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斌：但愿90后长大后依然“更爱国”

评论部里经常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新生代。若按概念界定，这个群体的指代范围相对模糊，它以90后为主，既可稍微上溯包含85后，也可略作延展涵盖00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与此有关的收入差距、机会差距等因素都在该群体身上有所投射，使其内部组成在出身和现实处境上殊异，既有流连城市终难栖身的“杀马特”农民工，又有帝吧出征为国请命的“小粉红”。如是观之，该群体实际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严肃概括，更多是舆论或政治场域赋予社会新生代的代名词。如果非要究其共同之处，或许就是90后群体的社会认知塑造、意识形态形成以及现实生活条件将对未来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即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之谓。

探讨这样一个世代，如果仅仅根据其在当前某个特定时期或成长阶段的表现，不能以“发展眼光”充分衡量其潜在的变化趋势，则评判结果很可能会失于粗浅甚或偏颇。最近两年广被讨论的“90后更爱国”，或许就因囿于这种观察视角而显武断了。

如果说“爱国”是人与生俱来的朴素情感，那么“媚外”或也可谓某种天然“情愫”。对于后者，我们大都不愿承认，即便有所察觉也做视若无睹之状。但不能否认，这两种“天然禀赋”始终都在相互博弈，孰消孰长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带来的现实直观体验。改革开放国门初开，国人被批崇洋“媚外”，现在想来道理倒也简单，因为那时西方发达国家条件真比中国要好。现在90后们“爱国”，部分原因也是在于他们发现当今中国不比西方差了。

不过问题来了：相当一部分当年被批崇洋媚外的“改革开放一代”在30多年后的从过去那套理念和认知中转变了过来，除了还有一些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继续唯西方马首是瞻，很多人都已变成理性和成熟的“爱国”拥趸。那么，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波动起伏，当前90后一代对于国家的这种“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般的炽烈热忱，是否会在另一个30年后发生与前辈人类似的逆向转变呢？坦率而言，我不确定。

每当谈及90后时，我们总习惯将80后、70后甚至更前一代作为参照比较的对象。总有人说，过去70后大体上的自由浪漫和80后的叛道离经都只是一种非真实的“人为建构”，当这种“建构”在现实磨砺中逐渐消解弥散，无论70后还是80后都变得踏实拘谨按部就班，或以中产阶层身份或是贴着其他群体标签扮演社会建设的稳固中坚。这种悄然发生的转变，恐怕过去连他们自己都未曾料想。

我为这样的转变深感鼓舞，但对“人为构建”之说不以为然。70后及其前一代人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意识形态色彩较重、理想主义氛围蔓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当中，他们的自由浪漫乃是源自现实环境浸染的真实存在。只是在经历政治经济诸多事件涤荡之后，这一两代人都随改革开放后席卷整个中国的“实事求是”之风变得更加务实。同样，80后成长和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30年，经济条件更好社会更加开放包容，于是80后群体呈现出来一种“经济社会式”叛逆。将其称作“经济社会式”叛逆，是为区别于60后、70后当年那种“意识形态式”叛逆。较之70后及其前代人放眼寰宇常忧家国的“大我”关怀，80后一代是在衣食无忧之余将心思更多放在了如何摆脱父辈荫蔽、突出自我存在的诉求上，因而表现为现实或文化层面的“小我”关切。当80后终于成年，他们开始面临来自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主体成员，对于“衣食住行”这类现实需求的满足和提升渐成他们这代人的主要关切。如果说70后及其前一两代人是在经历家国涤荡和时代飘摇后转向对于体制乃至历史的驯服，当下的80后则是在国家稳定发展中逐渐实现认知成熟，进而表现出对经济社会现实乃至思想文化的顺从。毕竟，连被视为80后代言人的韩寒，现在都在忙于拍拍电影当当“国民岳父”了。

较之80后及其之前的一两代人，90后群体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多维面向。一方面，互联网和全球化弥平了他们与国外同辈人的知识信息鸿沟，使得权利、空间以及公民社会等源自西方政治学并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概念内化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只是当前阶段，这种知识性的认知还未转变为现实性的社会诉求。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使90后一代自出生始就生活在更为优渥的物质环境中。同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长期累积也已开始引发“质变”，逐渐转化成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显著提升。90后一代亲身见证这一过程，因而产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极为强烈。正因如此，一旦中国国家形象或利益受到威胁，90后往往成为反应速度最快、行动能力最强的民间力量。

不过， 前述的90后群体这两个复杂面向也蕴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正如“改革开放一代”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不经意间实现从“媚外”到“爱国”的蓦然转向一样，逐渐长大的90后未来某天或须被迫在主观期望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时做出抉择，这种抉择很可能会导致他们的态度转变。当90后长大了，开始置身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中时，已然内化在他们心底的那些权利和公民社会理念，终将变成现实的利益诉求，但届时整个国家的演进能否跟得上90后的要求还很难说。

年轻作家蒋方舟不久前在一个论坛上悲观地说，当下中国社会正变得更“讨好年轻人”，但被“讨好”的年轻人无法摆脱两种价值观矛盾的折磨。这确实是当下年轻人的现实处境。惟愿不断进步的中国社会与仍在成长的90后群体能在相互包容、塑造和磨合中共同前进，永远不会出现社会现实与90后期望间的猛烈对撞。（作者为《环球时报》评论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