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抵制“肯德基”也是一种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在西方更盛行

盲目排外的“爱国”行为也是一种反智主义

从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作出最终裁决以来，国内一些群体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以河北乐亭县部分人士抵制肯德基为代表，全国至少有11个市县的肯德基店遭遇堵门或抗议，甚至有人打出标有“肯德基、麦当劳滚出中国”字样的大横幅。除了肯德基外，以苹果手机为代表的美货以及轿车为代表的日货，也成了一些爱国人士抵制的对象。

这种盲目排外的“爱国”行为，受到了国内一些主流媒体的批评。其中一篇题为《爱国不应折腾自己人》的文章称，“爱国应该是理性的，不能以‘反正我爱国’为名肆意发泄”。文章最后写道：“具体到每个人，少一些荷尔蒙激荡，多听一些冷静、专业的发言，才是尽到了建设自己的义务。”

“荷尔蒙激荡”、排斥“冷静、专业的发言”的“爱国”主义，其实可以看成是反智主义。这种缺乏理性、盲目排外、自己人折腾自己人的举动，实质已远离了爱国主义的本义，败坏了爱国主义的名声，想必大多数中国人会理智辨别。

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这次“抵制肯德基”活动进行了密集报道，甚至有人据此对爱国主义发难。事实上，这样的反智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时出现。当下，反智主义正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甚嚣尘上，“抵制肯德基”这样的举动与之相比，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

一场选举让反智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

什么是反智主义？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这个概念，源于已故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他认为，智力(intellect) 是“思维层面的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其具体表现为“审视，思考，好奇，理论构建，批判和想象”。相应地，知识分子就是具有以上这些思维特征的个人。至于反智主义，他是这么定义的：“对智力本身以及具有智力的人的憎恨和怀疑，以及不断贬低智力的价值的一种倾向”。简而言之，在霍夫斯塔特笔下，智力的核心是理智和批判，而反智主义就是缺乏理智和批判，盲目轻信，或者对与自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视而不见。

霍夫斯塔特这本书，分析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不仅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尤其是国务院的外交官)，还有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也受到政治迫害。霍夫斯塔特认为，1952年总统大选弥漫着反智主义，并且艾森豪威尔的胜利，就是反智主义的胜利。在他看来，书呆子(egghead)这个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词在当年大选中成为流行，就是反智主义在美国盛行的表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反智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并且也是因为一场总统大选。被“政治真相”网站授予2015年“谎言大师”称号的唐纳德·特朗普，却在党内总统初选中一路遥遥领先，轻松击败各个对手，并在刚刚结束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该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在众多观察人士眼中，特朗普的崛起，就是反智主义在美国盛行的表现。

美国著名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指出，“共和党人一直以来鼓吹反智主义、故意阻挠和民粹主义”，而特朗普能够胜出，就是因为他“毫无廉耻地拥护这些理念”。一位美国观察人士这样写道：“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比特朗普更夸夸其谈、自我膨胀、公开推崇反智主义的人，而他居然成了一个主要政党内部遥遥领先的候选人”。

反智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以至于总统奥巴马也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久前在罗格斯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中奥巴马谈到，反智主义的表现就是，“我们假定网络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正确的。我们仅仅会检索那些能够加强我们已有信念的网站。观点常常伪装成事实。最大胆的阴谋论往往被当作是真理。”

反智主义在英国脱欧公投中大行其道

源自美国的这场反智主义的洪流，也波及到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是欧盟最早的成员国之一，并且也是欧盟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两个是德国和法国)。四十多年来，虽然英国和欧盟之间一直有着各种磕磕碰碰，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尤其经济方面)却一直在增加。然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再加上最近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让很多英国人对欧盟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于是就有了6月23日的公投。

公投之前，留欧派和脱欧派都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很多分析人士指出，大量英国民众也受到反智主义的影响，对各类专家(尤其是经济领域的专家)的理性客观分析置若罔闻，反而让自己的情绪或者偏见左右自己的投票，最终造成了脱欧的公投结局。

现任英国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被认为是反智主义在英国的代表。作为内阁成员，按理说他应该义无反顾地支持首相卡梅伦的留欧立场。然而，他却站到卡梅伦的对立面，并且高调投身脱欧宣传。在投票前接受天空新闻节目采访时，戈夫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各种专家”。

面对以戈夫为代表的反智主义思潮，德蒙福特大学校长多米尼克·谢拉德回应道：“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竞选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使用恶毒的反智主义，讥讽任何敢于说自己是专家的人”。他号召英国的学术界团结起来抵制这样的思潮：“大学有道德义务挑战这样的观点，即知识分子或者专家应该被怀疑或者诋毁”。

尽管特朗普和戈夫来自不同的政治环境，但是他们都成了反智主义的象征。反智主义在美国和英国流行，并非表明这两国人民越来越不理性了。反智主义并不等同于以尼采或者艾默生为代表的反理性主义，这一点霍夫斯塔特在其书中就明确指出了。相反，受到反智主义感染的人，往往认为自己的言行是理性的：选择符合自己观点的事实，排斥与自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难道不是理性的表现吗？从心理需求的层面来说，这样的行为可能是理性的。但是从智力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行为是不理性的，是反智主义的表现。

反智主义是没有国界的。如今，中国国内一些群体，似乎也受到了反智主义的感染。当某个群体认为他们的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并且当这种内忧外患可以成为这个群体(或者自诩为这个群体的代言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重要工具时，反智主义就会盛行。(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