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欧洲反恐未来悬于土耳其局势

二战结束后的70年间，欧洲经历了两轮恐怖主义高潮。1972年夏天，恐怖组织“黑九月”制造了慕尼黑奥运会惨案，随后各种政治势力在欧洲掀起恐怖袭击与打击报复的狂潮。40年后的今天，欧洲正经历新一轮恐怖袭击，法国、比利时、德国陆续遭袭，恐怖活动在欧洲引发安全危机。不久前发生的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则让欧洲这场安全危机雪上加霜。整个欧洲都在紧张注视着土耳其的政局变化，因其迫切需要土耳其继续扮演欧洲难民蓄水池、西方反恐桥头堡、库尔德问题克制者的关键角色。

第一，难民危机正在威胁欧洲社会稳定和一体化前景，而土耳其一直被认为是缓解欧洲难民压力的关键。2014年以来，欧盟在难民问题上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就是与土耳其签订“难民交换协议”，这项脆弱的协议不仅可以缓解欧洲现有难民压力，还使欧洲看到长久解决难民危机的希望。为此，欧盟投入大量政治和经济资源帮助土耳其就近吸纳叙利亚难民。到2016年上半年为止，土耳其已接纳270万难民。难民协议有效控制了欧洲难民增量，经土耳其偷渡到意大利和希腊的人数开始急剧减少。另外，协议中的“一比一”置换难民规定帮助欧盟解决了最棘手的“不符合庇护条件难民”的遣返问题，这对欧盟国家的难民政策至关重要。

不过，欧盟主导下的难民协议具有较高权利保障标准，土耳其政府需承担较高国际法义务，保障难民安全与权利。政变之前土耳其政府刚刚宣布将给予难民土耳其公民身份，这对缓解欧洲难民潮是个重大利好消息。但在土耳其陷入政变危机后，这些措施何时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都平添了变数。

第二，恐怖主义袭扰欧洲，欧洲既需在欧盟层面改进集体安全机制、构筑整体反恐体系，又要在成员国层面寻求国内政治共识、改革社会融入政策，而这都需一个过程。根据国际反恐经验，国家转入整体反恐体制应当有序适度，否则就会付出长期代价，比如美国因“9·11”事件仓促、过度进入反恐战争体制，剧烈转型造成的代价需要多年才能消化。有鉴于此，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核心国家亟须有序构建综合反恐防范体制，使国家以良性方式和较小代价应对恐怖主义冲击。通过构建多层面的欧盟—土耳其新型关系机制，使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是欧盟争取时间实现本土安全转型的关键所在。

某种程度上说，土耳其的配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条件。但需注意的是，美国与土耳其虽然都是北约成员国，但双方合作打击IS并非基于北约的集体安全条约机制，而是基于美国政府与埃尔多安政府签署的双边协议。协议的有效性和存继性以埃尔多安政府合法存在为前提，以美土关系友好稳定为基础。而本次政变不仅威胁到美土协议的有效性，政变后美土关系也因“居伦”问题面临政治摩擦。这种局面对于美国打击IS的军事行动以及战后叙利亚重建战略极为不利，对于高度依赖美国军事政策的欧洲而言也很糟糕。

第三，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保持克制是西方国家叙利亚政策的关键。美国与欧盟成员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不同程度依赖库尔德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埃尔多安政府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近年来，土耳其总体上在积极推动政治解决库尔德问题，并释放出一些政治诚意。但同时，土耳其国内在库尔德问题上的社会共识与政治互信并不牢固，民族关系倒退的政治风险依然存在。

尤其最近两年，土耳其国内安全形势随着叙利亚危机的延续而变得严峻，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的活跃对土耳其国内库尔德问题形成一定压力。一方面，土耳其军方与库尔德武装冲突有回潮扩大趋势。土耳其军方出兵叙利亚被指针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而土耳其军队与境内库尔德社区也爆发激烈武装冲突;另一方面，军队与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政府同欧美协调处理库尔德问题的立场，与军方多次越境空袭库尔德组织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事实上，军队内部激进势力与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正是政变者的一个重要动员因素。

目前，土耳其虽已平息军事政变，但在最广泛范围内寻求社会共识、保持政治稳定依然任重道远。西方与土耳其第一时间回应了对方重大关切，比如埃尔多安政府表示将继续执行欧盟－土耳其难民协议，但影响土耳其与欧美关系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加了。如何妥善解决引渡居伦、恢复死刑、修改宪法、入欧停滞、库尔德政策以及过度承担欧洲安全责任等问题，将考验各方政治智慧并深刻影响欧洲反恐前景。(作者是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