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木：从记者站看中苏由“蜜月”到交恶

重要媒体驻外记者站的选点和撤销，驻外记者的选派和调回，可以映照出世界风云变幻，国家关系变动不居，以及世事无常。人民日报驻苏联记者站的命运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

1954年11月，人民日报在苏联建立第一个驻外记者站。这是中国同苏联开始“蜜月期”的产物。

195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2月14日同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关系从此急剧升温，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两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真理报决定互派记者，在对方国家的首都建立记者站。

人民日报首任站长李何，早年就投身革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女婿，到报社记者站任职之前，已作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创建者在苏联工作近4年，夫人瞿独伊当时正在苏联一农学院学习。从各方面条件看，他称得上是精挑细选的不二人选。

按照协议，两家报社要为对方提供实质性帮助，包括帮着租房、买车和外出采访时提供翻译。在真理报的协助下，记者站很快安置妥当，开展工作。当时的中国，视苏联为老大哥，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读者对发生在苏联的大情小事都感兴趣，觉得新鲜。在这样的情势下，记者站责任之重、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李何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正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戴枫被调到记者站当记者。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工作生活情况：

——记者站工作十分繁重，不允许遗漏任何重大事件的报道。每天都编发消息，每人每月还要写8篇通讯或综述。     

——每日工作程序是：清早7点开始阅读由邮局直接专递的十多份报刊，篇幅极多。大家赶着把稿件编出、审定，交由译电员译成明码电报，在打字机上迅速打出，到莫斯科市邮电局发往北京。

——上午一般忙到12点。下午如没有外出采访，就在办公室写通讯、述评，通常工作到晚上10点。

——午晚两餐是最好的休息松驰时间，因为先要走10多分钟，才能到达使馆食堂，不论雨雪风寒还是太阳高照，走这段路有一种心情放松的感觉，用餐时大家说说笑笑，是紧张单调生活的调节剂。

当记者最盼着经常有大事发生，他们在苏联的那几年，就赶上几件震动世界的事件。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俗称秘密报告，全面否定和猛烈批判斯大林，拋出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例，像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错杀大批优秀人才;二战时对德国图谋进攻苏联掉以轻心，导致战争初期苏联连连失利，等等。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在东欧国家尤为强烈。很多人上街游行，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出现流血的“波匈事件”。苏联当局慌了手脚，一味追求出兵镇压。在这危机之际，中国派刘少奇访苏，说服赫鲁晓夫纠正错误作法，避免了更大悲剧发生。在波匈事件期间，人民日报派出两位记者到波兰和匈牙利采访，他们的稿件大都通过莫斯科记者站转发北京。

1957年11月，毛主席第二次访苏，主要使命是说和，维系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11月17日，毛主席接见在苏中国学生，留下了这段著名的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戴枫全程采访，写出了影响很大的通讯《毛主席会见留苏学生》。

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他在中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发表讲话，指桑骂槐地指责中国的內外政策，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强烈不满。此前，苏联向中国提出联合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均遭拒绝。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下令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许多已经上马的项目陷入困境，还逼看中国还债，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

有鉴于此，人民日报驻苏联记者站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和条件。1959年底，存在不到7年的记者站正式撤销。

这一撤差不多就是30年，直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同邓小平会谈，实现了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人民日报才派两名记者前往莫斯科，重建记者站。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李何1958年春奉调回国，任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1962年8月5日病逝，终年44岁。夫人瞿独伊回国后主要在新华社工作。今年95岁的老人依然依然健康矍铄。(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