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体制的庇护不丢人

不得不说，对大部分人来说，成功其实是一个很遥远的词语，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安稳地过着日子，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29岁的河南青年孙海岩，8年来一共参加了63次公务员考试，让人震惊。孙海岩的命运，能否像他想象的那样，因为公务员考试而发生改变，我不得而知，但他8年63次公务员考试的“奇葩”经历，却难免让人唏嘘。

尽管孙本人对记者说，之所以考公务员，是因为“从小我就喜欢公务员，当公务员是我的信仰”，但我却觉得，“信仰说”恐怕只是他给自己的心灵慰藉罢了，更主要的原因还应当是“改变命运”的现实诉求。

这般说，没有别的意思，因为孙海岩只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农村青年的一员，他们没有家庭可以依靠，自己也并无过人才智，也缺乏创业青年的闯劲儿，所以，他们将“死到体制内”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并愿意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就像安徽毛坦厂中学的学生们，过着如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大多数人最终也只考进了普通大学，毕业后能不能找到满意工作都不好说，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跋涉在“苦学”的路上。孙海岩8年63次公务员考试的经历，就本质而言，与毛坦厂学生苦读靠大学并无不同，只是将底层青年在就业阶段的追求，以极端的方式放大了而已。

在大多数人的视野中，成功者往往是熠熠发光的，但在成功者的背后，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只是一个普通人，甚至，还不排除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辈子为生存挣扎。所以，京沪穗奋斗青年的行事逻辑，与偏远山村青年的行事逻辑，有很大不同。

不说别人，就说说我自己。我比孙海岩大上几岁，他出生于河南农村，我出生于陕西关中农村，他和我都就读于普通的师范院校，毕业后都曾在学校任教，区别在于，从学校离开后，他踏上了公务员考试的漫漫征程，而我却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此前从未想象过的媒体圈。

最近我时常在想，倘若当年我从中学辞去教职后，不曾遇到那家给我提供了良好发展平台的都市报，倘若我一直寻觅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事业，我会干什么？大概，我会如孙海岩一般，在解决生存的基础上，不断去参加各种公务员招考吧。事实上，我这辈子仅有的两次公务员考试经历，就发生在从中学辞职到入职媒体的那段“漂泊期”。

今年年初，因为个人原因，我从服务了近9年的都市报离职，又一次重新规划职业。这中间，有很多次机会离开西安去东部发达地区发展，收入及发展前景都非常不错，当我向朋友们征询我该不该去的时候，他们说，你不可能去的，30多岁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去？最后，我还是拒绝了高薪诱惑，留在西安进了一家体制内单位，虽然也时常惆怅收入的微薄，却满足于和家人过着平淡而安稳的日子。

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得失选择，有得到就必然有失去，幸福不是让别人评判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农村青年，无疑羡慕每一个成功者，也希望自己能够成功，但不得不说，对大部分人来说，成功其实是一个很遥远的词语，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安稳地过着日子，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依附于体制，然后寻求一种安稳而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是件丢人的事情。一如“逃离北上广”的命题，逃离的人最终还会回去，因为二线三线城市的行事规则，不是待惯了“北上广”的人可以适应的。孙海岩的63次公务员考试经历，只不过是底层青年的另一种“北上广梦”而已。

王健林的财富固然让人羡慕，明星的光彩固然让人沉醉，可是，这些充其量只是众多普通青年尤其是底层青年的谈资而已，与他们并无什么关系。既然不是“二代”，既然未曾拥有过人的才智与魄力，那么，如孙海岩一般，将体制视为唯一的庇护场所，也就再正常不过了。（曹旭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