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台湾的经济困境还有出路吗？

唐永红教授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经济平台执行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红教授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发表专文*《当前台湾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作者认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在根本上有赖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有赖于两岸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台湾对外经济空间的尽速拓展。没有稳定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台湾经济体将进一步边缘化，要素资源必将进一步净流出，产业创新与结构转型必将进一步放缓，台湾经济必将进一步空洞化并沉沦，贫富差距必将进一步扩大，阶层矛盾必将进一步深化。届时，台湾经济将可能在‘闷经济’中窒息。而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两岸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台湾对外经济空间的尽速拓展，有赖于台湾民进党当局接受‘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认同‘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否则，无疑将动摇海峡两岸和平稳定与合作交流的政治基础。而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两岸关系不稳，台湾经济难以好转。”文章内容如下：

台湾经济成长以2000年为节点：在2000年之前为高速成长时期，从1962-2000年年均成长率高达8.6%，不仅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而且创造了“均富社会”的“发展奇迹”；在2000年之后则进入了总体上趋于逐渐减速和贫富分化加大的低速成长阶段。2001-2015年台湾GDP年均成长率约为3.7%，较之于1962-2000年，已是天壤之别。原因何在？当前面临发展困境的台湾经济的根本出路又何在？

台湾经济发展需要有效进行全球化运作

众所周知，台湾自身是一个有着较好的国际经济区位，但资源、腹地、市场相对有限的浅碟型的小型岛屿经济体。因此，台湾经济发展需要在投入端和产出端实施较之于大型经济体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的经贸政策措施，以型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环境，并可以有效进行国际化（全球化）运作，克服经济发展面临的岛内资源要素与市场规模的局限与约束。在投入端，台湾需要通过较之于大型经济体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开放政策措施，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国际直接投资（FDI），整合善用岛内外资源要素。在产出端，台湾需要通过与其他经济体签订自由贸易等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协议，优化出口环境，为岛内生产的产品（货品与服务）开拓外部市场空间并提升国际竞争力。

20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以来的发展历史也表明，有效地进行国际化（全球化）运作对台湾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依据发展模式的不同，根据李国鼎先生的划分，1949年以来台湾经济大致可分为进口替代阶段(1950-1962)、外向型阶段(1962-1980)、技术密集阶段(1980-至今)等三个发展阶段。无论是在哪个发展阶段，台湾经济都或深或浅、或多或少地在参与国际化（全球化）运行。即便是在1950-1962年经济恢复和农业快速发展的进口替代时期，台湾也出口一定的初级产品以换取进口替代所必须的部分机器设备等生产工具。而在1960-1980年代的外向型发展阶段，台湾更是与美、日、欧等当时的国际化（全球化）中心维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在吸引FDI进入以增加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同时，把台湾生产的产品的大部分出口销售到美、日、欧市场，以这种国际化（全球化）运作方式，一方面克服了岛内资源要素稀缺的约束，另一方面克服了岛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局限，从而获得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

在进入技术密集阶段到2000年前，在当时的国际经济格局尚未明显变化（美、日、欧依然维持全球化中心位置）的情形下，台湾依然通过全球化运作获得高速经济成长，并以“均富社会”、“藏富于民”的发展理念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创造了公平与效率兼得的“台湾奇迹”。在成长方面，1962-2000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平均达到8.6%；在分配方面,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阶层与占人口20%的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大致在4至6倍之间，而且，居民的收入差别伴随经济高成长而不断缩小。

投资意愿进而投入不足导致经济低速成长

台湾经济成长以2000年为节点，在2000年之前为高速成长时期，在2000年之后进入了总体上逐渐减速的低速成长阶段。2001-2015年台湾GDP平均年成长率约为3.7%，较之于1962-2000年平均高达8.6%的成长率，已是天壤之别。原因何在？众说纷纭。

一些人认为，从各经济体长期成长走势的国际经验看，台湾经济已经迈过高速成长的发展起飞阶段进入低速成长的发展成熟阶段，不太可能再现高速成长。但这个所谓的国际经验至今尚未被证明为一个经济规律。现实世界中同为“四小龙”的韩国经济继续维持中高速成长，以致人均GDP超越台湾就是上述经验所不能解释的。

也有一些人认为，台湾经济外向性程度高，深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而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2000年以来全球经济波动频繁，动荡不安；加之台湾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缓慢，国际竞争力下降。这影响到台湾出口扩张，从外需拉动角度影响到台湾经济成长。这有些道理，但依然不能解释处于同一国际环境的同样外向型的其他经济体的成长表现，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台湾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缓慢以致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实际上，2000年以来台湾经济低速成长的主要直接原因在于资源要素（资本、人才）长期净流出，导致岛内投入长期不足；资源要素净流出、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台湾投资机会较少且投资环境不好。投资机会较少且投资环境不好，导致岛内外投资人投资台湾的意愿严重不足，从而导致资源要素长期净流出，结果，台湾经济赖以发展的生产要素长期投入不足。生产要素长期投入不足导致产业创新不力，致使台湾在传统产业出走的同时新兴产业出现缓慢，结果导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和国际竞争力下降，乃至第二产业空洞化、第三产业供给过剩（第三产业因第二产业空洞化而失去服务对象，以致竞争激烈但竞争力不强，其成长以及对就业的吸纳有限），最终导致台湾经济陷入低速成长、失业率增加、工资冻涨、贫富分化加大的困境之中。

岛内外投资人投资台湾的意愿不足，进而导致台湾投入严重不足。这体现为近年来台湾投资增加速度远不如国民储蓄增长速度，导致超额储蓄屡创新高，超额储蓄不断累积，超额储蓄率（超额储蓄占当年国民总收入GNI的比率）居高不下。根据台湾当局历年统计数据测算，自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台湾共累积的超额储蓄达15.3918万亿元新台币，意味着台湾15年间累积了15兆新台币之多的闲置资金，而且这个规模还在继续扩大。再者，自2000年以来，台湾的超额储蓄率呈上扬趋势，自2000年2.52%上升至2014年的10.96%，说明目前岛内一年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产出未能得到有效利用。

自由化不足与边缘化加剧导致投入不足

台湾投入不足主要缘于岛内外投资人投资台湾的意愿不足。投资意愿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台湾投资机会较少、发展环境不好。而投资机会较少、发展环境不好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自由化不足、边缘化加剧。自由化不足、边缘化加剧致使台湾不能进行有效的全球化运作，导致岛内外投资人投资台湾的意愿严重不足，进而导致台湾经济的投入严重不足，结果经济相应低速成长。

自进入政党政治、选举政治以来，台湾内部政治生态与意识形态日益制约台湾的经济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的推进，影响到台湾经济发展的机会与环境。表现为：一是防弊重于兴利的思想使得保护主义盛行，经贸活动自由化与便利化政策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经贸活动正常化、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难以推行，使得台湾经济发展机会严重不足，也因与全球化中心不能自由便利连接与交流合作，使得台湾经济边缘化，包括出口环境与投资环境的经济发展环境恶化；二是政党恶斗牵制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及时出台；三是政局不稳又导致出台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无法持续推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蓬勃发展，而台湾在外部经济空间的拓展方面几乎没有收获，导致台湾经济边缘化加剧，影响到台湾经济发展的出口环境与投资环境。台湾经济边缘化的加剧，极大地伤害了台湾的出口环境与投资环境，造成岛内外投资人看淡台湾经济的发展环境，不仅岛内的资本和产业不断外移，而且岛内外资本都不愿意在岛内投资，进行产业创新。在这种背景下，投资意愿持续下降，导致投入严重不足，产业空洞化，经济成长与薪资水平几乎停滞不前，社会贫富分化与有效需求不足加大，陷入恶性循环。

两岸关系攸关台湾有效进行全球化运作

在中国大陆是经济全球化中心的形势下，两岸关系非正常化导致台湾难以有效进行全球化运作，从根本上影响到台湾经济发展。首先，政治关系影响经济关系，两岸关系非正常化导致两岸经济关系至今没有正常化，更不用提两岸经贸活动自由化了。而在中国大陆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与经济全球化中心的情形下，成为台湾第一大经贸伙伴的情形下，两岸经济关系的非正常化与两岸经贸活动的非自由化，又导致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因两岸贸易、投资、金融、旅游未能全面充分展开，而直接制约了两岸经济关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潜力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因两岸之间不能自由便利顺畅的交流合作，而显着影响到台湾经济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实际上显着加剧了台湾经济的边缘化，影响到台湾经济全球化运作的效率，进而影响到台湾经济发展的机会与环境。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尤以后者为重，因为，在中国大陆成为全球化一个重要中心、成为台湾第一大经贸伙伴的情形下，当前在台湾岛内经营的企业或多或少需要与在大陆经营的企业或大陆市场保持顺畅的连接关系；台湾若不能与大陆这个全球化的中心保持自由便利顺畅的交流合作，那么无论台湾对外签订多少个区域合作协议，台湾依然是一个边缘化的地方。

其次，两岸关系的非正常化，也势必影响到台湾拓展外部经济空间的可能性与成效，从而影响到台湾经济的出口环境与竞争力，进而影响到台湾的投资环境。蔡英文“5.20”就职演讲中提出，“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强化经济的活力与自主性，加强和全球及区域的链接，积极参与多边及双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包括TPP、RCEP等，并且，推动新南向政策，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蔡英文当局不仅希望拓展台湾的对外经济空间，而且希望实现对外空间的多元化。这虽然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对外经济空间的拓展，首先需要遵循国际经济发展势头顺势而为，偏离全球化中心的逆向操作将只会加剧台湾经济的边缘化。此外，台湾对外空间的拓展还必须考虑国际政治格局下的现实可能性，否则只会徒劳无功。事实上，台湾民进党当局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一为13亿多大陆人民与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的两岸关系性质定位，两岸关系势必难以正常化，相应地，这势必会影响到台湾试图与大陆的邦交国签订经济合作协议以拓展对外经济空间的现实可能性与成效。

总之，在大陆成为全球化中心的背景下，两岸关系非正常化，不仅直接限缩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因而直接限缩两岸经济关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而且显着影响到台湾与经济全球化中心的自由便利连接，以及台湾对外经济空间的有效拓展，因而加剧台湾经济的边缘化，严重冲击到台湾经济发展的机会与环境，致使在台湾经营的企业难以有效进行全球化运作。

从现实层面观察，近年来，台湾社会深陷民粹主义的泥淖，台湾经济也越来越明显地困囿于岛内政治生态与意识形态而逐渐消沉。面对日渐崛起的中国大陆，在倾向“台独”的政党政客以及教育与媒体系统刻意营造的“仇中”、“恐中、“拒中”、“反中”氛围中，台湾方面对大陆所释放出的善意与诚意仿徨而纠结，对大陆经济成长与对台政策所带来的诸多机遇采取保守主义的策略，形成了目前台当局“应为而不想为”、“当为而不敢为”，意欲参与的台商企业受政策束缚“想为而不敢为”的局面。

甚嚣尘上的民粹政治掣肘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大陆政策。表现在先前两岸“三通”长期不通以及至今两岸经贸关系非正常化，更不用说两岸经贸活动的自由化了。在中国大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中心、成为台湾第一大经贸伙伴的情形下，这必然导致台湾经济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情形自李登辉当局后期提出“两国论”、推行南向政策开始以来直到陈水扁当局下台，已长达10年有余了。长达10余年的经济边缘化，是任何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中的不堪承受之重，让台湾经济“失去十年”。

自2008年国民党再次执政台湾以来，海峡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开启了陆资入台投资与产业合作的步伐，并实施了ECFA早期收获清单确定的部分货物与部分服务的贸易自由化，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因此翻开了制度化合作的崭新篇章。这一方面透过两岸贸易、投资、旅游直接为台湾经济成长提供了一定量的活水，特别是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让台湾经济的边缘化态势有所缓减。

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因素特别是社会政治因素的干扰，海峡两岸未能及时抓住机会大开大合地开展两岸制度化合作，及早全面实现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化与两岸经贸活动的自由化。两岸经贸活动正常化与自由化进展缓慢，两岸旅游、两岸贸易、两岸投资、两岸产业合作只是迈出一小步，未能充分展开，导致两岸经济关系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潜力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导致多数行业多数群体尚未从中受益。与此同时，两岸经贸活动正常化与自由化进展缓慢，也使得台湾经济的边缘化态势未能根本性地、大幅度地扭转，进而最终台湾的发展与台湾民生经济未能根本性地、大幅度地改善。台湾广大民众因此“无感”，加之意识形态的全面失控，最终导致国民党再次丢失执政权。

更为糟糕的是，当前蔡英文当局拒不接受“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现状与原则，必然导致两岸关系正常化以及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与两岸经贸活动自由化进程的中断。而与此同时，台湾拓展外部经济空间的努力，也将因两岸关系的非正常化衍生的两岸政治互信不足的问题而难有斩获。可以预期，在中国大陆继续维持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与经济全球化中心的情形下，台湾经济将因两岸关系的非正常化继续且进一步边缘化，难以好转，更难以再次起飞。

台湾经济走出低迷困境的根本出路

综上所述，近20年来台湾经济低速成长问题，根源于内部政治生态与意识形态影响到台湾经济政策特别是大陆政策与时俱进的调整。在中国大陆成为经济全球化中心、成为台湾第一大经贸伙伴的现实背景下，两岸关系非正常化以及相应的两岸经济关系非正常化、两岸经贸活动非自由化与便利化，造成台湾经济自由化不足与边缘化加剧，出口环境与投资环境等经济发展环境不断恶化，难以有效进行全球化运作，导致岛内外投资人投资台湾的意愿持续且显着下降，进而导致台湾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源要素长期严重投入不足，结果流失发展机会。

因此，因应经济低迷困境的根本之道在于加快经济自由化、扭转经济边缘化，特别是在于正确处理两岸关系，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与两岸经贸活动自由化，以改善包括出口环境与投资环境的台湾经济发展环境，进而提升岛内外投资人投资台湾的意愿，促进岛内外资本投资台湾，从而促进台湾产业创新、经济成长、就业增加、薪资提升，助力经济结构、“三中一青”、贫富分化等社会民生经济问题的解决。否则，没有投资，哪有产业创新与经济成长、就业增加与薪资提升？没有经济成长，“三中一青”、贫富分化、社会保障等社会民生问题将只会进一步加剧。一句话，不能改善两岸关系进而改善台湾发展环境，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中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蓝图将成为难以实现的黄粱美梦。

实践中，台湾经济发展要走出困境，就必须以全球化下经济自由化与便利化的理念，塑造开放经济的舆论，同时在经济体的投入端与产出端实行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开放政策措施，并且克服“逢中必反”的民粹言行，让这种更加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开放政策措施一体适用于中国大陆。

一方面要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开放境外资本、人才等要素的流入，包括开放大陆资本、人才等要素的流入，让境外资源要素有机会流入台湾，当然也要开放包括大陆的其它经济体产品（货品与服务）的流入以促进竞争，从而促进台湾技术产业化与产业创新，繁荣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最终促进结构调整、经济成长、就业增加与薪资提升。

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好两岸关系，在“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两岸关系正常化以及相应的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两岸经贸活动自由化与便利化，进而寻求大陆的支持以拓展其它外部经济空间，包括参与RCEP、TPP以及与其它经济体签订FTA之类的自由化与一体化协议，等等，从而为台湾生产的产品（包括货品与服务）提升国际竞争力，打开外需市场，包括大陆市场，从而克服台湾市场狭小的制约，实现规模经济，并让岛内外资本愿意投资台湾，岛内企业可以增资扩产。

总之，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在根本上有赖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有赖于两岸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有赖于台湾对外经济空间的尽速拓展。没有稳定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台湾经济体将进一步边缘化，要素资源必将进一步净流出，产业创新与结构转型必将进一步放缓，台湾经济必将进一步空洞化并沉沦，贫富差距必将进一步扩大，阶层矛盾必将进一步深化。届时，台湾经济将可能在“闷经济”中窒息。而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两岸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台湾对外经济空间的尽速拓展，有赖于台湾民进党当局接受“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认同“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否则，无疑将动摇海峡两岸和平稳定与合作交流的政治基础。而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两岸关系不稳，台湾经济难以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