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镭：感受西方学术界的玻璃墙

记得8年前刚出国读书时，我的三位导师在首次博士学业联合指导会上谆谆教诲，无非是强调西方保障学术自由，在学术领域可不受任何限制地探究知识。起初，我也是一阵激动，以为真的到了学术“自由王国”。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对西方社会认知的深化，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政治正确”的玻璃墙无处不在——看不见，却能真实感受到，经常无法逾越，甚至发自内心地不敢逾越，即便在大学这样的象牙塔。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篇学术论文的草稿中写到“美国黑人”时，我用了“Black Americans”。我的一位导师看了，特意打电话把我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以后不要这么写了，要写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虽然我很是不理解，且认为这也太小题大做了，但我看到导师年迈而严肃的面容时，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遂用力地点了点头。导师看到我的承诺，放心地笑了，自言自语道：“以后你会理解的”。后来，我的确理解了，“政治正确吧”。

还有一次，去旁听一门课。讲课老师在向同学们展示他对若干组学员学业情况多年的追踪调查后，闪烁其词地表示，白人学员成绩明显高于黑人学员成绩，原因不明确，需要脑结构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做进一步研究。但在随后对亚裔学员成绩为何高于白人学员成绩作分析时，他却很明确，并且很坚定将之归因于亚裔学员的刻苦。我对其“高论”很是惊讶，但更惊讶于这群白人学员这一所谓结论的“逻辑性”竟然毫无异议。这或许也是“双重政治正确”吧。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向一份排名挺靠前的著名国际学刊的投稿经历。我的观点不同于学界主流观点，因此引起三名匿名评审人较为强烈的质疑。在我作详细解释，并根据他们的建议，增加一些内容之后，其中两名评审人表示接受，建议刊发。第三位评审人(事后得知是一位较为著名的美国主流学者)在我提交答辩，并且补引非常扎实的证据后，再也无法从学术角度提出否定意见。但他竟然给学刊编辑部发来电邮，抗议“像你们这样著名的学术刊物，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文章!”我收到编辑部照转的电邮，照例要求我给予解释和回应。我很无语，也不知如何回复，因为这已超出学术范围。

我的文章最终发表了，因为三位评审人中有两人开了“绿灯”。感觉很幸运，这份著名学术刊物的主办者恰好是剑桥，而不是哈佛，或普林斯顿。相信我不是第一位有如此际遇的学者，但我衷心期盼自己是最后际遇“政治正确”的普通学者。(作者是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