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勤：需要认清中国经济的三个“新”

中国最新经济数据公布，市场反应平平，因为国际国内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准确的分析。

尽管中国的GDP实现了6.7%的目标，人们对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正常的发展速度有着各种不同的解读。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中国要继续保持中高速的发展，必须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必须加强经营体制领域的改革。

习近平在5月17日会见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时特别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不仅能够向世界提供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动力，也应该能够提供可供国际社会借鉴的理论和思想。因为，实践出真知，经过35年的摸索和实践，中国终于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指导：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中国的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登上一个新的高峰。

我们都知道“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无论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经济体，或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在为自身的经济基础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即理论指导。一个“凯恩斯主义”就统治了西方经济学数十年，是西方经济长期不衰的精神支柱之一。然而，时代变化太快了，老的“凯恩斯主义”已经逐渐失去吸引力，被各种流派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取代。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供给侧”搅拌成一种新式“沙拉”混上经济学家们的餐桌，一度成为时尚或时髦的词汇，被少数学者不厌其烦的重复提起，甚至被捧为新的理论经典，企图用来指导或医治中国经济在复杂的世界经济变化中面临的各种不适。

事实证明，这些理论均不适合中国国情，自然不能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和需求。于是，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应时而生。

在2015年的中央财政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构想。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在长期市场调查和多方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深思熟虑思考的结果，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论证考验。在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向世界表明中国坚持改革的决心没有丝毫改变。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机，这个时机不能再以速度为标志，而是以质量和综合实力均衡发展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唯一能够实现这个改革目标的途径。因为，它能够适应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需求。尽管不少人把当前的“新常态”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增速放缓”等消极因素，忽略了“新常态”中包含的真正含义。其实，我们所谓的“新常态”包括了已经长期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体系中“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失衡，这个失衡直接导致了劳动关系，生产成本和国际贸易格局之间的再平衡，从而产生了“结构性”“梗阻”，阻碍和制约了经济的顺畅流动，自然会造成经济发展乏力，甚至出现下滑的压力。

美国在上个世纪20年代遭遇的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我们仔细分析美国当年的经济状况，可以轻易地得出结论：正是美国的“需求侧”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供给侧”并没有及时补上这个短板，造成美国企业倒闭，大量失业，外贸萎缩，钢铁，煤矿和汽车制造三大产业发生断崖式衰退。美国的“结构性需求侧”和“供给侧结构性”脱钩所产生的“跷跷板”效应直接让美国遭遇10年之殇。而耐人寻味的却是当时的苏联的经济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在30年代初，苏联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如果研究苏联经济发展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当时的苏联政府恰好采取了适当的“供给侧改革”，给市场需求提供了一定的活力，所以使得苏联的经济高速发展保持了二十多年之久。然而，苏联没有能够处理好“结构性需求侧”和“供给侧结构性”之间的关系，最终在上个世纪50年代被西方的发展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上个世纪美苏两者之间的竞争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和宝贵的财富。中国恰好采取了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在“跷跷板”两头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让经济能够保持恒速均衡发展，不会产生上个世纪美国因忽略“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和苏联忽视“需求侧”变革的失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创造了安全行驶图。

中国发展的“新形态”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一个“新形态”，这个“新形态”是“新常态”下的正常体现。这个“新形态”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这句话的中心就是一个“稳”，这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进入2016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证实了这个“新形态”的准确性，中国经济改革没有在减速的情况下发生方向性改变，而是采取更加稳定的措施向既定目标前进。2016年前几个月的经济增速依然保持在6.7%左右，令国际经济感到放心，尽管世界经济困难如故，但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国际社会足够的信心，因为世界经济的复苏离不开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的成功。

中国的经济正是面临“需求侧”和“供给侧”这个“跷跷板”两头孰轻孰重的选择。例如，中国在大规模制造业如钢铁，煤矿和建筑领域的产品短期内积压过多，造成价格和市场的波动，而同时在服务领域的“供给侧”乏力，形成“结构性需求侧”的失态，使得“跷跷板”发生了向“需求侧”的过度倾斜。许多国家在处理这类矛盾时，常常采取“削足适履”的方法，就是片面减少财政支出，减少工业产出，结果影响了就业，也没有解决产品的市场流通。这是当前欧洲国家没有能够有效的逃离“经济下旋”所产生的离心力的主要原因。中国采取的政策正好相反，果断采取了“修履适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线，能够保证中国的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增长的“新状态”

中国经济随着进入“新常态”，“新形态”而出现增长的“新状态”值得关注，这对于准确认识中国国情至关重要。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状态”，在今年年初召开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八大工作重点”，“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其中之一。中国的经济中“供给侧”出了问题。从表征看，中国经济似乎存在“需求不足”，所以造成经济增速放缓。其实，所谓的“需求不足”只是表面现象，是个“后天不足”所致，而“供给不足”才是真正的“先天不足”，是导致经济增速下滑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新状态”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L型”发展状态，这个“新状态”让世界感到些许紧张，因为国际上普遍希望看到的中国依然是不顾后果一路领跑的发动机。而这对中国的持续发展是极具危害的“状态”。现在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会获得修整机会，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利好消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借鉴德国的发展经验。

反思德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发现德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有能够正确处理“供给”和“需求”之间平衡的国家。在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政府紧紧抓住“供给侧”的管理，使得经济没有产生大的波动：就业保持稳定，经济增速乱中求稳，出口保持后劲，为欧洲的稳定做出特别贡献。这既得益于德国经济结构性风险掌控较好，市场机制成熟，所以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没有出现超大倾斜。因为德国长期采取的是宏观调控的社会市场经济，给市场“有限的自由”，保证市场充分的自由流动性，也保持强大的监管效力，是经济始终保持在法律的轨道之间前进。

许多学者常常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地归为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这完全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曲解。

我们不能把当前进行的改革误读为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战争。如果不能从中国国情出发，是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的特殊意义和重要性。

中国经济必须解决因前30年改革形成的以“需求侧”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转向逐步完善“供给侧”改革的模式。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整的，市场说了算;如果出现外来影响或出现外来力量的制约，如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成为“必须”。这是各国无法绕过去的难题。特别是中国的就业压力巨大，市场变化瞬息万变，是许多中小国家无法面对和解决的障碍。目前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能够顺利解决面临近14亿人口，资源不足的状态能够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繁重任务。中国经验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最有附加值的理论贡献。

中国经济的“新状态”决定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波澜不惊的发展过程，其中的核心动能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严格的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属于解决“需求侧”的问题，而“降成本，补短板”则是“供给侧”的内涵。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与否，都会对全局产生重要影响。我们要特别在“补短板”上下大功夫，因为只有了解短板，并且有效弥补其不足，才有可能保证“三去”的顺利执行。中国在国企改制，民营企业发挥效率，如何在国际市场保证中资资产的安全，以及在国际法律体系中，和维护知识产权等领域，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均处于“短板”状态，其中在国际金融和资本全球管理方面依然存在人才，经验，和实践等“短板”，如何克服这些“短处”，发挥我国体制优势是变短为长，是改革的重要任务。

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降成本”，因为“成本”是经济发展中的“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在工业商品或出口产品上的“降成本”，而是在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成本”需要认真解决。有不少地区的群众存在着：工资涨了，压力却大了的不正常现象。归根结底，还是生活成本居高不降，如房子，汽车，医疗和教育等消费价格不定期上涨，给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惑。包括人们对“工资成本”的提高感到有诉求未解。在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抓住“降成本”这个“牛鼻子”，对全局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充分发挥中国的“体制红利”

现在在国际上有不少人想看到中国的笑话，不希望看到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继续成功。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以往成功，是因为“体制优势”，可以集中管理，集中解决主要矛盾。但是，他们并不真心赞同中国的体制，更不会承认和接受中国的体制优势的事实。而现在，他们则希望看到中国的因“体制优势”产生的“体制红利”已经逐步消耗殆尽，往后会是无尽，无解的麻烦。而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进一步强化“体制优势”，确保“体制红利”可持续，可再生的能力。在习近平近期讲话中，针对存在的一些社会消极情绪提出警示，强力维护了中国的“体制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

中国特色的“体制红利”将会长期发挥作用力，这是保证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获得成功的保障，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正是确保中国体制的完善和顺利发展。中国的任何一点成功，都离不开我们赖以生存的“体制优势”，这些正是国际社会期待和给予信任、信心的原因。

2016年是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摆在目前的八大任务，在理论和实践中，完善和真正树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完全实现两个“梦想”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