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进步赢得世界点赞，该怎么看

《世界首款石墨烯产品出炉,中国石墨烯技术领先全球》《英国<自然>杂志密集关注中国科技》《中国真牛!这8个行业领先全世界》《外媒:“中国式创新”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制造”力保全球竞争力》……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为中国创新“点赞”的文章在网络热传,让关心中国科技进步的网友激动不已。

中国科技创新成果密集引发世界关注,是中国政府长期注重科技投入的结果。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正式发布,科研创新被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未来必将有更多令世界“点赞”的科技创新成果涌现。

然而,对于世界各国的赞誉和肯定,我们必须保持理性。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却没有必要因此变得自大；我们可以保持自信,但更应该在席卷全球的科技创新大潮中保持自醒。

第16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和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他们对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进行了客观评价,并对中国成为科技强国还缺什么、如何加快创新驱动给出了建议。

获点赞的主要是速度,还不是创新能力

记者:英国《自然》杂志引用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从13%增长到了20%,这个比例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引用率较高的论文中,大约每5篇中就有一篇有中国研究者参与；不少中国顶尖的科研院校,已进入各种世界最佳科研机构排名榜单……关于中国科技进步的积极评价,似乎越来越多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汪品先:中国科技创新确实有很大进步,但让国际社会“点赞”的主要是“中国速度”。20多年前,美国人还在问“谁来养活中国”,但他们现在惊叹于中国的高效率,认为“集体主义的中国赢了个人主义的美国”,甚至有人建议让中国模式在美国“试运行一天”。

被“点赞”的还有中国对科技教育的重视程度。中国科技投入的增长举世瞩目,在过去30多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增长了300倍,已成为世界各国科学家议论的热点。几十年前,中国一度是一个“白卷英雄”走红、“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国家,但现在是在校大学生3700万、在外留学生50万,从政府到民众无不重视教育、尊重科学的科技大国。

整体说来,我们被国际社会“点赞”最多的是我们的科技投入和发展速度,而不是我们在科研方面的创新能力。但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和欧美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任何国家都是先有了数量的进步,后来才有质量的飞跃。

“创新”在中国还只是方向,尚未成为优势。比如,在谈到中国科技进步时,很多人都会把中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居全球第二当作证据。我不反对SCI本身,但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把它看得太重了,实际上,SCI反映的只是一个期刊的平均影响力,这与其中单篇论文的分量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我非常反对公式化地用影响因子乘文章数量,更荒唐的是根据这个数值去发奖金。这是在试图量化一些无法量化的东西。做科研需要钱,但钱多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研究。如果每个人都忙着找钱、忙着发表论文,大部分人只不过是在重复已经做过的研究,也许他们根本什么都没有做成,但是大量经费就这样花掉了。低质量的绩效评估,也和中国整体较低的科学评价标准有关。总体来说,有独立思维和优异专业能力的科学家数量还很有限。

记者: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中国每年有大量论文发表,但具有高影响力的论文不多,重大和原始创新成果出现的比例还不够高,离全球科研创新的“风向标”之地还有些距离。出现这种局面,说明了什么问题?

汪品先:如今的科学研究和经济一样,都已经全球化了。学术界也和世界经济一样,发生了两极分化:许多国家只能输出“原料”,另一些国家对原料进行“深加工”,得出理论认识。后发国家为原料能出口而高兴,科学家也为其数据能为国际所用而庆幸。

而事实上,大部分论文只是科学史上的过眼烟云,并不会进入人类的知识宝库,而这恰恰就是智力生产与物质生产的重大区别。因此,论文数量并不是科学研究追求的目标,甚至不是衡量科学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论数量,中国论文已经占世界第二,但水平上却离“世界第二”还差得很远。不过,量变可以引起质变,当务之急是要抓住大好时机,促进科学转型。

科学转型也可以和经济转型进行类比。一些国家如墨西哥、马来西亚等,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原因在于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阻止了发展高端制造、走向发达国家的通道。

科学发展路上也有与“中等收入陷阱”类似的现象。特别像地球科学和宏观生物学这类地域性强的科学,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和发达国家一样重要,而且有些自然现象比如说季风,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因而发展中国家也会拥有独特的“原料”优势。尤其是国土大、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可以提供“原料”还可以输出劳务,做“劳动密集型”的分析工作,由此产生的文章数量相当可观。

这好比经济,低端制造业也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污染、低质、低价等恶性循环伴随而来,不能转型的就会掉入“中等”陷阱。科学发展的道路与此类似,不能转型就会掉入陷阱,只不过这种危险仅仅从SCI数量上是看不出来的。

要有原创性突破,不当科学上的“外包工”

记者:那是不是说,如果不转型,我们的科研也可能走上“重复”而非“创新”的道路?

汪品先:举例来说,我国做深海研究最早的是微体古生物学,对照图版在显微镜底下点化石,就可以研究深海沉积,中国、印度等国的深海研究就是这样起步的。这也是30年前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只要有台显微镜,有个水龙头,就可以“向深海进军”。

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科研工种,比较费时费功,但在一没有条件出海采样、二没有仪器分析样品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相反,发达国家则更多地采用精密仪器分析样品,不但多、快、好、省,而且产生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两者的区别在于劳动层次不同,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种要思考的成分不多,以至于有些学生喜欢边听音乐边看显微镜；而“深加工”则要求思考,是智力劳动密集的工种。

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很多实验室的仪器比一些发达国家的还要好、还要新,但一些科研工作者的研究习惯、思考层次依然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上。就拿地球科学研究来说,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正在整体进入转型期。从前为了现象描述而越分越细的地球科学,现在又回过头来相互结合,进入了系统科学的高度,探索机理已经成为国际前沿的主旋律。各种文献里,“俯冲带工厂”“降尘机器”“微生物引擎”之类的关键词频频出现,汇总全球资料、跨越时间尺度的新型成果也纷纷呈现。即便是地方性的研究,也带有“局部着手,全球着眼”的特色。然而,正当国际学术界在向地球系统科学的核心问题发起攻势时,我国学术界却在热衷于计算论文数量。

因此,就像需要依靠高科技实现经济转型一样,科学研究也需要转型。我国的出口商品已经从多年前的领带、打火机发展到手机、高铁,我国的科学研究也需要向学科的核心问题进军,需要有原创性的突破,这就是转型。现在我们处在“中等”状态,往往是从外国文献里找到题目,买来外国仪器进行分析,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这当然是我国科学的进步,但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科学上的“外包工”。想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就不能只注重“论文优势”,应该在国际学术界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学派,有自己的题目。

记者:“论文优势”似乎是一把双刃剑,它让我们的科研人员迅速站在了国际研究的巅峰位置,但这又容易掩盖数字背后的真实问题。这种“数字崇拜”为中国科研创新转型发展带来了哪些障碍?

汪品先:阻碍转型的因素很多,但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过于看重物质,忽视了精神。当前,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的偏向,就是这种导向的产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科研转型就很难实现。

问题出在以论文数量为基础的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上。科学进步的评价难以量化,而在一个诚信不足的社会里似乎只有量化的评价才能显得公平,不能量化也得量化。于是,很多科研机构都把论文数量作为评价标准,反正三篇比两篇好。如果分辨率要提高一点,那就用论文发表刊物的影响指数加权,这就造成了有些单位按论文数量乘以影响指数发奖金的做法。这类不合理的物质刺激办法,可以催生出大量的论文,却促进不了科学进步和创新,反倒客观上阻挠着科学的转型。

更严重的问题,是学科发展中的经费投入的走向。对于有些单位来说,发展科研无非是造房子、买设备、抢人才,而抢人才的力度与年薪的高度正相关。于是,在国企领导纷纷削减收入的背景下,某些地方科学人才的标价却一路飙升。这类“抢人才”的恶性举措,不但本身缺乏可持续性,而且对学风建设起着负面作用,是科学转型大潮中的逆流。

当然,这类问题只是发生在部分单位的部分学科,更普遍的问题在于我们科学发展中的精神支撑不足。我这里指的是科学与文化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是科学研究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性,忽视了科学研究的文化属性,而缺乏文化滋润的科研就会缺乏创新能力,成为转型的阻力。

科学具有两重性——科研的果实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科研的土壤是文化,而且是先进文化。作为生产力,科学是有用的；作为文化,科学是有趣的。两者互为条件,一旦失衡就会产生偏差。假如科学家不考虑社会需求,只知道“自娱自乐”,科技创新就必然萎缩；相反,失去文化滋养、缺乏探索驱动的科学研究,只能做一些技术改良,难以有创新突破。

科学与文化的脱节,与我们的导向有关。中国历来偏重科学的应用价值,忽视科学的文化本质,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典型。其实,科学的创造性就寓于其文化内涵之中,失去文化本性的科研,可以为技术改良服务,却难以产生源头创新。现在,我国从科学院到高考,都有文科与理科分割的毛病,科学与文化之间切出了深深的断层。科学与文化关系,是我国科学转型中一个重大题目,两者的脱节将是我国科研转型的重大障碍。

饶毅:十几年来,中国有很多人提过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但实质是,这一问题在全局层面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在具体层面,有些单位解决得很好,有一些进步,但总体而言,科技体制改革不如人意。很多应该负责的人,对于改革工作都拈轻怕重,所以,能否深化改革,不在于方向不明确,而在于缺乏推动的人。在过去,我国的研究资金比较少,显得问题不是特别严重。现在经费充足,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导致了大量浪费。

全社会的道德滑坡继续,也导致文化成为改革的阻力。以前大学生普遍因为道德和面子而有所顾忌,现在的不少毕业生普遍追求利益而不顾颜面,道德更只是对其他人的要求。申请经费从少数人打招呼到普遍打招呼,不打招呼被理解为不尊重评委,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可以因为积极搞关系而连续几年影响部委的经费,这些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我们招聘到很多科学潜力很好的年轻科学家,但是,他们将在什么环境中工作,他们在竞争提高科研水平的同时,是变成了优雅的科学家还是变成了狼,恐怕也是令人担忧的。

转型:变“论文驱动”为“问题驱动”

记者:目前,中国很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占据明显领先优势,我国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技术储备亟待加强。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转型去驱动创新发展?

汪品先:中国要建成科学创新强国,避免“中等”发展陷阱,只有走转型之路。无论是研究者和研究课题,抑或研究途径,都有待转型。现在有很多人把科研等同于写论文,但学生写论文为了毕业,老师写论文是为了立项,研究者本人对这些问题缺乏兴趣,不知道这些论文有什么意义,也不关心究竟谁需要这些论文。

论文导向、评审驱动下的研究者,难以有宽阔的视野和宏大的胸怀,于是,研究课题小型化、研究组织分散化成了学术界的主流,难以形成能在国际学术界“坐庄”“问鼎”的研究力量。

我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科学研究队伍,早在2011年我国研发投入占全球比重就达13.1%仅次于美国,照理应当进入“领跑”“举旗”的行列,而不该继续为“跻身”国际而感到满足。但这就要求转型,要求研究者争取“自我解放”,从论文驱动转化为问题驱动,从功利驱动拓展到求知欲驱动。论文要写,功利要有,但研究者首先需要有对于科学问题的求知欲,而不是首先考虑一项研究会带来多少奖金。

研究途径转型,转的是研究方法和学术思路。这里的关键在于承担着引领责任的学科带头人,只有他们改变思路和方法,才能带动学生和同事。这首先体现在学科的战略研究和规划制定上,如果每人想的都是“我的题目在哪里”,而不是寻找整体的科学突破口,那么这种“战略”“规划”可能比不订还坏,因为他们提前瓜分掉了未来的经费。

科研工作者不能只满足于跟风做些分散性的小课题,或在别人的刊物上发表几篇论文,我们要瞄准大目标、做大题目、解决大问题,做国际学术界的举旗者、领跑者。积极参与乃至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也是促进中国科技转型的契机。

还需要强调的是学术交流的转型。随着技术的发展,科学界要处理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和研究成果。在知识爆炸的今天,科学家跨学科的学术讨论和面对面的思想碰撞显得格外重要。与文艺演出不同,朗诵会式的单向宣读论文,走马灯式没有争论只有掌声的亮相,都已经不再流行,正在被互动的学术讨论会所替代。而我国一些重形式、讲排场的“学会”依然盛行,相信在今后几年的“转型”浪潮轰击下,会被新形式的交流所代替。

饶毅:重大项目的决策常被误导,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由于科研项目管理不科学,各部委之间有很多重合的研究项目,导致浪费和低效。改进重大决策过程的方式之一,是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科学的咨询委员会,由各研究领域的顶尖科学家组成,他们不仅来自学术界,也来自工业界。这个委员会可以设在国务院,独立于部委利益而存在,类似于美国的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

在发达国家,有很多独立的研究机构,比如德国的Max Planck研究所,美国的Howard Hughes医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允许科学家尝试一些冒险的想法,从事长期项目。他们还有非政府或者慈善基金支持科学研究,比如美国的Sloan基金会。这些独立机构激励竞争,形式多样,补充了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值得我们学习。（采写:本报记者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