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公务员双休日”非奉献属侵权

“取消公务员双休日”非奉献属侵权

背景：《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公务员法》也规定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国家法律在此，丰润区下发与法律精神相抵触的“红头文件”，显然是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表现。发这种“红头文件”的负外部性明显，公务员队伍有怨气，哪怕中心工作再紧，基本的休息权利也要保障，不能随便剥夺。再说了，人不是机器，不休息好怎能好好工作？就算“双休日”被迫上班，“五加二、白加黑”也会影响工作效率。公众恐怕也有看法，虽然区委办、区政府办的出发点不错，也没有找群众的麻烦，不过公权力也要恪守法律底线，太任性不是好事。而且，朝令夕改，对公权力形象也更加不利。再说了，公务员的休假权利得不到重视，会不会在社会上形成不良的示范效应？譬如说企业。违反法律法规，乱发“红头文件”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仅仅“连夜取消”就行了吗？要不要有人为此负责，或者出来稍微解释一下？

*小蒋随想：*真正的“特殊时期特殊处理”，人们都能理解配合。比如，近期一些地方发生洪涝灾害，在抗洪抢险的关键时刻，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人民子弟兵必须对危险地段严防死守，确保百姓与城市安全。此时，有关人员不可能照常休假、按法定工作时间上下班。这既是有关方面与人员的职责所在，又是特殊时期的必须坚守。但是，“特殊时期”不是筐，不能把各种事情都往里面装，没法拿“奉献”作为侵权的挡箭牌。比如，一些地方为了搞具有政绩色彩的活动，要求公务员“主动放弃”休假。还有，在本该让孩子们快乐玩耍的儿童节，一些小朋友却被安排在大太阳底下给某些领导演节目“庆六一”。这类事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妥，但迫于某些领导指示与“奉献”高帽，许多人敢怒不敢言。更吊诡的是，儿童节卖力演节目的孩子，还要经过挑选，似乎是“荣誉”。这一方面折射出自以为是与任性要求的官僚意志，另一方面又蕴含主动溜须与被动服从。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人们的权利意识开始强化，一些曾经不管不顾的权力不得不收敛。本例中，前脚发文后脚取消，说明发文者迫于舆论压力的心虚。有必要指出，对这种乱搞，应有问责。

高校大幅涨学费，教育是摇钱树吗？

背景：近日，广东和江西确定今年高校执行新的学费标准，内蒙古和海南也召开调整高校学费的听证会。继2014年天津、浙江、江苏等10余省份调整公办高校学费后，或迎来新一轮高校学费涨价。有高校学费涨幅高达50%。

京华时报发表熊丙奇的观点：对于庞大的行政开支，如果能精简学校行政机构，不是既能推进学校治理改革，又能减少开支吗？对于学校用于形象工程的开支，如果不再由领导拍板决策建设某些项目，而实行民主管理，不是可以节省大笔铺张浪费的经费吗？节流的同时，高校完全可以开源，即拓宽办学经费来源，尤其是建立向社会募集资金的机制。只有在想尽办法节流开源之后，如果学校还存在办学经费紧张问题，方可提高学费标准。而提高学费标准，需要做到两点，一是公开、透明、清晰核算生均成本，并得到师生和社会公众认可；二是对学生分摊成本，规定明确的比例。目前高校的学费标准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偏高。以广东为例，这次涨学费后，以收费较低的文科专业学费（6060元）计算，已占到2015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858.9元的22%，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60.4元的45%。若按全国收入水平测算，这一学费标准则占到2015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的27.5%，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的53%，显然都太高了。可见，各地在设定学费标准时，还应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参照。

小蒋随想：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对学生收取一些成本费本来没有问题。但是，成本怎么算合理，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一些高校大规模圈地，贷款建“大学城”背上不菲的债务，首先涉及盲目扩张乃至资金浪费，这笔账让学生还合适吗？再如，在行政化的高校里，行政人员的岗位设置是否科学，是否存在机构臃肿与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些不必要的成本有没有进行剔除？还有，大学花钱是否接受了严格审计，教学与科研资金是否“跑冒滴漏”，可否厉行节约？高校动不动就想涨学费与不少景区总琢磨涨门票价格，似乎异曲同工。一些管理者往往不愿从自身找“费钱”的原因并想办法解决，而是总怀有多收费的冲动，甚至将教育资源和旅游资源视为摇钱树，不顾应当承担的公益与社会责任。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在涉及民生的领域动辄涨价，而且一些涨幅还颇为可观，这是给社会与公众增添负担。发改委等主管部门以及负责价格听证的代表理当认真把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