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撑腰才是最好的“急救包”

7月29日，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这部俗称“好人法”的条例，其中有一个亮点，那就是鼓励和倡导普通市民参与紧急现场救护活动，且紧急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此条例1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提到急救，不禁让人想到今年6月29日，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突发性心脏病猝死事件。因为媒体人的特殊身份，金波意外去世引发热议，尤其是对公共场所急救体系的关注。为了让这种遗憾不再重演，事后，媒体人邓飞等发起和成立了“心唤醒”基金。邓飞当时表示，“我们希望，当下一个心脏病人晕倒在站台时，能够让他在第一时间享受最专业的救援，最大限度地为他争取生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邓飞尚算乐观，他没有想过有没有人站出来急救的问题。在网友发布的急救现场视频中，可以看到金波倒地后有乘客上前实施了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只是急救不太专业，“没有进行持续的胸外按压抢救，抢救的效果大打折扣。”镜头切换到现实中，面对此类事件的发生，最大的问题不是专业性，而是踊跃度的问题。如同“扶不起”一样，现实中还存在“救不起”，表现为不去救、不敢救的问题。

在社会转型期，或许是出于一种市场溢出带来的道德忧虑，人们对一起公共事件的分析，常常喜欢从道德视角出发。同样，对待“救不起”，也有人喜欢戴上有色眼镜，站在岸边进行道德指责。并不排除存在道德问题的可能，但当一种现象成为一种定式的时候，往往有着非道德的因素，起码没有道德范式那么简单。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敢”的背后是“怕”，公众到底怕什么，这种怕有无道理？

假新闻背后也有真关切。2014年6月，一条“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执业的医学博士李芊火车助产，被南京市两级法院判为非法行医”的消息，在网络论坛和微信朋友圈迅速传播。网友在为“李芊医生”鸣不平的同时，还表示了对“法院判赔”的不满，甚至有网友将此事与“彭宇案”对比，称之为“阻止医生挺身而出的道德恶例”。幸运的是，经媒体多方求证，查无此人，查无此案。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公众思考：医生在院外抢救突发病人是否算非法行医？有没有相关法律保护？答案显然是沉重的。

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何出现“好人的过度沉默”？其实，相对于好人的过度沉默，最痛莫过于对集体沉默的无动于衷。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道德问题常常与秩序问题纠缠在一起，而秩序问题往往与制度问题纠结在一块。现实已然给出了答案，一种道德现象的发生，常常与制度支撑有着很大的关系。

急救是技术活，也是风险活。即便在医院里，病人要上手术台了，还被要求签下各种免责条款，而公共场所的急救，同样涉及到风险问题。再有经验的医师，也不能保证一定把病人救活。如果因此受到纠缠，吃上官司，显然会产生“寒蝉效应”。针对心脏骤停者，曾有人提出“白金十分钟”的概念。对于急需急救的患者来说，十分钟是个太奢侈的概念，最快的救护车，在十分钟之内都很难赶到现场。由此可见现场急救的意义和价值。上海出台“好人法”，特别是提出“紧急救护致损害市民不担责”，其实就是通过制度的形式，来为好人撑腰，来为现场急救“站台”。

制度撑腰才是最好的“急救包”。就现场急救而言，添置紧急救援设备，建立快速应急体系，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一切建立在人这个主体上。通过制度撑腰，让有热情、懂专业的人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积极地加入到急救中来，这不仅是患者的福音，也是道德的福音。(毛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