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稚博：媒体过度商业化让美国人误读世界

随着全球化及社交媒体的盛行，时政类媒体报道正日益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本应聚焦实际政策的美国大选电视辩论沦为双方针对绯闻、丑事、极端言论而进行相互指责、谩骂甚至诽谤的工具，就是个典型例子。

时政类媒体商业化娱乐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公众对于外交政策的认知，并将国际新闻推向边缘化。在这种“全新的”媒体环境中，公众或是加深对于国际事务的固化认知，或是变得越来越漠不关心和无知。以全球媒体商业化和娱乐化的中心——美国为例，以下四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

其一，根据《新闻研究》期刊的一份调查，市场导向型媒体更倾向于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及报道。高质量国际新闻往往需要向海外派驻具有丰富经验和外交政策知识的记者，这使得国际新闻的采集和报道成本很高。由于公众对于国际新闻的关注较低，受商业利益驱使的美国媒体正逐步降低对于国际新闻的报道规模及经费。

据笔者观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美国媒体对于海外事务的报道质量下降，甚至陷入固化的报道模式。比如，很多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当前时政热点时，受人手和经费限制，往往不进行现场采集，只从图片库中筛选与时代脱节的旧照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依靠这些媒体获取信息的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客观认知。而且在政策的解读上，“中国通”类型的西方记者的比重正逐步降低。面对中国政府长达几十页的政策条文，受时间及语言能力限制，记者很难对政策颁布有及时准确的理解。他们往往依赖于有限的英文翻译和其他媒体报道，这大大降低了公众对于政策理解的深度。有时报道还会陷入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的恶性循环。

其二，从消费心理和认知习惯的角度来看，美国公众长期依靠讽刺、搞笑、夸张的脱口秀节目来获取内政及外交政策信息及观点。美国最受欢迎的一档政治类脱口秀节目“每日秀”的前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hn Stewart), 长期是很多美国公众的意见领袖，多次组织大型政治集会和辩论。“每日秀”在2003年至2012年间，连续十年获得美国电视节目最高奖项“艾美奖”。其继任者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无不感叹道，“接手工作后才发现，他的工作不只是搞笑，而是教育美国大众”。他惊讶地发现，很多美国公众习惯从二三十分钟的娱乐政治节目来获取新闻信息。在青年人谈论时事时，他们也热衷引用脱口秀主持人的段子作为自己的观点。

此外，面对时政新闻的过度娱乐化，对于美国公众来说，陈词滥调的职业政治家们已经索然无味。这一点对长期厌倦“金钱主导政治”的美国大众有很强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像“纸牌屋”这样的政治类影视作品，也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大众对“职业”政治家的不信任与质疑。

其三，美国公众过于依赖单一信息渠道获取国际事务的信息，部分公众很少接受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非盟国的不同观点。在商业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统计，62%美国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信息，其中接近3/4使用脸谱获取信息。研究进一步表明，在所有依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人中，64%表示他们只通过一个网站获取新闻——主要是脸谱，25%表示通过两个网站了解新闻资讯，只有10%的人表示他们会使用多个信息平台获取信息。长期单一、片面及碎片化的信息，会使受众缺乏对国际事务复杂性的认知。

其四，在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下，美国公众长期信奉“无往不胜”的“超级英雄式”人物，相信他们可以在最后时刻“戏剧性地”创造奇迹。这导致部分美国公众对于外交政策的理解非黑即白，非敌即友，往往陷入暴力解决或是孤立隔绝的简单逻辑。不仅如此，美国影视作品对于其他国家领导人及公众的刻画长期呈现出脸谱化、标签化的倾向，很有误导性。

此外，美国的基础教育并不注重对世界历史的通识教育。这导致大部分未经高等教育的公众缺乏对其他国家制度、文化和社会的基本知识。历史教育的缺失也使得部分美国年轻人缺少对其他国家的尊重、关注及同情。

这些因素都暴露了时政类媒体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所带来的隐患。特朗普从共和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

特朗普本身就是娱乐红人，曾制作金牌电视节目《学徒》，收视率屡创当时市场新高。熟谙商业媒体和大众消费心理的特朗普，用推销全新产品的办法，包装自己成为最有力的总统候选人。准确的市场定位，不同于职业政治家的“产品差异性”，精短的广告语，几乎无所不在又很有视觉冲击的“特朗普”品牌，不厌其烦的反复传播，每一项都能进入经典的商业品牌和市场营销案例。

虽然政见不同，受商业利益驱使的美国媒体，为追求点击率、收视率和广告收入，还是迎合大众的消费心理，对特朗普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陷入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

如果特朗普在11月大选中取胜，他恐怕得感谢美国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和大众认知的过度娱乐化提供的“一臂之力”。(作者是驻美国际机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