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学生，查面包师，民进党好大的官威

台湾联合报刊发文章指出，一批劳团和工运学生不满“劳基法”修法，冲进民进党总召柯建铭办公室要求辩论，遭到警方强行驱离。台“立法院长”苏嘉全对学生侵犯“立委”个人空间大为震怒，要发表声明谴责学生，因“在野党”反对才作罢。民进党因“太阳花学运”助阵而取得政权，如今却视学生如寇雠，何其讽刺！

往前一天，则是黄姓面包师拍到陈水扁散步影片，遭高雄市长陈菊指责为“滋扰”；随即有高雄国税局和卫生局人员以“接获匿名检举”为由登门稽查，对他极尽行政威吓，进而导致房东不再续租。民进党护扁心切自可理解，但对于一名面包师自发的路见不平，市府却动用高规格手段进行追杀；曾经身为政治受难者的陈菊，会觉得这样的作法合乎民主精神吗？

这两个事例，与民进党执政后的诸多“政策发夹弯”不同，是完全令人无法苟同的事。原因是，这涉及的不只是对特定议题的客观位置改变，而是民进党对民主法治主观信念的扭曲，到了背叛自己、背叛民主的地步。

两年前的“太阳花”事件，民进党把学生当成倒马先锋，护航他们进入“立法院”占领议场，导致国会瘫痪长达廿多天，并趁势以“反中”为名点燃“倒马”引线。而如今民进党当局上台不到半年，却用《服贸协议》同样的手法偷渡“一例一休”的修法，不让委员会讨论即想径付三读。这种作法，与国民党何异？

更离谱的是，学生当时反服贸如果是伸张正义，为何今天反对一例一休就是恶性抗争？为何当时学生瘫痪“立法院”被捧为英雄，而今天占据“立委”办公室就是无理取闹？为何当时入侵“行政院”的学生遭驱离就是政府“血腥镇压”，而今天学生被拖走就是警察正当执法？

最荒唐的是苏嘉全，试问，如果没有太阳花学潮，他何德何能，如何坐上“立法院长”宝座？而如今，他却过河拆桥，一心想着要逞官威。那么，戴着“公民不服从运动”冠冕的学运，到了民进党执政，就只能改当“顺从公民”吗？

面包师事件的转折，也如出一辙。依法论法，作为公众人物及被定罪的卸任元首，陈水扁每天在街上趴趴走，市民在公共场所拍摄他的影像，并不构成侵犯隐私或肖像权。也因此，陈菊指责面包师“滋扰”，其实是一种政治恫吓。随后，市府不过接到一通“匿名电话”，就能连续出动税务和卫生官员上门稽查，将政治恫吓落实为具体行动。试想：面包师多日前即报案称有人在脸书留言恐吓，警局昨天才约询嫌疑人；而陈菊的“滋扰说”一出，市府立刻派人上门找碴。公务员如此“训练有素”闻声行事，怎不令人咋舌？

就在几天前，学术界有一场“加害者的过去式与现在式”的研讨会，检讨了台湾的转型正义问题。其中有学者提到，台湾的政治迫害非常“体制化”，“加害者几乎都是公务员”，但社会大众却似乎不太在意。这些评论所言不差，但基本上都在检讨威权统治年代的现象，甚少注意到加害者“现在式”的部分。以稽查面包师的事件为例，高雄财税和卫生官员的作法，不就印证“加害者几乎都是公务员”的故事并非全是历史事件，而是活生生的现在进行式。

政治哲学家汉纳鄂伦提出“邪恶之平庸性”的观点，目的并不只要检讨纳粹罪行，也不只为透视极权体制之恶，而在提醒人们切勿沉沦于形式和教条，才不会为邪恶所驱使而不自知。撇开苏嘉全不谈，即使像陈菊这样有过美丽岛政治受难经验的人，一旦大权在握日久，似乎也会忘记自己曾经遭遇过的不公，也会忘记底层人民渴望的是什么公平和正义。不管她有没有下令，高雄公务员提着大刀去铡面包师，她不仅塑造了一个“加害者”结构，而且还是发动者。

驱赶学生，查面包师，虽然不是天大地大，却看出民进党基本的民主价值在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