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面前，我们都不是局外人

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袭人事件虽已过去了十多天，却依然是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毕竟一个鲜活的生命，就那样毫无征兆地在瞬间戛然而止，而另一位重伤者还依然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而这一惨祸的发生，仅仅是由于伤者不遵守园中规定，在不该下车的时候和地方下车所致。

一个人不经意的过失，换来的是全家人的噩梦，这样的代价确是惨痛至极，且永远不可挽回。在被新的网络热点覆盖之前，老虎袭人事件无疑还会发酵一段时间，各种“教训”仍会不断被人们总结出来，只是又有多少人会去“吸取”这样的教训呢？扪心自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一个“守”规矩的人吗？与受伤女子不同的，只是她面对的是不和人讲规矩也不和人讨价还价的畜生，而我们的不守规矩则多半儿不仅不会受罚，甚至还可能从中获利罢了。

其实，国人在生活中不把法律、规则当回事的例子俯拾皆是，说它是一种国民性一点儿也不言过其实。办事不排队或排队的时候加塞儿，禁烟场所里的吸烟者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凑齐一撮儿就走的“中国式过马路”，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等等。当被别人指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往往还不以为然，“多大点儿事，用得着大惊小怪吗”，只有当酒驾或逆行造成伤亡时，人们才有所警醒，可在叹息过后却是不守规矩依然。

张君劢先生曾评论国人的特点是以“越轨为能”，虽然国家有法令规定，可人民总以不守法为得意，而且还会以处于法外为自己的本领，向别人夸耀。而当违反规则并未受到处罚时，又会大赞执法者的仁慈，美其名曰“人性化执法”。

比如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袭人事件发生的当天，就有南京的汪先生在朋友圈儿贴出安徽桐城史上“最美罚单”之事。事情其实很简单，南京的汪先生带家人前往安徽桐城六尺巷旅游，将车停在禁停路段。旅游结束后，汪先生发现自己的车上被贴了罚单，据说他起初“非常恼火”，后来发现罚单上是“前面有停车场，下次注意”的“温馨提示”，他立马心情大好。报道说汪先生认为政府部门作风已经转变，传承了桐城六尺巷文化的精髓，而不是“一罚了之”，所以他为桐城交警的这种“人性化执法”点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汪先生对自己将车停在禁停区的愧疚，他自己的违规和政府作风的转变，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码事，竟然被他这样扯到了一起。这所谓的最美罚单事件能得到很多人点赞，说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违规不算事的小鬼，只不过幸运的是，在我们违规的时候没有遇到吃人的老虎而已。

群体性的生活离不开秩序，秩序的形成离不开规则，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把规则当回事的话，社会生活必然会陷入混乱，行人或车辆不按交通信号通行造成的堵车和无序，相信许多人都有体会。所以说得高大上一些，我们需要过法治的生活，而法治社会的形成，则有赖于每个人遵守规则的自觉意识的养成。只可惜我们习惯于指责别人的不守规则，却视自己的越轨为理所当然，而这正是法治精神阙如的重要表征。

近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在游历欧洲时，曾作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他在“巴力门逸话”中，讲到英国人最神圣的观念就是“阿达”（order），即秩序、规则，并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说议会有一个“阿达”，就是由议员动议、由议长来宣告散会。有一天议员们个个都忘了动议，竟自鸟兽散了，弄得议长一个人在议长席坐到三更。直到一个院内守夜的走过，问起来由，才四处找得一位议员进来正式动议，议长才正式宣告散会。而议会中这些琐琐碎碎的情节，正是“英国人法治精神的好标本”。英国人不制定法律便罢，一经制定，便神圣不可侵犯，非经一定程序改废之后，是有绝对效力，无论何人都要服从。而谈到这一点，梁任公又生出许多感慨，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那些半野蛮未开化的军阀是不足责了，可即便是像他们那样高谈宪政或护法的一派人，也不能不分担责任，因为大家总是“方便自己的法律就要他，不方便的随时抹杀”。所以，只有自己先把法治精神培养好了，才配谈政治，也才能做好各项社会事业。而规则神圣观念的树立，需要每一个国民的自觉。

梁任公的呼吁在今天读来一点儿也不显得过时，因为方便自己的规则就遵守，不方便的就抹杀；或者指责别人不守规则，而自己却以越轨为能的心态，依然颇有市场。事实上，无论是“在园区内严禁下车”禁令，还是“不得违章停车”的规则，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我们生活秩序和生命安全。在规则面前，谁都无法置身事外，谁都没有选择性遵守或不遵守的权利，谁都不可能是局外人。（马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