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澳被反华逆流再度推到十字路口

本周一刚宣布的墨尔本港巨额收购案，被普遍当作澳大利亚试图缓和对华关系的姿态，但依然无法排解华资对澳的担忧。这种担忧近期急剧升高，原因在于澳部分主流媒体与一些持右翼激进立场的政客相呼应，突然掀起反华逆流。

上月，澳政府在最后一刻否决中国国家电网和长江基建对“澳大利亚电网”的投资申请，其理由是语焉不详的“国家安全”，两家公司前期投入化为乌有。实际上，这两家华资企业此前已经成功投资澳其它电网，且那些电网的覆盖区域内有着更为密集的军事设施。

联邦反对党工党因此质疑政府政策的连贯性，并指责执政党将政策作为“讨价还价”的政治工具，以博取右翼势力的欢心，改善执政党在参议院的处境。工党领袖肖顿指责政府应在更早阶段确定哪些项目涉及敏感的国家安全。澳前外长、新南威尔士州任期最长的前州长鲍勃·卡尔认为政府这种做法是“经济民粹主义”。

“国家安全”当然是衡量外资的重要因素，但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这只能是前置审批，且应事先提供清晰的投资指引、尤其是禁入清单。如此突然“断电”，无疑将极大损害澳大利亚的国际信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峰会与澳总理特恩布尔会见时，专门提出“希望澳方继续致力于为外资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这也符合澳方自身利益”。

“断电”事件后，部分澳媒针对华人和中国的抹黑行动升级，包括华人政治捐款、华人的国家忠诚等，都受到无端攻击。玉湖集团、华为集团等在澳华资巨头也被频繁“点名”，扣上了中国“影响力特工”的大帽。此种“莫须有”指控之荒诞，连主流社会的学者也看不下去，公开发文以充足证据痛斥抹黑者才是美国的“影响力特工”。

这场反华逆流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波及面之广、部分澳媒配合度之默契属近十年来罕见。上周美国驻澳大使约翰·贝利甚至公开向澳施压，要求澳修改相应法律、阻遏“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这种超越外交规矩、直接干预澳内政的任性做法，不仅令澳朝野尴尬，也显露出这场反华逆流的幕后端倪。加之近期一些右翼政客推动废止《反种族歧视法》的相关条款，高调发布“特朗普式”的针对外来移民的攻击，当代澳大利亚立国的基本原则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凡此种种，暴露出澳大利亚投资环境的一大风险：本该稳定的外资政策，却极易受到政治干预、甚至他国的政治干预而出现摇摆。

墨尔本港收购案的成功，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华资的担忧：墨尔本港收购方是一家股权分散的国际财团，中资占股仅为20%，因此该案难以体现澳对中资的真正态度;而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由工党执政，澳联邦政府则由自由党执政，背后纠缠着复杂的“央地”博弈及政党政治博弈，同样难以体现澳政府的政策透明度及可预期性。

如何应对升高的澳式投资风险，对于作为“外资”的中资、以及作为“内资”的澳本土华资，都是新的考验。

作为“外资”的中资，应当更为细致地做好投资前的风险分析，尤其是细化和落实针对澳洲特色政治风险的补偿救济措施，将其作为考察、谈判尤其是应标的重点之一;中国的相关机构应及时分析并发布相应的投资风险提示，并在双边条约等框架内持续推进风险救济的完善。

作为“内资”的澳本土华资，应进一步加强作为公民及纳税人的维权意识，针对侵害、尤其是以种族理由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坚决的还击，以捍卫澳洲的基本价值观;澳华社区也应该整合法律资源，通过行业协会、社团组织、民意代表等途径，加强对这种风险的预防、应对及善后能力。

同时，所有华资也应看到，这股反华逆流仅仅是某国“影响力特工”的极端炒作案例，并非澳媒体和政府的主流，更非澳民意的主流，大可不必因此而对澳丧失信心。毕竟，澳中两国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地区安全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霍克和基廷两位前总理在1980-1990年代大力推动澳大利亚的改革，面向中国、面向亚洲，因此令澳洲得以共享亚洲发展、尤其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如今澳洲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务之急在于如何防止白澳主义回潮及麦卡锡主义滋生，在经济领域“去政治化”，回归法治、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方能实现澳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作者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