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英国首相道破了“世界公民”真相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日前在其所在保守党大会上的发言惊呆了英国人，也让世界大跌眼镜。她说：“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你不理解‘世界公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遥想二三十年前，以英国为重要代表的西方，可是“世界公民论”的产生地。这种世界主义的“高大上”口号，对“主权”“国家”的“狭隘性”表示了强烈不满，对非西方国家没能达到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标准总是居高临下横加指责。在这种信心爆棚的道德优越感驱动下，还时不时发生对非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和赤裸裸的军事颠覆。

如今，特蕾莎·梅对“世界公民论”大加鞭挞，对外来移民表现出不友好，甚至强调“我们再也不会让那些社会活动家、人权律师开嘴炮威胁我们行使国家权力”，这种把“政治正确”扔到一边的言论哗哗哗出来，真可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其背后的一把辛酸，则是在“世界公民”的道德高调下，西方国家的对外干预把世界很多地方弄得一团糟。而且在西方国家内部，经济持续低迷、民粹主义兴起、社会对立加重、外来移民带来冲击等问题已让西方国家捉襟见肘，也让“世界公民论”的不切实际暴露无遗。

“世界公民”的对立面是“民族主义”，是对国家民族的怀疑甚至否定。正如“民族主义”不是新鲜事物一样，“世界公民论”在上世纪后期的兴起实际上也是旧话重提。仅从晚近以来渐成显学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来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之间，就一直有乌托邦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这一争论的思想格局，又有几分颇似“世界公民”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而其流风余韵一直绵延至今。

对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个人关系，乌托邦主义不太主张个人只效忠于国家，而是要有做“世界公民”的情怀和理想，即道德标准无国界。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则强调国家是私心私利的产物，而且在其建成后还会维护这种私心私利，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不需要讲道德”。

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调和了这种矛盾。他一方面指出国家或国家中的个体在任何时候都按某种抽象道德准则行事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任何国家和个人又不能完全放弃追求道德原则。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观念有相似性。“天下主义”的实践形态乃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描述的“差序格局”：“我”处于伦理和认知的中心，其他一切关系——父母、兄弟、夫妻、朋友、君臣，都由“我”而派生，仿佛一个同心圆的涟漪，构成“不断扩展的秩序”。

这一“差序格局”就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包含两层基本内涵：其一是爱有差等，随地理空间与血缘关系的不断延伸，亲密程度也在逐渐稀释。其二是人性共通。虽然爱有差等，但人与人“性相近”，因此又要有一个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此达成相互理解。传统中国社会以文化主义超越种族主义、以和平主义超越军事主义，即以“天下为公”为追求的所谓“天下主义”，就来源于后者。

无论卡尔式的西方国际政治观念还是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在个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间的认同上所做的工夫都是调和，既在确认人和国家的自私性，又不否认人和国家的超越性，但这种超越性的道德关怀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对经验生活的总结和升华。现实主义者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在与赫伯特·胡佛竞选美国总统时，就曾嘲讽后者因在欧洲开展人道主义活动而得到的名声，提醒胡佛应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美国国内。卡尔对此如此评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义务在不损害国民利益的前提下，适当接受外国难民。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敞开国门，让难民大量涌入，因此降低了本国百姓的生活水平，这就不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义务。”

世界既是普遍化的，又是有差别的。一个人不仅属于特定家庭、村落、社区、民族和国家，也属于世界，“世界公民”当然应作为评判是非的一种向量，但它无法成为“审视一切”的最高尺度。没有对自身家庭、社区和国家的爱，没有相应的生活源泉和实践经验，“世界公民”情感便无从谈起。泛泛谈论“世界公民”没有意义，也有违人性之常。

人类生活中其实并不少见所谓“世界公民”。有一类“世界公民”今天极为常见，他们不必承担对任何国家和生活群体的责任，却可以在世界各地享有各种好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世界被骂最多的投资银行家们，他们就无所谓国家不国家，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至于生活之处是水深还是火热，则与他们毫无关系。美国大投资家罗杰斯，2007年底移民新加坡，这位“世界公民”远走美国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已对美国前景不看好。金融危机后被美国法院判处150年刑期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麦道夫，也是一位典型的“世界公民”，曾伙同其他一些“世界公民”骗了全球各地不少人的巨额钱财。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很早就曾撰文指出，少数原籍美国的“世界公民”在美国之外也有自己的生意和住所后，对美国就不再有国家忠诚，这正在严重损害美国国家认同和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

以一则曾在欧洲广为流传的老故事作为结尾。说的是有一个人在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中四处兜售抗震药物。有人质疑，抗震药物可能什么用处也没有，但卖药者回答说：“抗震药没有用，那你们又能用什么代替它呢？”现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所抛弃的，就是那味被西方世界吆喝了很多年但被证明确实没用的“抗震药”，至于用什么代替它，相信英国甚至更多西方国家会从现实经验中找到答案。(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