不用说是第二孩了。

“啃老族”出现

与住房市场降低结婚率和生育率相联系，家庭生活中的“啃老族”现象开始出现。成年子女长期和父母共同居住，也是因为独立居住具有更高的成本，所以通过家庭内部的住房共享来应对房地产住房市场的压力。而父母辛苦为子女提供住房货币支持，本身也损害了老年人口的生活福利。

对于不拥有住房产权的老年人口来说，住房市场价格过高和家庭住房面积受到限制，增加了老年人口机构养老的意愿。家庭住房的限制，使得家庭养老的能力在城市中越来越受到削弱，会使城镇化过程中的机构养老需求将下继续得到增长。

住房成为中老年人的投资标的

从另一个方面看，住房成为了中老年人口为老年生活所投资的一种资本品。拥有住房的老年人口希望利用其增值的住房价值来支付其老年的生活，住房市场的上涨鼓励中老年人口将住房作为一种未来养老的投资。这进一步强化了人口对住房的需求，出现了因为养老而购买住房、因为子女教育而购买住房的怪现象。住房按揭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在不断老龄化的城市中可能具有更大的市场。但是住房作为资本品的家庭投资，本身会削弱了人口的消费和生活福利。同时作为一种金融产品，住房市场的波动性会给老年人口生活和金融机构的产品风险带来巨大风险。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老龄化会降低住房需求，而老龄化过程中人口还希望通过住房来实现养老，本身就是一种逻辑上悖论。对以房养老的过度提倡，可能带来老年人口财富被住房市场洗劫一空的风险。

强化了流动人口带来公共服务的压力

在住房市场的人口学影响中，我们也看到住房市场发展对于人口空间分布也产生影响。不仅是城市人口因为地价的不同带来了空间的分化，强化了空间的不平等和空间隔离。同时，由于城市郊区具有相对较多的土地资源，较低的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推动了新增的土地项目主要在城市郊区，因此带动了人口分布向郊区和新城转移。住房建设的增量和增幅都主要集中在郊区和新城地区，城市住房存量的增幅和人口增长的增幅有相当限制的一致性，因此住房市场的发展实际上促进了人口空间的郊区扩散。在人口郊区扩散而经济产业并没有充分转移的情况下，则会加剧了城市交通通勤的压力，增加了交通碳排放，降低了城市系统运行的效率。需要看到，由于郊区和新城的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相对较低，带来了弱势群体被逐步挤压到城市边缘的地方，特别是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和人口分布不匹配，带来郊区和新城地区人口公共服务的更加不均等，损害了城市空间发展的平衡性。由于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郊区，所以进一步强化了流动人口带来公共服务的压力，而其是指是在城市边缘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服务不平等。

降低了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

过高的住房市场价格也增加了城市生活的成本以及商务发展的成本，限制了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降低了城市经济的竞争力。似乎房地价格越高，其投资盈利水平提高，会鼓励人们的投资。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住房市场成本增高，使得城市更不适宜居住，会弱化了技术人才移民和投资移民的增长。减少了城市的经济创新活动，也实际上降低了城市人才集聚的能力。如果我们考虑到目前即使是硕士或者博士都很难在上海得到城市的户籍，这些由于较高教育程度具有更大流动能力的精英人口，可能更容易从居住成本较高的城市流失。因此房价过高，在鼓励了投资和投机的同时，会使得上海精英向国外移民的趋势有所增长。而城市在人才集聚中也显然面临过高的土地和住房价格，降低了其迁移的收益预期，会减弱其迁移决策，从而对于吸引人才表现出不利影响。实际上以教育程度指标来看上海在全国的人才优势相对是下降的。

城市希望通过提高的住房价格来吸纳精英和驱赶社会低端的人口，但实际上较高教育程度人口的流动性更强，住房市场价格波动对其影响更为敏感，他们在住房价格衡量中觉得难以实现足够的市场回报率，就有可能离开城市。而反而是社会低端的人口本身居住条件已经很差，并不太受住房和福利制度的约束，即使住房市场价格提高，他们也会想法发通过蚁居、群租等方式留在上海，因此高房价可能还进一步不利于人口人才结构的改善。实际上不是通过高住房成本来将低端人口排斥出去(且不论这个想法背后的道德问题)，而是低低住房成本会吸纳人才，高住房成本实际上是排斥了人才的集聚。

住房对人才成长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住房构成了人才发展和成长的重要负担，将会削弱了人口创新和投资的冒险精神。如果青年都成为了房奴，创新发展就显得没有希望。因此不是所谓的“有恒产者则有恒心”，而是“作房奴者则无创新”。住房投机吸纳了人们的兴趣，会使得城市相关产业、社会各个阶层将发展努力聚焦在房地产，带来财富分配的失衡，不利于人才创新和发展能力的充分提升。

总之，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在长期上影响城市住房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但是在短期上各种人口增长影响房价、家庭户数量增加带来刚需，都是为解释房价而解释房价的牵强附会的原因。我们更应看到，住房和房地产市场发展造成城市的宜居性下降，带来低生育率的强化，带来青年人口、新婚家庭、老年人口和移民的住房负担增加，降低了人们的生活福利。住房是城市生活的第一需要，过高的住房和居民生活压力会通过影响人口出生、迁移、结构变化和分布的变化，从而影响城市发展的活力。

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