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兴：颜宁怎么衡量幸福

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评论员 李洪兴

号称“清华最年轻博导”的颜宁教授最近又火了。之所以说又，是因为在今年中央邀请到北戴河休假的56位专家中，颜宁就曾以“最年轻”的青年才俊引人注目。

这一次的火，则是她在一档节目中讲了一个有关“幸福”的故事。学生曾问她，与电视剧《欢乐颂》的主角安迪相比，你付出的努力更多、名望更高，赚得很少，会感觉不平衡吗？答曰：金钱不能成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一问一答，道出了多数人“想要与得到”的挣扎。

现代人面前都摆着一道“幸福难题”。就像斯基德尔斯基父子在写《金钱与好的生活》这本书时，他们的朋友问道，“你们不是打算告诉我们，你们认为多少钱才够吧？”这本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探讨金钱与美好生活关系的著作，正是聚焦于此，“多少钱才够”“够是相对于什么来说”等问题伴随始终。

之所以是“难题”，是因为有关金钱与幸福感相关性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结论更是悬而未决。即便在马克思看来，“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的资本主义，也没能满足人们对财富和金钱的追求。相反，经济上的不知足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这种渴望植根于人的本性。

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几乎就等同于美好生活。美国“大萧条”时期，很多人对资本主义不抱有任何幻想，凯恩斯在1928年对剑桥大学本科生做了一次演讲，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他预测，“100年后，先进国家的生活标准将是今天的4—8倍”，并且描绘了舒适工作和美好生活的前景。研究表明，自1930年后70年里，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而工时预计到2030年才能达到每周35个小时。“一个无须工作的未来”并没有到来，在一些国家，富人的工时甚至不降反升。

在当时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减少工作时间或者用更多自由时间做喜欢的事情，体现了一种美好的意义。现实情况是，经济增长并未实现预言中的美好，大多数人还需要辛苦地工作，考虑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世界形势等多重因素的变化，“凯恩斯”们的失败预测也不足为奇。

经济增长或财富增加确实是实现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对国家而言，单纯追求GDP的高速度，加重污染、挤压闲暇、拉开差距等经济增长负效应会逐渐凸显。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对多国进行幸福感与GDP的调查后，发表了“经济增长可以大幅改善人的命运吗”的论文，答案是“可能不会”，这是著名的“伊斯特林矛盾”。

对个人而言，美好生活里不能只有金钱。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钱包逐渐变鼓，但也带来“你幸福吗”的困惑。金钱没有“原罪”，与美好生活也有着密切的相关，但当一个人把对生活的追求框定在物质与金钱之上时，就会像传说中的迈达斯国王，虽被赋予点石成金的魔力，最终却被饿死。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活着的目的应该是让自己开心，但人们终其一生忙碌又受罪，想到这些还真是让人不解。”如今，我们的国家正在面临着从高速增长过渡到可持续增长的阶段，我们每个人则面临着从追求物质过渡到追求幸福的时刻。全面小康带给人们的意义，就是在可物化的指标之外，补全健康、安全、尊重、个性、闲暇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处等种种目标。在发展起来的语境下，“颜宁”们的人生选择不再是被迫或者孤立的。未来几十年，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拜物都将退位成生活的附属品，而探寻可能性、讨论幸福感、为爱好打拼，一定会成为公共空间中不断出现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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