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你为什么不快乐？

2016年陆续公布的多份有关“快乐指数”调查显示，尽管GDP排名一向名列前茅，香港人的快乐程度却在进一步倒退。比如，由联合国主导进行的“世界快乐报告”显示在全球156个国家地区中，香港位列第75位；而新加坡《联合早报》调查显示，今年港人快乐指数67.7为九年来最低，其中30岁以下受访者快乐指数跌幅明显，由69.3跌至63.8，为历年最低。香港青年对港府施政、生活环境、公共医疗等方面满意程度皆下降，形成对比的是：其他年龄组如30-49岁满意度却有所提升。以上这些数据不禁让人思索：香港青年为什么不快乐？

香港青年问题，应置于香港历史与制度发展框架下思考，亦需兼顾中国内地及全球发展特质。香港青年经受的压力与挫折并非其独有，许多为全球性现象，但在回归祖国背景下，又蕴含着其特殊性。*全球化背景下，新一代港青不仅面对本土人才竞争，更需面对全球竞争对手挑战。*与上一代相比，社会向上流动性降低、昂贵自费教育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受制于高低端服务业二元经济结构、房价上涨置业困难、贫富两极分化等困境加剧青年现实压力，使他们对前景更为冷漠乃至悲观。

更为重要的是，青年普遍对现实政治不满，但无力扭转局面，而后现代主义蔓延与互联网新媒体相辅相成，使青年更加热衷于以全新形式参与政治。后现代主义思潮反对权威，强调个人感受与喜好，承认并推崇多元、杂乱、对立的话语与价值。这些思潮搭载新媒体“自由参与”及“无中心”特质很快形成新的聚集于动员模式。

纽伦港（NYLONKONG）所指代的三个全球顶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香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形成英美文化金融轴心，信仰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一种世界羡慕的生活方式。但当这些城市的政治空间日益被强大跨国金融与房地产资本控制，对当地市民的责任意识降到最低时，不满就兴起了。纽约、伦敦与香港近年皆受到占领运动等政治事件波及，其中青年人的参与程度极高，尽管具有不同的背景与因素，很大程度上反应出青年世代的不满。

除全球化因素外，香港青年的不快乐与迷茫很大程度根植于香港问题的特殊性中。香港人心境变化在不同时代分别由《东方之珠》、《狮子山下》、《海阔天空》三首歌表达出，由自豪、自勉到现在的自怜。香港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与内地经济飞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回归前香港GDP占内地GDP25%而现在仅占4%，过去香港人常慷慨接济内地亲戚；而现在，内地人蜂拥至港置业购物，内地青年就业前景亦好于香港青年，这些对比与角色转换使港人尤其是青年丧失优越感，产生较强失落感。

另外，尽管香港青年大部分出生于回归后，理应不存在怀念港英政府统治、拥有殖民历史记忆包袱，但部分青年却继承了上一代“大香港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上港英政府在消解港人反殖民意识与民族意识上较为成功，回归后推行的国民教育与长辈所怀有的意识形态产生冲突，造成港青在身份认同上的迷茫与错乱，“港独”之声乘势兴起。

*如果香港似台湾般放任“天然独”在青年中蔓延，并在主流政治舞台上占一席之地，稀释中华民族共通情感，香港社会矛盾只会更加深重，青年世代的“快乐”更是无从谈起。*本届立法会新当选的两名“青年新政”议员梁颂恒与游蕙祯除打出“港独”旗帜，甚至出口“支那”等侮辱性语汇，青年一代政治修为之差、素质低下震惊香港，让支持者不免有“自己拆自己台”的悔不当初感。这也警示香港民众尤其是青年理性思考：这些“港独”青年议员具有参政议政的资质吗？能代表自己吗？以“泄愤”式抗争是他们想要的“民主自由”吗？这样做能让香港更民主，更有尊严吗？这将会促使他们思考香港的前途出路，如何从实际出发，维护现有的民主环境与尊严。

（季伊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研究实习员，海外网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