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新话语系统背后的大众价值观

最近有两件事引起笔者关注和思考。其中一件是中国游泳选手傅园慧在里约奥运期间以率真而独特的话语风靡网络;另一件是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在江苏首场“县委书记讲坛”后提出要求：今后省内会议发言，包括书面报告，不要在开头讲“尊敬的某书记，尊敬的某省长”，尊敬放在心里，工作落到实处;省内开会，不要对省领导的讲话言必称“重要讲话”，重要不重要不在于说，关键在落实。这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细品起来却有关联，它们都内含着社会变迁与社会生态变化的重要信息。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总体上拥有一种标准的话语系统。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革”中，我们不仅有统一的话语系统，甚至有相似或相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改革开放后，历经港台风和西方思潮冲击，我们的话语系统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但政治话语系统变化不是很大。

正是这样的背景才使两人的话语更加值得关注。过去，运动员获奖后的感言是有标准模式和规定元素的，如果不按标准模式，很可能因“不讲政治”而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但显然傅园慧的话语与惯常的标准模式相去甚远。或许有人会说，两人的看法和做法都富有个性色彩，不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但事实可能远非如此简单。傅园慧话语系统的改变折射的是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变化，李强的要求则表明其对现代政治的理解，对政治文明或新政治观的理解。即使他不是直接切入这些本质内涵，客观上仍捅破了一层纸：政治活动与政治人物正在由高大上回归本位。

我们知道，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因为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的原因，民众一般不太仰视政治人物与政治活动。比如，法国先贤祠中安葬了72位对法兰西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其中仅有11人是政治家，其他则主要是思想家、艺术家和文化大师。而在中国，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官本位”文化，也由于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巨大牺牲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卓越领导，社会上对官员有着仰视心理。

过去我们的话语系统包含一些明显特点和重要价值元素，比如官本位与级制度、统一思想与集中权力、全民讲政治等等。这已反映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比如经济活动中也充满了军事术语：“桥头堡”“歼灭战”“突击队”“排头兵”“大兵团作战”等等。

作为比较，西方的话语系统也与其文化源头有关，即所谓西方文明有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在此基础上注入了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再加上价值观多元，从而形成与我们过去单一性话语系统大相径庭的话语系统。比如，我们关于南海问题原则立场的宣传片可以到纽约时代广场去播放，西方人觉得亦无不可。

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方面讲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元化领导，要求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意味着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因而必然构成大众的同一种话语系统。而西方的多党制和多元价值并存，必然形成多种话语系统或主流价值观基础上的多元并存，没人要求某一种话语系统。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目标多元化，中国社会仰视政治人物的传统文化心理正在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江苏省委书记李强的讲话顺应了时代。同时，因为强调把尊敬放到心里，这种表达也给出了从政者的努力方向，即过去那种官位意味着受敬重的时代已经或正在结束，唯真诚尽心服务大众，方可赢得尊重。

话语系统带有根本性，因为它是价值观的外化，反过来强化价值观。看一下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中国的白话运动，这一点都不言自明。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社会价值观的丰富，更加注重自身独立思考的人们开始形成一种与过去政治思维和价值系统不同的新系统。这个过程和趋势投射到话语系统上时表现得不可逆转。既然如此，当下我们要认真考虑的就是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话语系统，保证有效转换而不紊乱。

话语系统转变的影响涵盖社会价值系统和政治系统。怎样才能避免出现混乱？很重要的是顺应时代进行扬弃，比如政治范畴突出政治伦理规则和职责，避免过度单独依赖所谓高尚，尤其不能以官的大小标识高尚与否。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新话语系统中进一步注入丰富的人文精神。总而言之，新话语系统的转变是一个重大命题，也是系统工程。(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