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新加坡一味“绑定美国”是战略误判

新加坡目前的对外政策非常清楚，那就是坚定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此它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明里暗里要求中国遵守由美国人背后导演的所谓“南海仲裁”结果，并几乎把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搞成了一个“中国批斗会”。我们认为，新加坡现政府的外交战略秉承了建国总理李光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绑定美国”政策，即无论如何都要支持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比如支持美国打越战，支持美国遏制东南亚的共产党革命等等。可以认为，新加坡现行政策依然是“绑定美国”。但此一时彼一时，新加坡的战略判断出了问题。

李光耀政府当年的“绑定美国”政策或许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从那时起直到冷战后的二十年都是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可谓大树底下好乘凉。早年留学英国的李光耀深谙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性世界政治的主角一直都是西方。经过两百多年，西方国家以“两手”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制度：“一手”是自由资本主义以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一手”是为了配合经济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搞出来的“白人优越论”(19世纪)以及20世纪中后叶开始流行的“普世价值”。这“两手”推动的就是二战之后维护西方利益的各种国际制度，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等。在这种“两手”推动的世界政治过程中，西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殖民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在文化上培养很多后发国家的知识精英，使他们在外交上站在自己一边。西方国家得到它们期待的收获，弱小国家似乎也因此得到“保护”。

但后来，世界政治出人预料地进入了“无人区”。冷战后享受“单极霸权”的美国在不到20年时间内，因为权力难以受到制约而为所欲为，像一座失去方向的“战车”横冲直撞，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到处输出“颜色革命”，结果彻底搞乱了经过一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大中东秩序。终于，“美国战车”在撕裂乌克兰之后被俄罗斯强力阻击而停顿下来。美国国内乱麻一团，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这种问题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对决中暴露无遗，比差比烂的希拉里-特朗普让全世界看笑话。如此一来，冷战后美国一直高举的自由主义民主“普世价值”大旗，已经失去其道德感召力，领导地位被大大动摇。

在美国连续犯战略性错误的同时，中国迅速发展。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就是世界秩序的重新塑造。在300年世界近代史上，中国是第一次“南方国家”获得全新自主发展机遇，第一次一个兴起中的世界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论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这个国家是世界上14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国，有能力同时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建设大型工程。中国规模这个“量变”其实就是“质变”的意义,正如李光耀先生早在1994年所言：“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年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世界政治秩序的转折点。虽然亚投行还不能替代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但从如此多的美国“小伙伴”不理会美国阻挠而加入亚投行这一行为本身，就可以预知亚投行的潜能。即使不是替代性的，游戏规则也肯定是不一样的，IMF等既有“国际制度”带有主权条款的干预主义性质，而亚投行则是合作主义的。

从中国再出发的世界政治正在走出“无人区”，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全球治理体系，它与过去300年西方人主导的那套体系不同。在经济路线上，中国无疑是一种国家主导性的“发展型国家”，如今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运行;在文化上，不同于西方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白人优越论”，中国奉行的将是具有传统民本思想并充满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的“天下观”;经济路线和文化主义的互动，带给世界的必定是合作治理。正是基于这些，我们认为从中国再出发的世界政治秩序必将是一种新型全球治理体系。

这就是世界政治正在发生的变化，旧秩序正在式微，新秩序正在形成。新加坡政府意识到这一“权力转移”之势了吗？“法祖宗之法”固然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但不能与时俱进反而逆势而动的政策，则将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大国最怕犯战略性错误，比如前述的美国的一连串举动，可难道“城市国家”新加坡就不怕犯颠覆性错误吗？对世界大势的迷茫而导致的战略误判，会直接影响任何规模的国家的命运。(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