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人口规模对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有害无益

文丨梁建章（人文经济学会荣誉理事、携程网董事长）

黄文政（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2016年11月3日《北京日报》报道新上任的北京市代市长蔡奇表示，必须下更大力气，采取更有力措施加强人口调控；大气污染防治是一场攻坚战，必须在狠抓各项措施落实上见真章；要加快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要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和道路疏堵工程建设，努力缓解交通拥堵。

毫无疑问，大气防治、污水和垃圾处理以及交通设施建设等措施都有利于治理北京的“大城市病”。但我们认为“加强人口调控”对治理“大城市病”不仅有害无益，而且制造各种问题和矛盾。

一，人口控制能缓解“大城市病”吗？

前任北京市长王安顺曾多次强调“人口控制”。例如，2014年3月，王安顺市长表示：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的三十分之一；电主要靠外部供应；蔬菜、粮食大部分由外埠调来。在这么严峻的资源短缺情况下，如果北京的产业从低端到中高端都要做，对人口也不加以控制，大城市病会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思路下，北京的人口控制愈演愈烈。今年10月，北京市运管局副局长马瑞，在回应要求网约车“京人京牌”的问题时表示，北京“城市病”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严重影响首都核心功能的发挥。而规定网约车“本市户籍、本市车辆”就是从治理“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上考虑的。

这种用从业资格来控制人口的做法，不仅伤害了北京2000万市民作为网约车潜在用户的利益，也是一种制造社会矛盾的户籍歧视。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认为：“网约车监管不能漠视穷人的权利，不能与穷人过去不去，大家仔细看看那几条规定，限车牌、户籍等等都是跟穷人过不去。”

更重要的是，人口控制政策真的缓解了北京的“大城市病”吗？对此，我们不禁要提出下面这些问题：

北京人口控制政策减少了多少人口？这些减少的人口降低了多少资源需求, 又缓解多大的交通压力，在多大程度改善了空气质量？是选取何种指标来衡量这些效果？这些指标的选取又是否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即便假定这些指标有所改善，那么这种改善在实证分析上多大程度可以归因于人口控制？

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口控制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创新有多大的负面影响？这种机会成本是否有过评估？人口控制减少了北京多少税收？通过减少税收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市民福利？更进一步，北京人口控制政策又造成了多少孩子必须离开父母回原籍上学，这种代价对受影响的家庭有多大，对政府的形象和信誉又有多大影响？如何证明这些代价是值得的？

迄今为止，我们也未见到北京市对上述这类问题有过被学术界认可的详细的评估报告。我们甚至不知道，北京市到底有没有邀请过独立的有信誉的机构来分析这些问题。如果要继续进行人口控制，那么首先就应该深入研究上述这些问题，并且在每一点上找到足够的证据和充分的论证。做不到这点却去继续进行人口控制，等于把城市建设的理念基于想当然的臆想之上。

就我们所知，北京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也在经济学界和城市规划领域遭受广泛的批评。甚至连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也认为，特大城市限制人口是开错了治理城市病的药方。

二，北京的人口是不是太多了？

根据可比的Demographia数据，北京建成区（指街区在空间上的连续区域，不含隔断的郊区）的人口规模1800多万，在全球排在第11位。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人口规模其实是偏小的。一亿多人口的日本，其最大城市东京有3700万人口。作为十多亿人口国家的最大城市，北京和按照正常的经济规律，应该按照5000万人口来规划，才能够把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北京控制人口用得最多的理由是，按人均水资源，北京属于严重缺水地区。其实，人均水资源都是用来衡量地区，不是用来衡量城市的。同等气候条件下，水资源基本与土地面积成正比。城市一般属于人口密集地区，人均水资源自然会非常低。与国外城市相比也能看到这点。比如，美国南加州地区的降雨量只有北京的70%，用水量大的夏季几乎没有降雨，但当地是美国第二大都会区，最大城市洛杉矶用水的85%需要从外地调入。相比之下，北京从外地调水大约是8%。如果北京因为水资源不足需要控制人口，洛杉矶就不应该存在。

严控控制土地是大城市人口控制的措施之一。这种做法人为恶化了城市的拥挤，也推高了房价，降低市民实际生活水平。实际上，北京的建成区只有可开发面积的20%到30%，所以用北京的土地做一个50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是绰绰有余的。不应该抱着地方割据式的“小农思维”来制定土地政策，在北京等大城市留出耕地，反而去占用偏远地区的耕地大力开发中小城镇。而且，由于一线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通常要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农村，这种地方割据式的土地政策严重浪费我国的土地资源。

三，北京的交通拥堵是因为人口太多吗？

按机动车数量来计算，北京在全球排不上号，但拥堵却比较严重。这与北京的城市规划和道路规划不足有关。北京的城市规划曾一度按照800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道路、地铁、学校和医院等设施严重不足，导致交通拥堵等各种城市病。如果按照5000万人口规模来规划，交通会比现在好得多。以道路规划为例，纽约市25%的面积用于道路建设，北京是7%。北京城区的道路虽宽但间隔远，非常稀疏，而且几乎没有高架路。如果北京继续人口控制思想，以所谓人口规模“天花板”来规划道路建设，未来问题恐怕会更严重。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北京拥堵问题呢？首先是在新区建设上，至少应以保证每户两辆汽车的正常使用为标准来规划道路网络。其实，即使在寸土寸金的地方，将合理比例的土地用于道路建设，不仅不会降低土地收益，反而会推升道路以外的土地价值，让区域土地整体价值提高。至于老城区的道路交通问题，需要更精细化的改造和管理。除了进一步改造路网，疏通某些结点外，还可以优化交通信号系统，充分利用现有道路。

四，提升空气质量需要严控人口吗？

提升空气质量并不需要通过严控人口来实现。比如，洛杉矶从1940到1980年代雾霾也比较严重，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从1950年到2000年，洛杉矶都市区的人口从425万增至1466万，但一级污染天数从1977年的121天降到1989年的54天，再降到1999年0天。

北京的空气污染有一定区域性因素，部分原因是周边污染源所致。若整个区域污染得不到整治，即使把北京人口减少一半，雾霾天气也未必能得到根本性缓解。河北那些人口远少于北京的城市的污染其实比北京还严重。相反，如果把控制人口的决心和力度用来治理污染，对空气质量提升的效果要好得多。而且，城市越大，能源和公共交通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城市依靠密集的地铁网络来解决出行难问题，同时可以减少汽车废气排放。

五、如果实现人口控制目标，北京会更好吗？

过去几十年来，北京一直在设定不切实际的人口控制目标，最后一再突破。从1980年到2016年，北京建成区人口从500多万增至1800多万，但北京并没有垮掉，而是变得更好：人均住宅面积从不到7增至近30平米，地铁线路从2增至14条，机场年客流量从100多增至8500万，去上海的航班从每天几班增至上百班。在30年前，从北大乘公交车到王府井要近2小时，而现在乘地铁不到1小时。

虽然这些变化与中国的整体进步有关，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北京按当年的目标，成功地把建成区人口控制在800万以内，而不是现在的1800多万，那北京的基础设施会比现在差得多，财力也会远远不如现在，甚至人均收入也会比现在更低。同样地，如果北京真的实现了新的人口控制目标，那北京会成为受害者，与世界主要城市相比，北京的竞争力也会大幅下滑，无论是财力、活力还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会变得相对落后。

六，控制人口会消弱北京的集聚效应和规模优势

北京是全国性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集中地，在该地的需求和供给匹配能体现中国科技发展的人口规模优势。但严控北京人口规模的政策却在阻止这种具有全国性规模效应的供需匹配，让很多潜在的创新创业机会消弭于无形。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就像我们不应刻意阻止年轻人创业一样，也不应阻止年轻人去大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样的年轻人在不同环境会有不同机遇和成就。李彦宏回山西阳泉可能不会创办百度，刘强东回江苏宿迁可能不会创办京东。

大城市不但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也需要大量的所谓“低端人口”，因为城市高端人才的集聚必然会带来更多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金融和高科技行业离不开餐饮、保洁、安保、快递等服务业的支撑。驱赶“低端人口”只会加大高端行业的成本并普遍降低本土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城市的公共政策应该着眼于为低技能劳动者的下一代提供公平的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机会，让其充分融入城市，成为适应大城市发展需要的劳动者和内需的创造者。

因此，我们殷切希望北京新任市长能够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等措施，从根本上治理北京的“大城市病”。北京应该放弃限制外来人口的思路，而致力于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城市，让更多的外地人来北京安居乐业，生儿育女。无论是北京还是中国其他城市都不应该忘记，人，也只有人，才是城市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