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驻华大使：我为何把吴建民视为知己

汉语和日语中都有“知己”、“畏友”这样的词语。对我来说，不久前去世的吴建民大使就是我的“知己”和“畏友”，我十分欣赏他的见识和风度。

我和吴大使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在大使任内吃过几次饭，在席间交谈过几句。我佩服的是吴大使的博学和见地，认为他担得起中国驻法大使和外交学院院长的重任。最令我敬佩的，是他作为大使的使命感和将这种使命感付诸实践的能力。吴大使在世时为日中关系发挥了积极贡献，我至今都心存感激。

为什么我和吴建民大使相识不长，却把他视为知己呢？因为同为职业外交官，我们具有许多相同点。职业外交官通常要以广阔的视野、深刻地理解问题，并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周边事物。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外交官必须保持公平、客观的态度，并深刻理解和学习一些特定的问题。同时，作为外交官还要学习历史。不仅要学习本国近代百余年间的历史，还要对漫长的人类历史有所了解。对历史的强烈兴趣是作为优秀外交官的必备条件。

正因为有这些共同点，我和吴大使才能十分自然、愉快地对话。我在缅甸担任大使时，也曾碰到过可以如此畅谈的好友。在美国、英国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就是所谓的“有识之士”。而判定一个人是否是“有识之士”的标准很明确，比如，当与对方有不同意见时，是否能认真倾听，找出双方存异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叫嚣自己的观点，硬要分出个胜负。认真倾听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当发现对方比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理解更深、见识更广时，应该乐于接受别人的意见。这么做在逻辑和伦理上都是明智之选。作为“有识之士”，必须保持“公正、客观的态度”。

外交官的使命在于，在诸多内外条件下，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但“本国利益”的概念十分宽泛。即有国防安全上的利益、也有经济上的利益、国民的尊严和国家形象等，更有领土主权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这些利益很多时候相互对立。同时，根据不同的“内外条件”，需要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必须对症下药。总而言之，外交官必须让本国最根本的利益实现最大化。

我曾反复思考，符合日本根本利益的日中关系到底是什么样？许多次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就是，日本必须和中国建立稳定、可预测的合作关系。现在这个结论已经升华为我的信念。而且我相信，中国也应该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这是最合理的选择。有人说，日本是“小国”，当然要和“大国”中国保持这样的合作关系，但中国没必要这么做。然而根据我的判断，这样的想法不仅错误，甚至还会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

在现代社会中，全球化经济迅速发展、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如果大国间发生冲突将带来什么？必然是世界经济的崩溃。不仅日本的经济会崩溃，中国的经济也会崩溃。二战后，通过军事武力达成政治目的的成功案例几乎不存在。虽然军事的重要性仍不容小觑，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军事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10年夏天，我卸任了日本驻中国大使，从日本外务省退休，作为民间人士参加了“东京-北京论坛”。这个论坛是2005年为提供民间对话平台而创建的(日方的言论NPO、中方的中国日报，从2015年起，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自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后，日中关系进入大步后退的时期。按常理来说，当一件事进展顺利时，会有越来越多人参与，而一旦进展不顺，参加者就会变少。但“东京-北京论坛”正是在日中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决定参与到其中来，这让我对其十分有信心，深受鼓舞。而支撑我以民间人士的身份长期参加这个论坛的动力，正是这个论坛不问国籍，广纳人才的特点，论坛中的嘉宾们都抱有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改善日中关系才是对两国最好的选择。

在这个论坛里，中方的重要嘉宾之一就是吴建民大使，他在论坛上多次发表过他的真知灼见。在2012年日中两国交流多次中断的不利背景下，这个论坛依然召开，进行了珍贵的意见沟通，从民间的角度向两国政府提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方法。我认为，越是困难的问题，越是严峻的关系，更要强化意见沟通、增进相互理解，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打开局面。这也是比政府更为自由的民间人士应该做的事。通过在该论坛里的交流，我开始钦佩吴大使“作为外交官的使命感和将其付诸行动的能力”，同时感到他是我的“值得尊敬的朋友”和“畏友”。

听到吴大使去世的消息，我倍感失落，因为我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知己”。但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我们依然任重道远。我深深感到，传承吴大使生前的宏愿，才是生者应该担当的责任。(作者是日本日中关系学会会长、日本前驻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