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木：忆50年前高考往事，让人流泪

看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送的消息，我又一次想起50年前高考入学的往事，尘封半个多世纪的一些记忆依然那么清晰。知情者劝我把它们写出来，那些琐碎故事或可印证世事沧桑和时代的进步。

1959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是在高考前就填写报考志愿，这让考生很费心思：填低了怕“高分低就”，吃亏;填高了又担心“一滑到底”，名落孙山，因为大多数高校喜欢收第一志愿的考生。我没为填志愿的事犯愁，班主任李老师替我包办一切。第一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打听到，那年该系在青岛及周边地区有一个招生名额。

李老师高中就读于复旦大学附中，又喜欢写作，对复旦新闻系十分向往。但他家庭出身不好，有个亲戚是台湾“外交部长”钱复。 政审通不过，也就与重点高校无缘，被山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毕业后分到青岛三中教数学。他也就大我们几岁，朝气蓬勃，教学很投入，班主任工作

也干得有声有色。他的“复旦新闻梦”并未泯灭，而是寄托付于自己的学生，他选中了我。

那年的考场设在青岛海洋学院，离我们三中有30多华里。晩上睡在青岛二中学生教室，几个人一间，4张桌子一拼就是一张床，大家和衣而卧，拿书包或卷一下外衣等枕头。夜里，传染似的辗转反侧，不断有人出出进进，焦躁的氛围和陌生的环境让人难以入睡，好在年轻气旺，第二天还能打起精神入考场。两天考试，李老师长时间在考场外等待。这令我感激又不安，唯恐辜负他的期望。

那年外文虽列入考试科目但成绩不计入高考总分，这对我如同在押犯遇到特赦令。我们高一时才开始设英文课，老师是解放前齐鲁大学教授，曾留学美国。他高调承诺，保证在3年内让我们听、写、读、说全学会。他要求极严，谁学习认真，成绩好，他在高一4个班上大张旗鼓地夸奖;谁学习不上心，成绩差，他也在4个班上指名道姓地数落。还真见效，原本不是主课的英语，竟喧宾夺主，同学们都兴趣盎然地为它花超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好景不长，大约七八个月后的一个课间，这位老师被公安局带走，听说罪名是“历史反革命”。于是，学校又让我们改学俄文，一位有些俄文基础的老师现学现卖，过了一段时间他教不下去了，同学们也觉得学的没意思，外语课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取消了。

高考时，我矬子里拔将军，报了英语，入大学后便分到英语班。班上半数是上海同学，我的水平隔人家两条街。我的外文被煮成了夹生饭且不说，还让我对它产生敬而远之的逆反心理。

大学统一发榜前的一天上午，学校教导处留守校工气吁吁地找到我，说是上海来的人要见我。来者是位中年人，温文尔雅，一见面就喊我的名字，见我吃惊，他微笑着说，“我认识你有俩月了”，这表明他早就认真看过我的档案。后来知道，他是新闻系副主任伍老师，此番专程来青岛是要见见市里9位考上复旦的学生，组织大家一起赴校，路上好彼此有个照应。文革时，伍老师不忍受辱跳楼身亡，他的音容笑貌也就格外令人难忘，有两次，我恍若听到他在喊我“小胖子”。他对我的这个称呼，从青岛见面时起直到我大学毕业。

又过了两天，我收一封写着我名字的厚厚的的信，内有一期新闻系学生会办的油印刊物《红色记者》，在这期迎新特刊中，有热情洋溢的祝贺辞，有对新闻系的介绍，有对新生入学前准备工作提示，还有学长们的精彩诗文。

就这样，尚未踏进复旦大门，就对“母校”二字的的意蕴有了更多领悟，她就像母亲那样给学子们亲切关怀和温暖。

我们几个人从青岛乘船抵达上海。一出黄浦码头，就看到“欢迎复旦新战友”的标语。去学校路上，热情似火的学长，不停地向我们介绍所经过街道的名字和特色建筑的来历，我记牢的只有乡土气息十足的母校所在地：江湾五角场。

学校很快就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我家在农村，父母双亡，没任何经济来源，享受一等助学金，每月发13.5元的餐券，这是全校统一伙食标准，4元零花钱，我们几位特困生还到学校裁缝店免费做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领了一双棉鞋。这件棉袄伴我度过5年大学岁月。(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