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首签军事协定意欲打造“亚洲版北约”

韩日两国政府于11月23日正式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这份在1989年由韩方率先提出，历经27年方才正式签署的协议是韩日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首次签署军事合作协定。该协定是韩国内外因素共同催生的结果，美日韩各取其利，但却给东北亚安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韩国政府之所以在短时间内重启协定谈判，并迅速完成草签、正式签署过程，并不是单方面原因造成的，而是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催生而成的。

从外部因素来看，首先，*韩国与日本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源于在安全方面的“困境”，即韩国对朝鲜以核武及弹道导弹技术为主的军事力量发展有所忌惮，这是协定之所以如此迅速签署的根本原因。*姑且不论实际效果，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一样，《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表现出韩国政府希望借助外力抵御来自朝鲜军事威胁的主观意愿。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对峙局面以及域外势力的持续介入，使得朝韩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敏感性加强，朴槿惠政权亦不外如此。

其次，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在即，其意欲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种种表态，令韩国感到不安。如果失去美国的强力支持，韩国在安全方面的对朝优势将面临严峻考验。无论是想抢在奥巴马卸任之前通过该协定与美国绑定，还是试图构建美日韩“反导反核”同盟，均是在为美国特朗普时代可能的战略收缩而寻找安全保障新出路。或许韩国的想法是，面对由于美国总统换届而可能产生的战略调整，将其在安全领域对韩国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尽可能继续维持在安全领域的对朝优势。

最后，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快速签署在技术层面并不意外，因为双方在2012年几乎已经完成了相关谈判事宜，只是在签署当日韩方迫于民众压力紧急叫停。所以，双方此次重启谈判之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复杂，可以快速达成一致并进入签署程序。

诚然，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迅速签署也离不开韩国国内因素的影响。目前，受到“亲信干政”事件的影响，朴槿惠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韩国政局也日趋混乱。朴槿惠政权速推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意在将公众及反对党的视线集中到更为敏感的安全领域，试图以抛出“性命攸关”的安全问题挽救其“政治生命”。同时，这种“决断力”意在提醒反对党及民众，其依然“大权在握”，仍然能够做出决定国家安全的决策。但朴槿惠政权想以此力挽狂澜的机会微乎其微，该协定很可能会成为朴槿惠政权的“政治遗产”。

从效果上来说，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对于韩日及其盟主美国都可带来战略收益。

对于韩国而言，协议的达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韩国在抵御朝鲜核武器及弹道导弹方面的不足。即韩国可以在其固有人力情报网络的基础上，换取日本通过雷达、卫星获取的相关情报。通过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及签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韩国全方位提高了自身的反导能力，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在安全领域的对朝优势。

日本则通过缔结该协议获得如下战略收益。首先在双边层面，该协议的签订可以在理论上视为韩日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两国的合作范围拓展到军事领域。其次，从地区范围看，韩日签订该协议使得日本对东北亚安全问题获得更多话语权，从而成为日本参与东北亚事务的筹码。最后，该协议的签订符合日本充当“政治大国”的对外战略诉求，成为其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摆脱国内军事禁锢，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干预地区及国际事务的借口。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通过这一协定扫除了其在东北亚乃至亚太构筑新同盟体系的障碍，得以继续深化其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尤其是军事部署*。美日、美韩间的军事同盟可能扩大为美日韩三国或更大的“亚洲版北约”。*在美国的战略利益考量中，朝鲜只是其战略布局中“棋子”，其长远战略是针对中、俄的军事存在。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为主体的反导系统，将在日韩得到全面部署，这不仅体现美国保护亚洲盟友的承诺，也构筑起一套集情报收集、导弹防御于一身的综合系统，强化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

可以预见，韩日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这势必会引起朝鲜的反应，从而引发新一轮军备升级，使得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在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同盟思维下，推动美日韩同盟构建，此“亚太小北约”所设定的“共同威胁”是否仅限于朝鲜？值得其他东亚国家高度警惕。*总之，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已将东北亚置于更加危险的紧张局势之中，危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谢若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海外网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