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裁量中国经济需要更合适的尺子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之后，境内外唱空声四起。说明中国经济真实情况、真实逻辑、特定路径，力挺中国经济转型和创新增长，似乎成了一件“不硬气”的事，而长期唱空者则总那么理直气壮。笔者认为，这种现象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与经济理论“西强我弱”紧密关联。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把美欧经济、金融、市场理论当作一把“权威的尺子”，时刻用来测量中国经济的高低深浅。应该说，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中国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资源结构等都处于转型升级进程中，都有其独特性;而西方经济学是在冷战背景下，基于“西方七大制造国”(即今天的“西方七国”前身)产业阶段和基本格局、企业制度和社会宏观治理的基础不断发展变化得来的。在西方经济学权威及其信奉者心目中，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苏联解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应该改造的对象;他们同时认为，如果把这些国家改造了，他们就可以实现“自身全球利益”的最大化。

不过，在发展中国家向传统发达国家“靠拢”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完全复制传统西方国家治理模式，甚至形成了与传统西方国家不同的治理模式，在经济发展上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新兴经济体获得了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后，开始谋求全球政治治理的公平正义。七国集团机制与二十国集团机制并存，东盟、非盟以及金砖国家机制的兴起，欧盟的扩大和改造，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中的博弈，一些国际金融组织被迫改革，都与发展中国家的上述诉求有关。

*这些变化说明，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巨大改变，基于冷战旧格局的传统西方经济的“数据库”“模型塔”应该修正了。*比如，在一个国家内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多少是合适的？财政赤字是否一定要低于3%才安全？房屋租售比处于怎样的区间为宜？再如，中国医生的医院所有制是不是一定要变更为两者分离制？又如，飞机、汽车、石油等跨国企业如何界定其自身利益和进口国的利益？所有这些问题，都要落脚到这样两个问题上：哪些问题是本国发展必然要遭遇的？哪些问题是国际市场分工和博弈造成的？

解答好这些问题，是我们积极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西方经济学在冷战后的发展，是“带着优越感向全球进军”的发展。如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会拿着西方经济学的尺子测量自己的高低深浅，不研究全球博弈大逻辑，过度依赖这把尺子，不自卑连连才是怪事。

中国崛起已经打破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一些陈规陋矩，“全球化的经济学”应该充分纳入中国崛起因素，充分纳入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既博弈又合作的要件，否则，很可能陷入既不能很好地解释自己，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窘境。

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学家不能理直气壮挺中国经济的现象，本质上是 缺乏自己的理论武器。以这样的经济学理念分析中国，就是冷冰冰的经济学，是没有温度的经济学。要改变追随西方经济学信号弹，简单借用西方经济理论架构的做法，须知，从根子上说，西方理论的架构者不可能为新兴国家的根本利益着想。

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宜坚持铸造中国独立处世模式，由跟随转变为积极参与、协商以至部分领导。坚定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从理论上、制度上、实践上破除迷信。(作者是证券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