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or恶魔？“举国体制”全世界都在搞

在里约奥运上，日本乒乓球队击败德国，在历史上首次闯入决赛。日本媒体将其归功于日本奥组委所推行的一项从小学起培养乒乓人才的计划。有人更直接称之为“举国体制”的成功。

人的感情是微妙的：前两届奥运，中国军团摘金夺银如探囊取物，不少人为之欣喜，也有相当多的人吐槽“拿牌拿到手软”，认为“用举国体制拼奖牌得不偿失”、“违背奥林匹克原则”、“群众体育普及才是真正的体育水平提高”。然而，本届奥运中国代表团奖牌榜似乎“不太给力”，一些人如释重负，称“这才是大国诚实的表现”，但同样有许多人不以为然，认为“不惟奖牌论不意味着不去争取更多奖牌”。

看起来，不论持何种观点者都往往拿“举国体制”说事，或抨击这种体制的积弊，认为“宁可不要奖牌也要彻底否定”，或认定“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优势所在，适合中国国情”、“不应自我否定自己的长处”。

所谓“举国体制”，在体育层面上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所谓“军国民思想”，即将国际竞技比赛视作“不流血的战场”，将金牌、奖牌之争当作“不流血的战争”，这种思想在两次大战期间被一些后起的强国所尊奉，借奥林匹克竞技的优异成绩炫耀自己的强大，以及所坚持、推广的制度、理念的优越性，震慑潜在的对手。二战后形成东西阵营对垒的格局，两大阵营同时将奥林匹克运动当作“和平竞赛”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将奥运金牌榜之争视作“社会制度优越性之争”，并且为在金牌、奖牌之争中占得上风不惜一切代价，其中又以在“和平竞赛”中处于下风的苏联东欧集团更甚，“举国体制”就是在这种氛围下被“叫响”的。

这种苏联、东欧式“举国体制”最大的优点，是既可以依靠“金字塔”形成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又可以集中举国资源培养“塔尖”的精英，形成质量上的领先一步，特别适合商业化程度不高、但在奥运和其它重大赛事中奖牌数众多的项目，在这方面苏联人率先将“举国体制”发挥到极致，锻造出多个项目的“金牌工厂”，而当时的东德更为了在金牌榜、奖牌榜上压倒西德而绞尽脑汁，不仅在重点竞技项目上不惜玩“田忌赛马”的把戏，放弃投资大、见效慢、奖牌数少的大球类、集体类项目，重点攻投资少、奖牌数多的个人项目和冷门项目，甚至不惜玩“集体嗑药”的极端手段。

说到底，“举国体制”的奥秘，就是通过政府的强大财力、执行力，在国际体育竞技、尤其奥运平台上形成“不对称优势”——在田径、游泳等非职业性竞技项目上，用专业选手“碾压”业余选手；在足球、篮球、网球、拳击等职业化程度很高的竞技项目上，则尽量不在职业化平台上多作纠缠，而集中力量在奥运这个特殊“气场”继续“专业打业余”，从而确保金牌、奖牌和成绩的最大化，体现自己“制度的优越”和“国力的强大”。

但这种苏联、东欧式“举国体制”最大的弊端恰在于其最大优势之所在，即“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这意味着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层皮”，且随着时间推移和自身实力的有限，宝贵的投入和资源越来越多向前者倾斜，而群众体育土壤的日渐贫瘠又难以支撑摇摇欲坠的“金字塔”，促使国家不得不进一步收缩战线、突出优势，将资源变本加厉集中于“金字塔”、尤其塔尖之上，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那些实行非举国体制的体育强国，则通过群众体育、体育科技的发达，以及国力、综合实力和卫生健康水平等的提高，循序渐进地夯实体育土壤的厚度。1988年汉城奥运，职业足球运动员开始踏入赛场，4年后的巴塞罗那，“梦之队”横空出世，职业化程度高的奥运项目，“举国体制”已无法“专业打业余”。而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东欧各国层层选拔的“金字塔”体制相继崩溃，虽然许多国家仍不同程度保留着“塔尖”，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残缺的“举国体制”虽不能说毫无作用，却也早已威力大减。

但苏联、东欧式“举国体制”并非这种体制的唯一样式。

*一些处于社会发展进程某些节点的国家，在历史上或现实中往往希望借奥运金牌、奖牌榜上的出色表现振奋民心，推动国家的复兴或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建立一种特殊的“举国体制”，*即由国家设立某个机制，资助那些难以职业化、商业化，却又有冲击金牌、奖牌潜力的项目和运动员。如1964年的日本，就曾借助主办奥运的契机，以及日本代表队在奖牌榜上的出色表现（16金、5银、8铜，29枚奖牌，列金牌总数第3，奖牌总数第4），向日本全国及全世界宣告战后日本已成功摆脱了“战败综合症”，步入经济、社会发展快车道。1988年，韩国也曾用同样的手段，借汉城奥运的奖牌榜（12金、10银、11铜，33枚奖牌，列金牌总数第4、奖牌总数第5）吹响了“汉江奇迹”的冲锋号……甚至老牌的英国，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仅收获耻辱的1金后，也痛定思痛，一方面力争2012年奥运主办权（有统计称，自1988至2000年共5届奥运，东道主都占尽便宜，以至于它们在参加下一届奥运时，金牌总数平均比“主场”低了32.8%；而高盛对1972-2008年夏奥会东道主金牌榜所作统计更表明，这些国家当东道主时赢得的奖牌数，比不当东道主时多出54%），另一方面借助1997年成立的专门团队“英国体育”，发放“伦敦奥运周期资助”3.12亿英镑，用该团队CEO利兹·尼克尔的说法，就是英国“不仅仅要参与，关键是要赢”。

*即便看上去最“超脱”的美国和加拿大，也并非完全仰赖群众体育和商业体育。*毕竟，商业体育只适合一部分项目和一小部分非职业项目的精英，而群众体育则可以夯实“塔基”，却难以形成“塔尖”。

美国在本届里约奥运会上大放异彩的体操项目，就是自1984年之后通过政府有意识、有目的的长期资助和政策扶植，才有了今天的辉煌；田径、游泳等商业化程度不高的大项，也不同程度采用“民间资助+政府补贴”的形式，维持一个相对庞大的“金字塔中段”，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相对而言，加拿大在非商业化项目上更“超脱”一些，也因此几度在奥运奖牌榜上遭遇窘境，华裔击剑名宿栾菊杰为复出曾不得不自费参加资格赛，冬奥雪橇项目、曾拿过世界冠军的华裔花滑名将陈伟强，则都曾为筹集参赛费用“赶场子”、“跑堂会”。但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以来，加拿大也借鉴美国模式，对非职业竞技项目实行不同程度的政府补贴。

笔者9岁的长子这两天刚收到通知，被选入最基层的花样滑冰俱乐部集训，这个俱乐部是民间组织，但得到政府资助，可以用较低廉的收费吸引有潜力的小选手，并参加各种比赛，刚入选的孩子是“青铜级选手”，为期3年，只有成绩和潜力突出的才能依次升级为“白银级”、“黄金级”选手，获得更长、更丰厚的政府资助——最顶级自然是国家队了。

一些新兴国家甚至穷国、小国，则采用另一种“举国体制”的模式，“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希望取得好成绩的特长项目上，因为不这样做非但拿不到好的竞技成绩，自己的好苗子也会被富国挖走。

总而言之，“举国体制”有其正反两面，且不能将“举国体制”和苏联、东欧式“举国体制”简单划等号——后者的正反两面相对更突出、更趋于极端，在冷战后的今天，仍然维持这套体制的国家即便不是销声匿迹，也至少“边缘化”到极致了。

（陶短房，旅加学者，海外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