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西方文化优势已成社会拖累

西方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自由派文化主流，在过去一些年对西方维护文化优势发挥了极大作用。

比如，过去西方的资本贪婪吃相难看，巨贾富翁大腹便便。但现在财富浪漫化，新大亨如盖茨、扎克伯格都是关爱慈善的典范，谁想骂都难找着力点。炫富摆阔都是新兴国家或石油输出国会闹出来的，西方反而不是这样。比如资本主义过去只赚钱不环保，但现在西方最环保，最关心人类。非西方要发展反而陷入矛盾：不发展就受穷，发展就难环保。再比如原来同性恋等边缘群体都受轻视，但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精英。这些观念促进了劳动力多样化，精英多样化，对非西方反西方的文化冲击很大。可以说，这些自由派文化是主导这一波全球化的文化力量。

批传统资本主义容易，说它贪婪低级就行，但批这些新的文化优势很难，它把什么“理”都占了，还掌握了人类的大话语，非西方想找理由反驳都不容易。

中国许多“文艺青年”深受这些观念影响。随着中国中产化的大进程，文艺青年越来越普泛化，物质生活的细腻精致和精神生活的超越性一起被想象。而文艺青年在中国语境中的话语权和自信都很强。否定中产普通生活，追求诗意浪漫，这些超越了原来中国语境中对左右的传统定位。传统左右在这些话语面前都显得相对老派，往往难以回应这些新话语的冲击，于是新话语几乎无往而不利。

最近的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特朗普当选，都与西方60年代的这股潮流有关，前者是它已经完全主流化，被社会充分承认，后者却是它受到冲击的标志。特朗普胜选或英国脱欧的震撼就在于这是西方内部传统中产掀起的“颜色革命”。在这套话语中，这些西方传统中产没得到好处，反而经济地位下降，生活受到冲击。而西方在中东等地做大事，反而遭遇大的难民潮，这就是“反噬” 。西方那一套文化优势变成经济社会的拖累，内部的社会基础不答应了，就用选票说话。

这和全球化这些年的变化有关，也和西方国家内部人口和社会状况的变化有关。这让自信满满，觉得自己非常正确的那些“文艺青年”也感到震撼。这个“逆全球化”的后果和发展很值得深思和观察。原来视为西方“软实力”最强大的多种族、少数话语、高调环保、流动自由、财富的浪漫化等苏联东欧瓦解后被奉为圭臬的、60年代以来自由派的所谓“白左”“圣母”观念被逆转，全球化天然是对西方有利的观念受了冲击。老派的勤奋工作、注重实利的中产话语回归。

西方内部的变化对外部的冲击很大：一是回归国家利益和认同等传统现实主义观念，二是西方追逐实在经济利益和“再工业化”的期望上升，三是西方内部利益调整，工业化时代崛起的传统中产要求重回主流。这样西方内部的国内矛盾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都会上升，对新兴国家的影响有利有弊。利是西方的文化优势被冲击，原来靠所谓“价值观”对话语权形成的挑战减弱;弊是经济利益的直接争夺会加剧，世界将回到一种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竞合关系。

未来在不确定中展开，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90年代以来的思潮和方向面临着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尚不清晰，但肯定和过去不同。(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