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转民：从盲目漫天撒网到自觉成就卓越

原题：中国军转民：回顾与展望(本文有删节)

作者：刘戟锋 石海明

刘戟锋：少将，国防科技大学智库副主任、军事高科技培训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导，国家“四个一批”优秀理论工作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

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国防科技》杂志编委，中国军视网特约评论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记者：既然谈到军转民，记得您曾经对此类问题有过系统的研究。

答：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因为工作的关系，持续关注过一段时间，并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撰写过一些论文。我国过去在军转民方面也曾有过很好的经验，但总的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客观割裂了军民关系，结果使本来就十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部门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已使军事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但也应看到，由于过去沿袭下来的军民之间的人为篱笆尚未完全打破，特别是有不少人还存在着把军事技术转移仅仅看作权宜之计，而不是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战略举措的认识，这种认识无论是对我国军事技术还是民用技术的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

记者：就您的研究来看，我国军转民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答：这需要基于一个大时段、大尺度的考量才能看得出来。这样说吧，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是战争机器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曾经肆虐为灾难性的恶魔，这就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一连串残酷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是人类在理性的控制下，自觉地将已经走上军事轨道的科学技术转向和平利用，这就形成了一项铸剑为犁的旷古伟业——军转民。当然，科学技术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结果，说明它既可能是毁灭力，也可能是创造力，在将毁灭力转化为创造力的过程中，中国的经验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不但在理论上深刻地反映了邓小平的军民结合思想，为冷战后时代的到来作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导向，而且在实践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从而庄严地宣告了军民分割历史的终结。

记者：如此说来，我国军转民首先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答：我国现代大规模的军转民工作开始于1979年，这是我国决策层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所作出的先声夺人的战略性反应的结果。因为，当代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经过解放后几十年的艰苦建设，到70年代末，已形成一个功能齐全、设施配套、布局合理、队伍庞大的相对独立体系。这个体系对于增强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对于捍卫国家独立主权与安全，对于维护世界和平，都曾作出了功不可没的历史性贡献。

但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极富挑战性的新变化：从国际形势来看，随着70年代以来军备控制代替军备竞赛、对话代替对抗的历史性潮流的形成，表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避免;从国内形势来看，由于1978年之后，我国的国家战略重点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往处于战时体制的国防建设相应确立了服从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新的指导方针。这样一来，我们庞大的国防工业便面临着一个十分尖锐的生存矛盾，即一方面，随着国防工业体系的建立，三线建设的完成，军工生产能力成倍增长;另一方面是军品订货急剧下降，在生产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

记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领导人为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制定了“军民结合”的方针。

答：按照“军民结合”方针的要求，军转民就是要对国防资源进行和平开发，实质上是对国防系统的生产要素进行分解和重组，力求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物资资源商品化，设备资源弹性化，技术资源产业化，人力资源通用化和市场资源多元化。当然，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由于过去国防系统的过量积累，既造成了设备、技术、人才的孤立，也导致了国防物资用品的严重积压与市场的封闭，这种状况很不适应新时期国家的战略要求，也不利于国防科技工业系统自身的发展。

于是，如何挖掘设备、技术、人才的潜力，使之由单纯服务于国防建设，转向同时也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开拓国际国内的民品市场，形成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便成了国防科技工业系统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从1979年开始，我国庞大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应变新形势的结果，终于汇成了世界现代史上蔚为壮观的军转民洪流。

记者：在这一历史转型过程中，我国主要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答：十几年来，军转民在我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迫推向市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纳入国家计划阶段。具体而言，随着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从1979年起，国防军工生产任务大幅度下降，致使许多军工企业，特别是一些停建、缓建的三线军工企业陷入了停产、半停产的困境。为了渡过难关，解决吃饭问题，不少军工企业被迫走上军转民道路。

这个阶段军转民的特点是漫天撒网，缺乏远见，盲目性很大。一方面不少企业把军转民只看作是解决眼前困难的权益之计，另一方面许多企业都把眼光盯在当时的一些紧俏商品上，争上自行车、电风扇、缝纫机等产品。由于没有充分发挥军工企业的技术优势，上的产品大都是低档大路货，成本高，缺乏竞争力，上得快，下得也快。

到1982年，军转民工作仍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随后，从1983年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联合对军工企业的民品开发进行了规划。国务院还召开了专题研究我国军转民的常务会议，指出军工企业搞民品生产、技术转让，不是为了找饭吃，是要为国民经济服务，这不是权益之计，而是长期方针。

1986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调整了军工管理体制，为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纳入国家统筹规划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解决了国防科技工业在上层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的军民分离的弊端。1990年，我国的军转民又从局部行业性方针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次。在这个阶段，广大军工企业普遍扭转了单纯依靠军品的思想，提高了军转民的自觉性。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被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轨道，而军工企业通过大力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和产业，也避免了与民争饭吃的现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记者：从1979年到1995年，我国军转民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困难吧？

答：是的，当时在《中国军转民：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我从地理、技术、体制、政策及观念五个方面分析了导致军转民困难的原因，并提出在思想观念方面，我国军工部门和企业必须彻底打破传统的“等靠要”思维模式，树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的观念意识，这就是战略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