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助老太后溺亡，仅是民事纠纷？

女孩助老太后溺亡，仅是民事纠纷？

背景：6月23日，四川达州因暴雨发生内涝，12岁女孩小慈牵着一位老人涉水过马路，两人同时被路面水流冲倒。老人被及时救起，随后离开了事发现场。积水退去后，小慈被发现不幸溺亡。死者家属认为，老人被救起后应该告知小慈也被冲走，认为小慈的死亡与老人有一定关系。死者家属前后三次找上门，老人被迫下跪道歉。

*京华时报发表舒锐的观点：*对于为何在获救后没有告知在场者小慈也被冲走，老人解释称，当时“意识混乱，完全懵了”“雨下得很大，很多人在那里救人”。对于一位刚从死神手中逃脱的老人来说，在极度混乱的状况下，无法苛求其能够保持理性，做出最恰当、最周全的选择。但我认为，老人及其子女也须向小慈父母承担赔偿责任。在法律上，小慈对老人没有任何帮助义务却实施了帮助行为，她的行为构成了“无因管理”。《民法通则》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遗憾的是，老人家属却认为“对方找上门来，我妈也道了歉，这个事也就过去了”。即便调解员建议他们赔偿，他们也对赔偿只字不提。这确实令人心寒，或许这也是矛盾逐渐激化的原因。小慈家属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却采取了极端手段，不仅对老人多次骚扰，更是采取了侮辱手段索歉，这不仅将涉及民事赔偿，更构成了治安违法。但愿双方能意识到自身的错误与责任，怀着对彼此的善意以及对小慈的尊重，理性解决争端，莫让孩子种下的善因蒙尘。

*小蒋随想：*12岁的小慈在洪水中试图帮助60岁的老人是客观事实。暂且抛开法理，仅从从情理与良心上讲，一个助人的孩子不幸遇难，受助者幸免于难，受助者难道不该有所表示吗？老百姓讲究“理和礼”，理顺了，礼到了，很多事就已化解掉大半。如果老人与其家属主动向小慈的家人表达哀悼与敬意，相信小慈的家人会感到安慰。这起悲剧的罪魁是暴雨和洪水，小慈的家人本不应拿老人“问罪”。但是，与许多“冷漠的受助者”一样，老人与其家人想必怕担责任，不愿给经济补偿，试图装成“没事人”。另一焦点是，老人自己获救后，确实“没想起”小慈，这有混乱发懵的因素，也是人性自私的体现。不管怎么说，老人没有帮小慈进行“力所能及”的呼救。上述两点是惹怒小慈家人的最根本原因。小慈家人的行为确实过激，涉嫌治安违法。但是，若设身处地想想，女孩的家人承受着丧女之痛，要面对获救者的冷漠，再加上社会没有给予见义勇为的褒扬，他们会是怎样的心情？此时，单单要求女孩的家人保持理性、理智、克制，是不是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社会也好，管理者也罢，能将一个女孩助人后遇难仅仅理解为“民事纠纷”吗？不禁想到，一些地方以“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名义，不给因见义勇为而牺牲的孩子授予见义勇为称号。小慈的行为算不算见义勇为？社会该不该给小慈的家人一个“说法”？

“人虐狗后被人虐”凸显法律短板

背景：山东威海人戚某做了件残忍的事情。8月1日，他开着一辆轿车前行，车后一条小狗被拖得鲜血淋淋，最后死了。比戚某车速更快的，是网友奔走相告的速度。戚某的行为不仅在微博上被直播，网友还同步“人肉”出戚某的基本信息，很快，戚某被愤怒的“不满群众”围堵。有目击者称，曾听到爱狗人士要求戚某给狗下跪。威海警方通报，已将“戚某及现场4名有过激行为人员带至分局审查”。

*京华时报发表刘雪松的观点：*威海虐狗事件中，虐狗司机的行为确实残忍，哪怕这条小狗是收养来的，哪怕它咬伤过司机咬伤过同事，也不应该用公开拖死的方式处理。爱狗人士传递情绪的方式更不妥当。一些爱狗人士以“你虐狗、我虐你”的方式惩罚虐狗司机，这就超出了法治的红线，也突破了爱的底线。它给人的感受是，在“不满群众”眼里，一个虐狗者的尊严，远不如一条狗的生命来得重要。都是生命，你不能因为爱狗，看到虐狗行为，就要以牙还牙，以虐人的方式施以报复。若此，善待动物的行为就失去了善待生命的本意支撑。无论如何，爱狗人士对小狗生命的护佑，与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尊重，都不应割裂开来。诸如威海戚某这样的虐狗行为，至今还停留在道德的口水战层面，这不得不说也是法律设计的遗憾。围绕各种涉狗矛盾冲突，如何达至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如何区分传统习惯与恶意伤害之间的关系，不应该由人与狗、人与人之间的情绪与暴力来制衡，而最终应该由法律设计来处理。

*小蒋随想：*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我国在动物福利方面的法规确实还有空白。这种差异的形成，与我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一些人的认知水平有关。比如，一些人觉得贫困地区的人尚且需要解决温饱，关于人的各项权益的维护仍有待完善，在此情况下，提出动物福利是奢侈的。但是，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则认为，保护人的权益与保护动物的权益应当是协调与平衡的，迫切希望通过立法对动物权益进行明确保障，严惩恶意虐待动物的人。在争议中，法律制定悬而未决，人的行径因无法可依而不规范。由此，“人虐动物后被人虐”如因果循环式地不时发生，甚至升级为人与人的冲突。而在“中庸的大多数人”眼中，既对虐待动物者的残暴感到愤懑，又对一些保护动物人士的过激不寒而栗。但是，中庸与说教终归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法治社会还是应通过法律解决有关问题。在类似案例中，涉及对人的侵权时，不缺乏适用的法律。但是，涉及冲突与矛盾的根本，也就是虐待动物本身，法律则无能为力。如果这一点不能得到解决，恐怕某些动物保护人士仍免不了要动用私刑。法律还是应当立足于实际，为动物保护设置一些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