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遥：左奔右突无觅处，弃霸从王是正途

左奔右突无觅处，弃霸从王是正途

——**《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导读

一、美国如何独行？

2015年底，当新星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大师兄秦千里博士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将《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译成中文出版时，我颇感诧异。一来，这本书在美国首版已是2006年，尽管甫一问世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也曾在图书馆饶有兴致地通读全书，然而，十年之后再将这本老书译介给国内读者，是否有些时过境迁？二来，尽管名为“西方世界的末日”，该书作者斯坦恩却无处不在传达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观点，这位保守派政治学者虽然出生在加拿大，却有着一颗无比纯正的“美国心”，由此引发的对于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偏见和执念，究竟是否有益于我们认知当下的世界？

抱着种种疑问，我重读了全书。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用作者的话说，它揭示了“西方世界的消亡厄运”：

“‘二战’之后六十年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即将终结，由美国及其跨大西洋的欧洲盟友们所开创并维护的欣欣向荣的全球荣景，也行将随之一并香消玉殒。这还不过只是我们当前面临诸多问题中的小菜一碟，真正的大问题在于，秩序的变化或许仅仅是一个征兆，一个更深程度上文明衰落与精神崩溃的不祥征兆——在西方陨落之后，我们的未来将彻底毁于非西方文明之手。”

作者的上述自白，恰恰揭示了该书的意义与局限。

2006年，西方资本市场尚且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表象，谁也未曾预知，两年之后将会爆发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国际金融海啸;在小布什总统的强硬姿态之下，更鲜有学者认为已主导国际秩序长达数百年的西方文明行将“香消玉殒”，而非西方世界的集体崛起很快将成为现实。然而，2008年底，起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迅疾蔓延全球，西方世界猝不及防、捉襟见肘，以往在国际经济中包打天下的“七国集团”不得不让位于吸纳了更多非西方国家的“二十国集团”。此后，美国学界对于西方衰落的焦虑与争论甚嚣尘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独行》在十年前提出的“国际秩序大转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一些预言甚至日益被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所验证。

不过，面对秩序变革，该书作者斯坦恩所抱持的种族优先、文明冲突的观点却令人不敢苟同——对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他一方面深爱不已，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对于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伊斯兰国家，他却将之蔑称为“返古化的人类”，哀叹孕育了人类现代化的欧洲大陆注定要陷入“由伊斯兰移民所引发的漫漫长夜”，而美国将是孑然独行的唯一希望，“成为抵抗‘返古化’悲剧的最后一个西方国家”。

对于该书之中一些明显的偏见，相信读者朋友能够明辨是非。

首先，该书关于伊斯兰的观点狭隘而偏激。书中危言耸听地提出，“伊斯兰这一特殊的宗教历来有着嗜血的信仰，信徒的暴力行为总能在教法中得到合法化”，并预言西方国家“终将在国内动乱之后被穆斯林世界所活活吞噬”。

将少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和整个伊斯兰文明划上等号，将西方国家的社会危机归咎于穆斯林等外来移民，显然是错误的偏见。2016年5月7日，来自英国工党的萨迪克•汗赢得选举，成为伦敦有史以来第一位穆斯林市长。20世纪60年代，萨迪克的父母从巴基斯坦移民伦敦，父亲作了几十年的公交车司机，母亲做缝纫工、每缝一条裙子挣取微薄的几毛钱，萨迪克与兄弟们上中学起就开始打零工、送报纸、补贴家用。就是这样一个全家10口人挤在狭小廉租房内的穷苦家庭，父母却供养8个孩子全部拿到了大学学位，成为踏实劳动的有用之人。不论何时何地，不论种族、宗教、肤色如何，勤劳、善良、守法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

其次，该书对于美国不吝溢美之词，甚至以颇为自恋的方式为“美国霸权”涂脂抹粉，却又在不知不觉中亮明了美国的霸权作风：

“美国当属历史上最善良的霸权：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在有能力掌控世界时，却选择甘作一个在地缘政治中包养他国的干爹。……在擘划国际政治秩序时，它同样创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而自己却甘愿作一个‘非帝国性质’的霸权，韬光养晦、深藏功名，并进而使其他国家有机会去宣扬其价值、理念和声音。”

如若美国能够韬光养晦，国际关系早非今日之模样;“非帝国性质的霸权”，归根结底也还是惯于“包养”和控制他国的霸权。

再次，该书对于欧洲的前途作出了异常悲观的判断，断言“欧洲一定命不久长矣”。作者哀叹，欧洲存在着“因太过自私而不克繁衍的”人口危机、“中央集权保障下的穷奢极欲的”福利缺口、“由经济和人口因素引致的实力衰竭后的”战争隐患，并最终会因穆斯林移民不断增多而“重新沦为伊斯兰的殖民地”。

最后，该书对于美国以外的世界，极尽讽刺妄议之能事，书中描绘了如下图景：“一个负重难行的中国，一个摇摇欲坠的俄罗斯，一个狂悖无道的中东，一个瘟疫横行的非洲，一个饱受内战之苦的‘伊斯兰化’的欧洲。”在作者看来，世界上唯独剩下的一个希望就是美国，然而，“如果美国无法找到新的盟友以替代旧的伙伴，它终将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悲凉地陷入一种遗世独立的逆境之中”。

美国这一次该如何拯救世界？该书不仅继续鼓吹“文明冲突论”，甚至提出了荒腔走板的政策建议：

“创建一支民间战队以配合美国的武装战队，在一个‘帝国主义’已然不吃香的时代里，成为类似于当年英国殖民部的一种替代机构，借以在穆斯林国家推行另一种体制、架构与价值观。”

作者斯坦恩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右翼政治人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我们不得不了解、不应不批驳的现实思潮。

中国一向提倡文明互鉴，所谓“基督徒与穆斯林存在天然矛盾”的言论，在中华文化看来，不但遗祸无穷，也根本不符合事实。2015年12月21日，一辆从肯尼亚开往索马里边境的长途巴士遭到索马里青年党武装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要求穆斯林乘客站出来，以帮忙辨认基督徒乘客。然而，生死关头，穆斯林乘客拒绝就范，他们甘冒生命危险对恐怖分子说：“要杀便一起杀吧，否则就放过我们!”

过去几年，我曾多次访问欧洲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在伦敦、巴黎、柏林、布鲁塞尔的伊斯兰聚居区，我遇到了许多热情、友好、善良的穆斯林移民。2016年1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位于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演讲，强调“不能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宗教挂钩，那样只会制造民族宗教隔阂”。中国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认为不应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只有促使文明交流对话，才能够推动人类世界的共同发展，开创有更多选择的美好未来。

二、西方世界的末日是什么？

尽管该书的不少观点流于偏激，然而在今日国际政治中，恰恰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君不见，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极端化”现象已经愈演愈烈？近年来，在一些国家的政治选举中，这一特殊现象已成为国际秩序大转型的又一重要风向标。

在国际关系史中，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民怨沸腾，并最终助长极端意识形态的发展。比如，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大国矛盾，而且导致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在一些国家上台执政，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提前爆发。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不断加剧，为了疏导国内民众的怨气，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光谱上，左右两端的政治人物粉墨登场、各执一词。右翼政客煽动民族与宗教矛盾，左翼政客瞄准阶层与贫富分化，并推动这种极端情绪从国内向国际社会外溢。

先说右翼。

《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日益增多的穆斯林移民是西方世界走向末日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在移民问题、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冲击之下，一些欧洲政客将民怨引向民族矛盾，抨击外来移民造成了本国的动荡与衰落。金融危机以来，极右政党在一些欧盟国家的选举中捷报频传，他们有的仇恨穆斯林，有的排斥犹太人，有的唱衰新兴国家。这些极右政党过去都是欧洲政坛的边缘势力，现在借助沸腾的民怨已然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目前，在欧洲议会，极右政党已经占据了将近1/3的议席。

在法国，2015年12月6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令人大跌眼镜——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首轮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8%的选票，领先于前任总统萨科齐领导的共和党(27%)和现任总统奥朗德所属的社会党(23%)。该党领导人马琳娜•勒庞在选举结果出炉后声言：“‘国民阵线’已是法国绝对的第一政党”。“国民阵线”由马琳娜•勒庞的父亲让-马利•勒庞创建，坚持强烈的排外主张，反对接纳穆斯林和其他非欧洲移民，曾多次发表“应淡化纳粹罪行”等不当言论。

在美国，同样抱持右翼观点的唐纳德•特朗普，也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势如破竹。金融危机终结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经济荣景，特朗普顺水推舟，把美国的国内问题归咎于外国人和外来移民，将世界割裂为非此即彼的“我们”和“他们”。他多次在演讲中表达排外观点，比如称“墨西哥人都是毒贩子、强奸犯”，如他当选，将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一座“超级长城”，将墨西哥移民阻隔在外，并且还要让墨西哥为这项工程付款。2015年底，他又抛出了“应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极端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再说左翼。

如果说右翼政客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左翼政客则擎起“福利主义”的招牌，以绝不降低民众的社会福利为诉求，吸引选票。作为右翼学者，斯坦恩在《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中对于“福利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干活的人少，吃福利的人多”恰是西方世界深陷泥沼的主要原因。不过，尽管福利主义的争议颇多，不可否认在左派政治人物中确有一些心怀理想之人，他们过去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如今却备受青年一代的推崇。

在美国，民主党内的极左派、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伯尼•桑德斯，意外成为希拉里•克林顿在总统初选之路上的最大竞争者。更为吊诡的是，支持74岁的桑德斯的主力选民竟然多为青年人，反倒希拉里的支持者却以中老年人为主。究其原因，奥巴马执政八年以来，美国经济与社会的痼疾不动如山：华尔街贪婪无度，贫富差距持续加大。2011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于美国现实的深度愤怒。桑德斯猛烈抨击华尔街和大财团，以及长期被富人操控和影响的华盛顿政治系统。他力主实现如同北欧一样的“福利社会主义”，提出一连串的左派政见，包括造桥修路、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给予更优渥的退休养老金、成立免除一切学费的公立大学等。《华尔街日报》拨了拨算盘，发现上述政策如果全部落实，10年内将额外增加18万亿美元的开支。可是，倘若财团不肯吐血让利，大众也不愿勤劳生产，试问美国要从何处生钱呢？

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英国。2015年9月12日，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选出新党首，66岁的老资格“左派斗士”杰雷米•科尔宾凭借草根阶层支持，意外地以59.5%的得票率当选，这一优势甚至高于前首相托尼•布莱尔1994年当选工党党首时的57%。讽刺的是，工党高层当初是为了展现多元形象，才将科尔宾列入了候选人名单，然而谁承想在竞选过程中，这位“陪榜”却出人意料地一炮而红。科尔宾被视为英国主流政党中最另类的政治人物：他反对英国君主立宪制，曾经要求把王室从白金汉宫“请走”;他反对空袭中东、反对加入北约、反对发展核武;他平时食素、不喝酒、骑自行车上班，经常是申报公费开支最少的下议院议员。科尔宾认为“马克思很有意思，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他主张所有公用事业，包括水、电、煤气、铁路等统统实现国有化，英国教育回到1998年以前全部免费的时代。至于如何解决经济赤字，他主张应向富人加税，而不是削减开支和社会福利。在选举前，布莱尔曾三度公开警告，如果科尔宾当选党首，工党将消失崩溃，并称其政见有如“爱丽丝梦游仙境”。

左翼的科尔宾在欧洲并不孤单。金融海啸后，欧洲多国债台高筑，相继实施了削减民众福利的财政紧缩政策，老百姓的奶酪被拿走了，自然会引发政治动荡。在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南欧各国，左翼政党纷纷笼络民意，比如，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都是打着“誓不减少社会福利”的政治口号而发展壮大的。

一时间，西方国家左支右绌、二元对立，乱花渐欲迷人眼。似乎斯坦恩所预言的“西方世界的末日”确已呈现出一些微妙的征兆。然而，问题的根源果真如此“非左即右”吗？

三、国际危机的背后根源是什么？

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吞噬了许多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的繁荣假象。面对危机，不论是右派以极端排外的方式疏解民怨，抑或左派以提高福利的方式笼络民意，其实都不是长久之计。如若忽视了危机背后的深层逻辑，是无法厘清问题的本质的。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本身即源于“完全放任、毫无监管的资本市场”。危机爆发后，依靠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美国得以通过增发钞票而转嫁危机。近年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长期受国际资本影响的地中海两岸的南欧和北非，危机四伏、动荡频发。南欧的主权债务危机与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革命，看似形式不同，实则根源一致。危机之前，国际资本为了打开市场、野蛮逐利，在一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中笼络代理人，鼓励他们放开国内市场、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核心资产、为外国资本亮起绿灯。在南欧和北非，一些国家都曾接受外国财团的私有化建议，大量出售公家银行和国有资产，致使外国资本得以自由进出本国市场，对房地产等行业进行投机炒卖。于是乎，国际热钱大举涌入，金融大鳄四处抄底，一时间营造了股市上扬的虚假荣景。说得直白些，“人家吃肉你喝汤”，政府被资本绑架、民众被福利绑架，分得蝇头小利后，没有人真正关心本国的核心资产是否已经落于他人之手。然而，金融海啸冲破了大气泡，面对退潮之后的债务危机，美国自有办法以邻为壑，其他国家却不得不面临资产缩水、热钱游走、跨国企业撤资的连环打击。潮起潮落，谁最得益？除了少数权贵从中牟利，国际资本没有为当地创造任何可持续的产业设施，更没有使当地人民的生活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究其根源，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中东的阿拉伯之春革命，都是当代西方资本困境的鲜活写照。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带来了一连串危机，最害命的是令许多国家及其人民远离了实体生产，迈向了寅吃卯粮和泡沫经济的不归之路。

在此方面，中国人的发展经验与外交理念，倒是能够为解决当前的国际危机提供一些参考。

首先，对内，唯有重视劳动、重视实体工业，而非空谈福利或者把本国危机的责任推诿外国，才是走出危机的一条正道。

《美国独行》尽管成书较早且不乏偏见，作者斯坦恩倒是敏锐地发现了一些繁荣时期的“怪现象”：一些国家的福利债务不断增长，却没有哪个政客敢提议减少本国民众的福利收益，于是最终促使本国人口日益好吃懒做，甚至出现了众多“推迟成年的老孩子”。斯坦恩提出，美国也要警惕“福利债务化”和“产业空心化”的陷阱，这与危机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所倡导的重振制造业的“再工业化”主张不谋而合：

“在北美和欧洲的广袤土地上，数百万青年上了大学却一无所获。同样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平均花费20年时间接受教育，实际上才只积累了相当于学士学位的那点儿知识。……如果我们能在高中时期就让学生获得足够的教育与知识，然后让他们出去就业、好好赚钱，国家和社会都会发展得更好。他们可以在二十郎当岁时就养育两三个孩子，而不是等到人过中年了还在就是否生育的问题与政府福利讨价还价。”

其次，对外，唯有重视民意、重视合作共赢，而非与外国统治者勾连却从不造福当地民生，才是走出危机的一条正道。

《美国独行》尽管偏袒美国，作者斯坦恩却也揭示了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失误：一味地在其他国家笼络执政集团并与之相互分肥，却长期忽视当地民众的利益与情绪，最终必将害人害己。斯坦恩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人都在诘问“谁失去了中国”：

“答案是：没有人。中国并没有被失去——我们从来就没有得到它。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没有赢得过中国，他只是美国外交政策所信奉的‘理想主义的现实政治’理念的一个早期受益者——这种关系隐约带着一种讽刺的意味，那就是‘蒋某某可能是个狗娘养的，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是我们家的狗娘养的’。……与一个政权结盟和与一个国家结盟，这其中有着天壤之别，不同之处在于——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塔和另外15个沙特人开着飞机撞向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玻璃窗，从中不难看出‘狗娘养理论’的不靠谱之处——你以为只要美国和穆巴拉克总统或沙特王子们交好，你就可以对埃及和沙特人民愤怒狂暴的反美情绪置若罔闻了？!”

一言以蔽之，倘若一国政府尸位素餐、将希望寄托于依附强权和资本，倘若一国民众游手好闲、将希望寄托于坐等福利和救济，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租不如乞要援助”的谬论影响下，迟迟不去建设本国的自主工业化——无论何时，这样的国家都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正因如此，“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当前，“促进中东工业化，开展产能对接行动”，已成为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合作共赢的重要内涵。产能合作契合中东国家经济多元化的大趋势，可以引领中东国家走出一条经济、民本、绿色的工业化新路，帮助中东国家花较少的钱尽早建立起钢铁、电厂、建材、玻璃、汽车制造等急需工业，填补产业空白，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在重视整体性的中国方案看来，只有实现了自主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消除战乱与贫困等安全问题的根源，最终关上地区冲突与恐怖主义的水龙头。

对于帮助他国实现自主工业化，美、欧、日等传统强国从来不曾积极。在倡导“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时，只有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国家，而非像殖民主义或霸权主义那样压制当地工业发展、迫使他国永作自己的经济附庸，中国才可能最终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诚如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所强调：

“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

《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反映了西方政治保守派的立场与观点，作为本书译者和中国外交的研究者，在此我还是希望再次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从金融海啸到难民问题再到恐怖主义，以中华文化的视角观之，都是相互关联、彼此生发的病征而非病根;鼓吹“文明冲突论”，对于解决问题而言，不但毫无助益、而且平添祸端。在对中东地区狂轰乱炸之时，个别西方强权一定不曾料想，仅仅几年之后自己便会被因战乱而生的中东难民卷入危机之中。中国人自古即明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唯有坚持推己及人、和谐共生，人类世界才可能拥有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

在此奉劝某些传统大国：与其在“极端政治”的窠臼中“左奔右突、千山独行”，不如尽早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弃霸从王、回头是岸”，借鉴中华文化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尊重世界上一切勤勉劳动的民族和文明，与中国一道推动建设有更多国家脱贫致富、而非少数国家垄断成果的新型国际关系。试想，倘若人人自立、国国自强，世间既无霸凌、也无依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皆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岂不正是中国人所憧憬千年的大同世界吗？（作者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室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