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冷”与“热”
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降,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1至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8%,与去年同期民间投资及今年同期全社会投资相比,降幅均已超过六成；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为61.5%,比去年同期下降3.6个百分点。
如何破解民间投资遇冷跳水的困局,事关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5月初,国务院派出9个督查组赴18个省(市、区),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找亮点、查堵点、摸痛点、破难点；各部委密集发声,频频释放稳定民间投资的政策信号。
近日,新华每日电讯特邀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周天勇、新华社资深记者刘荒,走进第15期“议事厅”,聚焦制度性壁垒的“老问题”,剖析结构性改革的“新挑战”,探求经济增长与投资波动的内在逻辑,揭示政策信号对市场预期的多重影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民间投资下滑为何引起中央重视
周天勇:中央高层对民间投资遇冷如此重视,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首先,民间投资低迷乏力的形势异常严峻。今年以来,占国内总投资60%以上的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严重拖累了国民经济增长。1至5月份,民间投资增速跌至3.9%,不及去年同期增速12.1%的三分之一；5月份,当月同比增速仅为0.98%,创历史新低。
其次,投资环境遇冷,导致民间资本外流严重。截至5月底,我国今年实际利用外资542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735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出现逆差,投资者仅在美国买房支出就高达610亿元人民币,还不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此外,许多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由地下钱庄汇出或其他非法方式流出,并没有计入国家的统计。
第三,民间投资脱离实体经济问题突出。一方面投资需求疲软,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又不进来。今年以来,很多民间资本先进入股市,股市暴跌后又转入一二线城市的房市,再后来又把期货炒了一遍,期货下跌后又涌入三四线城市的房市。这种“脱实入虚”到处炒泡沫的现象,对中国经济非常不利。
刘荒:从2005年到2015年,民间投资增速由50%下降到10%左右,若剔除“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年份,年均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今年降幅虽呈扩大趋势,若没有投资结构恶化相叠加,恐怕也不会引起高层特别重视和市场深度担忧。
进入2016年,以增速急剧下滑为标志,民间投资开始遭遇“冰桶挑战”——连续10年攀升的民间投资占比曲线,在去年峰值逾65%后突然箭头向下；多年高于全社会投资2%～3%的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行形成“剪刀差”；大多数地区、产业民间投资颓势明显、经济分化加剧,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的“挤出效应”聚合放大。
毋庸置疑,对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每年创造约60%国内生产总值、80%就业岗位、50%以上税收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力量。民间投资急剧下降并与全社会投资增长发生背离,无异于拉响了宏观经济风险的警报,自然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督查中企业反映哪类问题最突出
周天勇:从国务院督查组综合反馈的情况看,当前民间投资面临的问题中,有四个最突出:一是部分法规政策不配套、不协调、落实不到位,二是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和政府服务等方面,难以享受与国企同等待遇,三是融资难融资贵、缴费负担重,四是一些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少数地方政府失信。
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打好政策“组合拳”非常重要。其中,落实减税清费等降成本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则是短期内最有效也最紧迫的经济政策。从近期企业调研和统计数据看,一些减税清费措施成了“空头支票”,企业除了完成当年税收指标外,还出现回溯性收税、过头税等名目,甚至将中央和国务院的减税政策执行成了增税。
一边是基层税务人员抱怨减税和增收“两头争”,考核指标不放松；一边是民营企业家诘问“从上到下都说要给企业降成本,税收任务一点儿没下调,税负咋能降下来?”如果继续由财税部门主导减税清费改革,即使中央政府继续力主为企业降成本,仍有可能发生各级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怪事。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和举措,企业税费负担很难真正减下来,实体经济投资就会越来越少,制造业向外转移速度也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深度下滑。
刘荒:自2005年“旧非公36条”到2010年“新非公36条”,每一轮经济下行,国家都会推出进一步鼓励民间投资的新政策。尽管投资环境总体趋向宽松,但地位不平等、机会不相等、规则不对等的“身份歧视”仍根深蒂固,民间资本难以摆脱夹缝中生存的逼仄感。
一些民营企业家反映,即使有的减税降费政策看起来诱人,往往由于缺少操作细则,或税务机关拖宕曲解,企业也只能“望梅止渴”,“再饿”也不敢“吃螃蟹”,生怕踩了偷税漏税的“雷”。
在大量公开或隐蔽的制度壁垒面前,自嘲为“二等公民”的民营企业,很难享受到公平竞争的市场礼遇；即使在市场准入的投资领域,现行投资审批制度关卡林立,“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乱象丛生,也极大地限制了民间资本的有效扩张和良性竞争。
“‘公私分明’的市场壁垒久攻不破,说明姓社姓资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只有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突破所有制歧视对民间资本的围剿。”很多民营企业家呼吁,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用市场化改革、法治化思维解决所有制歧视的顽疾。
实践证明,破除所有制歧视既是老问题,也是大问题。要真正把民营经济当成自己人,使政策诚意比政策意图更优先,而不是去产能时把人家当赘肉,稳增长时逼人家做“接盘侠”。否则,不仅一些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会被悬置,很多重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也难以落地。
穿过“三重门”翻过“三座山”
周天勇:第一个挑战是,人口结构性跨期失衡,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由人口增长放缓、人口低生育导致的少子化与老龄化,使得我国22岁～44岁经济主力人口过度收缩。一方面,劳动人口增速下降,助推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和养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主力消费人口减少,住宅、汽车、家电等刚性需求锐减,重化工业出现全面过剩。
从国际经验看,对工业化前中期人口高速增长过度干预,必然导致工业化中后期人口结构性跨期失衡。经济主力人口锐减,导致经济“未富先老”,投资溢满,产业过剩。这样不仅阻断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使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还会形成挤出性产业转移压力。最近几年,一些民营企业家青睐东南亚、南亚、北非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步伐明显加快。
第二个挑战是,服务贸易结构失衡、产业封闭,形成体制性挤出。在正常的结构转型中,工业化提前结束意味着服务业化提前到来——货物贸易下降,服务贸易上升。由于我国旅游、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业长期被垄断,限制对外资和民间资本开放,市场竞争能力弱,质量提不上来,服务贸易逆差高达4000亿美元左右。
这些极具成长性的服务业市场长期封闭、僵化,对国内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国内服务领域的旅游、教育、医疗等消费需求转移出境外,成为到国外旅游、留学、看病的支出；民间资本对国内服务业的投资需求也被挤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64%投向了国外服务业；挤出像阿里巴巴这样的新经济红利,由国外投资者掌控和分享。
另外,一些新的经济增长领域开拓得不够。比如,通用航空的低空开放,对美国GDP的贡献占0.8%,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如果像美国一样开放低空航空,将创造一个万亿元级别的新市场。
刘荒:可见,传统的增长方式和投资逻辑已经难以为继,民间投资既要穿过制度壁垒的“三重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还得翻过企业成长的“三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才有可能扭转急剧下滑的颓势,
目前,我国民间投资的重点在东部、中部地区,主要是第二、三产业。今年上半年,增速下降最大的东北地区和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1.9%和19.7%。由于它们在分类投资中占比过低,仅为5.4%和3.8%,对民间投资的实际影响和拖累,远不及中部地区和第三产业。
民间投资最为集中的传统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民间服务业,似乎已变成“产能过剩严重、库存压力巨大和政府管制过多”的代名词。一些民营企业家反映,现在是实体经济比较萧条和困难时期,“三去一降一补”表面上看是国家任务,实质上是市场要求。民营企业首当其冲,有人甚至感觉“现在投啥啥亏,有点走投无路了”。
由于投资过度和改革滞后,加剧了民间投资结构恶化。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4.1%,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由上年同期的54%下降为49%,“挤出效应”明显。虽然国资主导的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却没有形成对民间投资带动的“挤入效应”。
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遇冷,使一些“无门可入”的民间投资开始“夺门而出”。以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为例,今年一季度全省对外直接投资额376.2亿元,增速高达70.7%；而1-4月全省民间投资增速仅为3.1%,远低于全国5.2%的平均水平。
究竟“水太冷”还是“心渐凉”
刘荒:最近一段时间,舆论对“融资成本高、税收负担重、壁垒歧视多、政府不作为”等营商环境弊端口诛笔伐,一针见血；但企业对“需求疲弱、产能过剩、利润下降和预期紊乱”等市场环境恶化忧虑重重,远未改善。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是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由于民间投资具有预算和利润双重“硬约束”,是市场内生的有效投资需求,对经济冷暖的敏感性更高。一些民营企业家坦言,他们既怯于市场“水太冷”,又忧于政策“心渐凉”。
也许,这才是当前民间投资意愿下降的根源。尤其需要理性认识、正确看待,把重点放在内生动力的开发、启动和释放上,而不是不顾投资风险、产能过剩和结构恶化的政绩追求上。
简而言之,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当前,许多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制造业,面临去产能、去库存的结构性转型压力,而民间资本在制造业投资增长占比仍高达86.6%。如果还继续盲目扩大投资,民间投资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战略产业、服务业转移的结构调整目标,就会变得遥不可及。因此,开放投资空间要优于追求投资速度,要为民间投资结构调整留出窗口期,这个成本当然也包括短期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同时,民间投资的盈利结构也需要优化。首先,由于地方政府强势主导经济,民间资本往往既追求市场盈利又谋求政策套利,制造业中相当一部分过剩产能,就是当初瞄准土地、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套利而形成的,一些新兴产业套利现象比较突出。另外,由于投资收益差别导致民间投资“脱实入虚”,当炒股票、炒房子、炒期货等可以有成倍收益,理财利息可以达到4%～5%,就会导致民间资金“脱实入虚”,加剧泡沫、扩大杠杆,助长“一夜暴富”的浮躁社会心理。
周天勇:要恢复民营经济信心,不仅需要战略性的结构调整,特别是赶超和颠覆性的创新,更需要排除各方面干扰和阻碍,大力度地改革,破除思维定式,来一场深刻革命。
首先,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公平与所有制结构密切相关,公有经济成分大小决定社会公平的成色。我们通过国内外数据比较发现,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民间投资不活跃的地方,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差距越大。国外从东亚到拉美、国内从西北到华东,基本都符合这个结论。
其次,要从“计划多一些,市场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加大国家计划控制资源和再分配的力度,可以解决市场失灵导致的贫富分化。我们从国内外比较经验看,凡是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地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无论前苏联还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概莫能外。
还有,一定要明确,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毫不动摇地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保护私人财产和知识产权,进一步加强对有恒产才能有投资和创业恒心大道理的认识,不翻私营企业家旧账；个人违法并不代表企业违法,处理违法不能随意查封和关停企业；要处理好依法改革与修法太慢的问题,改革需要突破旧法束缚的关系；要进一步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改革行政及其行政事业性的一些管理体制,让市场决定,做好放权、松绑的工作。
防止“顺周期”变成“逆淘汰”
刘荒:对于民营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痛点。近年来,国家出台要求银行扶持民营企业的文件不少,但由于多数都是指导性意见,实际效果不理想。
一份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官方调查显示,完全依靠自有资金扩大生产的受访企业仅占4.2%,58.7%的企业融资首选银行贷款,能得到足额贷款的企业仅占申请贷款企业的6.6%。
正当人们为大多数民企融资难融资贵而焦虑、为因银行惜贷、压贷、抽贷造成民企资金链断裂愤怒之时,民间投资最为集中的制造业,正在成为银行不良贷款最集中的行业之一。有数据表明,工行、农行、建行的制造业不良贷款率,2015年末分别为3.43%、5.45%、5.89%,比2014年末大幅上升了1.10～2.18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增速下滑、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这“一降一升”使转型经济深陷新的“两难”之中。显然,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民企和垄断性经营的银行,对风险与收益的配比选择并不相同。这也解释了国家要求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商业银行,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相当于为银行增加成本、牺牲利润和加大贷款风险,为何总是难以奏效的原因。对于垄断性经营的商业银行来说,“顺周期”开展业务是再理性不过的事情,似乎并不在意“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谴责。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违反合同契约和商业道德的行为。
显然,用松紧腰带的方式解决肥胖问题是无益的。只有打破金融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推动利率市场化,才能使银行业充分竞争,降低融资成本,避免银行“顺周期”使得民营经济被“逆淘汰”。
周天勇:说到融资,首先要知道大银行不给小企业贷款的原因。一是因为这种行为本身不经济。大型银行要给中石油之类的大企业贷款,一笔贷款就可以放款50亿元,运行成本很低；如果要给每个小企业贷1万元,这50亿元需要放贷50万户,光人工成本得有多大?二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大型国企既有规模又有品牌,还有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可胡同里的一个小企业要贷款,银行很难弄清楚它的真实信息。三是大银行从来都是反对民营银行发展的,虽然中央说要鼓励发展小银行,但实质上并不顺利。
还有个新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减税和增值税改革,并没有使民营企业的真实税费率减下来。首先,以前民营企业偷税漏税比较多,“营改增”后偷漏不了了；第二,“五险一金”在企业成本中增长非常快,现在稽查力度加大,这部分支出也上升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高利贷。企业的借贷成本体现在贷款方来看,主要是三部分:一是银行的利息,扣除银行运营成本后,2014年银行的纯收入是18000亿元；二是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小贷、典当、担保、租赁等,也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2014年的利润在1万亿左右；三是民间借贷、地下钱庄集资和高利贷,大约也是18000亿元。如果全口径计算,整个企业的借贷成本高达4.6万亿元。
我认为,如果不从根子上改革扭曲的、高利率的银行业结构和形成机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不可能根治国民经济借贷资金高成本的顽疾。当前,应当尽快推进放宽城乡中小微银行的准入改革,改变“不改银行业结构而放开利率”的改革思路,打破银行业高度集中垄断的格局,以结构合理的市场竞争来降低资金价格。
推动创新改革才是“定心丸”
周天勇:要稳定民间资本的投资预期,首先是安全问题,如果没有稳定的安全预期,投资跑了,消费也跑了,经济当然会下行。其次是发展空间问题,还有就是税费和要素成本问题。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需要稳定的宏观政策和社会环境来保证。
与民间资本呼吁打破垄断、公平竞争的开放要求不同,一些地方官员则纠结于“依法行政与创新改革”的发展悖论之中——进而无据、退而失责,又担心错失机遇被扣上“不作为”的帽子。
伴随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在一些地方特别是经济领域,有的法律法规本身就值得商榷,很多创新和改革都难以进行。比如私营企业要办医院,按照现行法律行不通,很多工作根本做不了。以互联网创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一些法律法规已经阻碍改革创新和经济发展,政府若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势必会影响改革预期并饱受舆论诟病。要将这几百部法律、一两万个国务院部门与地方法规、条例,进行全面的甄别、清理、修订、废除、讨论乃至颁布,废改立释都需要时间和成本,经济发展和创新等不起、等不及,很多法律改完恐怕需要二三十年。
如果完全寄希望于依靠立法主导改革,固然合规合矩,却有可能牺牲发展机遇；而重大改革于法无据,触碰中央政策红线。改革者很容易陷入冒非常大风险的窘境,这是很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观望者多的重要原因。
因此,建议中央尽快研究界定重大改革范畴,为制度创新和经济改革提供空间,推动重点领域加快立法,其他领域充分授权,不让企业家担心有违法风险、政府官员畏惧改革风险。虽然中央提出要调动基层创新改革的积极性,但是很多方面仍牢牢束缚着相当多改革的设计,特别是实施和进展,直接关系到很多的重大关键改革任务在“十三五”期间能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