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阳：多少个福原爱，能挽得回中日黄金时代？

在与日本记者为数不多的交道里，曾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除了日本人普遍的礼貌与和气，就是他们的“傻”。

一些在别人看来问不出什么新闻点的人物，往往会被日本记者团团围住盘桓很久。别人五花八门地秀出各色笔记本、平板和手机，日本记者则背着单调的电脑包，牌子是统一的Toshiba，甚至连型号外观也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不过后来我发现，当初会这么想只能证明我“毛楞”。

有次与一位日本东京电视台记者同逛秋叶原，他除了那单调的电脑包，手里还多了台手提摄像机，我们走到哪他跟着拍到哪。同去的几个中国记者四散抢购，化妆品、美容机大包小包不亦乐乎，脸上却不显半分兴奋表情。得着个空暇，其中一个“老司机”提醒我：日本电视台记者常常抓准人最为猥琐的表情经过剪辑再配上解说拿到电视上放，你得留神。

我恍然从他的话中闻到了日本人的那股“傻劲”中暗藏的“狡黠”，想到曾被那日本记者抓拍到自己对“日货”挑大拇指夸日本的镜头，心头一冷，赶紧去“严正”要求他删除，直至离日前又找他确认了一遍，方才放心。

事后想来，不得不叹息一声，即便是我这样看“圣斗士星矢”和“七龙珠”长大，对川端康成和黑泽明如数家珍的中国人，亦无法改变文化的亲近感之外，因中日历史和现实关系而潜藏心底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深深警惕。

有人形容中日关系，把政治比作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把文化和民间交流比作水面下深沉厚实的大部分。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这水面之下的冰山亦经历几多变换沉浮。彼时哼唱“啦呀啦”，给高仓健写情书的父母辈，到如今管福原爱叫“爱酱”，拿她当“团宠”的年轻一代，两代中国人目视日本人时的眼神高低，是中日两国国家实力与国民心态此一时彼一时的反映。

每一个到过日本并心生好感的中国人，或许从京都奈良的唐风汉韵、谦瑾知礼中追念东方与过去的残照;或许由东京大阪的方便现代、依法守序里追感西方与未来的背影。“媚日”或者“黑日”论者，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出发，一遍遍打造或打破理想中的日本。以至于京都有多少唐风，中国人比日本人要清楚得多。

可惜京都的唐风不是日本人的现在和未来;说一口标准东北话，打中国人最擅长的乒乓球，就算输给中国人也只是哭哭鼻子的福原爱，在日本人中间是如此片段和孤单。中国人话语中的日本很近，而日本离中国，早已“西向”很远。

无论对中日关系多么有信心的人恐怕也无法否认：政治是高悬于中日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意识形态是阻挡在中日之间的叹息之墙。即便抛开前两者造成的隔膜不谈，的确，日本动漫游戏文化在中国网络一代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看看新近崛起的一些国产动漫就知道，中国的90后们已能把日本人的技巧改造成流行话语，再为自己的民族情感所用。而日本的年轻人，恐怕连听也没听过“那兔”。在文化形式上日渐趋近的中日两国，实际在文化上也越来越远。

高仓健的时代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岁月，这样的日子，福原爱带不回。那个年代的日本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引路人之一。而如今的日本无意更无力继续承担这一角色。它只能尽量把东方的那个自己在西方的影子里埋得更深，才好自觉在中国面前显得高那么一点。可惜这样的日本，是站不出另一个高仓健的。

也是在一次中日交流活动上，一个日本外务省的年轻官员，梳着油头，操着日本人不常有的美式英语，质疑着中国的新闻自由，他傲慢的看着我，我恶心地瞧着他，在他脸上，我遍寻不到老派日本人的深沉克制、专注隐忍、狡黠圆滑甚至偏执阴冷。他的父母很可能是知道邓丽君的，而他，可能只认得贾斯丁•比伯吧。(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