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书友：瑞典对难民门户大开背后的难言之隐与“理性”算计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书友】
12月11日，瑞典警方通报了一起恶性伤人事件：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2月10日下午四时左右，圣雅各教堂（S:t Jacobs Kyrka）西侧不远处，一群大约15、6岁的孩子打群架，其中一个叫Erik Ekval的14岁的瑞典男孩被群殴后遭匕首扎入腹部，送往就近的医院。据瑞典晚报12月11日的报道，目前该少年仍在重症监护室，生死未明。
按照瑞典新闻界的惯例，类似事件的报道，主流媒体一般会隐去行凶者的身份背景。但网络时代，资讯的传播速度可以完全填充传统“新闻纪律”带来的报道的“真实无力感”，种种关注此事的民众还是可以通过众多社交媒体寻到该事件的蛛丝马迹：群殴并刺伤这个瑞典男孩的是四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阿拉伯裔少年。
事发地点
我们不得而知，瑞典民众是否对诸如“移民二代败坏瑞典社会治安”、“瑞典难民的大量涌入加剧族群分裂”等新闻点已经感到麻木（就算麻木，理由也足够充分，因为近年来类似的新闻已经如恒河沙数）。但这一起看似普通的青少年犯罪事件还是来得不合时宜：就在案发地的几乎正西方向，步行大约40分左右，美轮美奂的瑞典市政蓝色音乐厅内灯火辉煌，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即将拉开大幕。如此近的距离内，一边是觥筹交错、“往来无白丁”的国家软实力的样本展示，一边是瑞典少年腹内流出的汩汩鲜血。这种奇异的反差是瑞典美恶交杂的多样化呈现，笔者不由得想起北欧神话中顽仙现出女身时的样子，正面窈窕妩媚，美艳可人，但她警告你不可看她的背部，因为那里皮肉消腐，蛆虫聚嘬。
瑞典之“美”自有相关专家学者诉诸笔舌：令人神往的高质量社会福利体系，透明廉洁的官僚系统，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不一而足，但如果以上述治安案件作为瑞典之“恶”的冰山一角，笔者斗胆愿置喙一二。
难民天堂
近些年有关欧洲难民危机的各种角度的报道不间断地充斥着中文媒体的多个版面，具体到瑞典，它独特的样态仍然值得一观。
首先是接纳难民的人数多。这一点上德国也可以吸引媒体批评的大量“火力”，因为自2011年以来，“阿拉伯之春”的乱局导致中东以及北非的难民爆棚式的增长，德国就成为接纳难民人数最多的欧盟国家，据德国明镜周刊的保守计算，仅2015年在德国注册的难民数量就超过20万，远超过2015年初的德国移民局的估算。但论慷慨程度德国绝对逊于瑞典，因为按照移民局官方数据，瑞典这三年（2014-2016）接纳了大约39万难民，这已经相当于两个乌普萨拉市（瑞典第四大城市）的总人口，也许不少中国读者对39万这个数字缺乏仍足够直观的感受，我们可以做一个换算，按照人口比例，瑞典接纳39万人就相当于中国接纳了5460万难民（中国人口大约相当于瑞典的140倍），几乎相当于一个湖北省的总人口！
二是接纳态度大方。仅举一例足以观全局：2013年夏天叙利亚国内发生了大规模化学武器攻击事件，国际舆论为之一震。当时在瑞典国内，遍布全国的叙利亚难民上街声讨巴沙尔阿萨德“罪行”，抛开谁才是使用化学武器的真凶问题不谈，“良心”上感到不安的瑞典移民局当即宣布，对符合叙利亚难民资格的申请者无条件给予5年的居留权（之前有3年和5年两个档），搞得当时的伊拉克和阿富汗难民申请者羡慕不已，叙利亚护照一时间成了瑞典护照黑市上的香饽饽。
三是完备的难民福利体系。按照都柏林难民申请地协议，只有首次在瑞典本土注册成为难民的才有瑞典移民局的接纳条件，否则将遣返原注册地（一般是意大利和法国，因为那里往往是难民入境欧洲的第一站）。即便如此，大批不符合条件的他国注册的难民也蜂拥至瑞典，哪怕他们知道一旦申请资格审核完成，面临的后果只有遣返一途。但他们又何苦长途跋涉来此地一游呢？因为瑞典移民局严格按照联合国难民署有关条款，对于踏进本土的难民以经济资助：每个成年难民审核期间都可以得到2200瑞典克郎的生活津贴，一旦获得难民资格，则津贴增加至4500瑞典克郎左右。此外移民局委托公共就业办公室（Arbetsförmedlingen）给难民培训瑞典语课程学习（SFI），每天划考勤就有250瑞典克郎的教育津贴。此外，移民局联系全国各地的私人不动产开发商，按照“分散管控，城乡结合”的原则，无论是在极北苦寒的Kiruna市，还是中部高原矿区Falun，城乡之间都遍布难民安置点。至于给难民提供的居住环境，用冠绝欧洲四个字形容也毫不为过。
2014年，东北部城市Sundsvall，风景秀丽海滨城镇Alnön最大的一个别墅小楼即将被腾空，用做安置难民点
行文至此，估计读者们都忍不住发问：瑞典如此的厚待难民，难道就没有开门揖盗之虞？因难民造成的社会治安的恶化，以及族群分裂的加剧还不能足够引起他们的反思吗？朴野尚武的北欧海盗的后代，族群文化基因真的从“少文多质”进化到了“割肉饲虎”吗？
瑞典模式的实用主义灵魂是否已经枯萎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论及瑞典的地缘政治以及国民特质，有两个关键词不得不点出来，一个是“small”（小，对这个词瑞典人不但不当成贬义，反而引以为傲），一个是“homogeneous”（种族单一）。我们时常惊叹于这个面积45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甘肃省），人口仅接近一千万的北欧小国，经常展现出与其综合实力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军事战术曾让拿破仑俯首膜拜；20世纪30年代，有关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 Sweden: the Middle Way）研究著作摆上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案头，正是“瑞典灵感”引领欧美从大萧条的泥潭中走了出来；二战后，西方国家中又是瑞典首先破冷战之思维藩篱，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1950年，瑞典第一任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向国家主席毛泽东递交文书
在18世纪初，瑞典王国在“大北方战争”输于俄国之后，基本就褪去了让“波罗的海为内海”的霸权野心，量力而为，在国际事务中腾挪闪转，纵横捭阖，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中立”态度是瑞典版“实用主义”灵魂的最好展现。
笔者2012年4月参观乌普萨拉市市立档案馆，讲解员在讲述档案馆历史及规程时，提到过这么一句，引起了笔者的兴趣：“理论上，70年之前的档案将自动解封，不再做保密处理。”我随即发问，乌普萨拉档案馆还有什么过了70年保密期却尚未解封的？她狡黠的一笑：“不是和纳粹合作的那一部分。”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印证了长久以来坊间的传闻：二战中后期瑞典官方和苏联的“媾和”档案仍属于保密性质的文件，尚未公之于众。如果有历史学家引愆瑞典首鼠两端，“两头下注”，瑞典也会以他们的难处作为回应：1940年德国密谋“巴巴罗萨”计划准备奇袭苏联的时候，迫于希特勒的压力，瑞典把“中立”（neutrality）状态调整到耐人寻味的“非战争”（non-belligerent）状态。他们以灵活的柔身手段保证了瑞典本土免受战争的蹂躏。
笔者不厌其烦地罗列上述历史事实，**无非是为了证明瑞典从历史上就不是那种“图虚名而舍实利”的国家，而是采取了一种瑞典特色的“实用主义”（ pragmatism）生存策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末瑞典大批移民漂洋过海去北美大陆，就能几乎无缝连接般地成为美国族群大熔炉的一部分，因为实用主义和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本就是支撑美国成为“山巅之国”的双翼。
回到上面那个问题，瑞典量本国之物力，结难民之欢心，是“小清新”左派爱心泛滥的缘故吗？或者说，对难民的同情心以及人道主义考量是否是瑞典难民政策的主要原因？
两年前，笔者在微博中撰文《隐秘而龌龊的德国难民产业链》，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心关注，彼文着重阐述了难民产业链带给官僚体系、房地产开发商、电信运营商以及律师行源源不断的利益。
在这一点上，对比德国和瑞典，笔者可以大胆放心的做出一个结论：适用于德国难民产业链的“利益模型”几乎完全也适用于他们的日耳曼小兄弟瑞典。
那么我们再问一步，“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无利不起早的“难民利益共同体”是不是就足可以让瑞典在难民问题上如此慷慨？
联合国：无形的压力
很少有评论家将瑞典的武器出口问题和难民问题关联起来，事实上二者的关联度并非无迹可寻。国际形象上，瑞典非常在乎自己“联合国永久中立国”这一“人畜无害”的名头，不遗余力地包装他们如何热心人道主义的发扬、对环保理念的衷心、对跨文化（宗教）的包容，但北欧“绿茶婊”的脂粉下却藏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全世界所有拿过联合国资格认证的中立国之中，从没哪一个国家像瑞典一样如此热衷于军事工业的研发。
半个多世纪以来，瑞典在军事武器的研发上已经树立了自己独有的品牌（瑞典甚至连冷兵器都不放过，比如他们还秉承了几百年以来对刀的痴迷，有着全球一流的刀具制造公司）。
瑞典武器出口的主力之一，JAS 39“鹰狮”战斗机
根据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15年3月发布的数据，2005-2015这10年间瑞典的武器出口额增长了惊人的23%，成为全球第11大武器出口国，从中东的阿联酋、沙特到南美的乌拉圭，从东南亚的泰国到非洲的南非，客户遍布，有着成熟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而且武器性能口碑极好。
问题来了，瑞典不到一千万的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0.14%，但是却贡献了全球2%的武器出口量！不仅如此，瑞典武器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向一直是个敏感问题，在9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内战中，克族和塞族手里同时都有瑞典出口的瑞典AK5系列步枪，引来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当瑞典的武器出现在那些“非民主”国家时，可以想象国际舆论的哗然度。就连本国学术圈中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经常在瑞典的武器出口前冠以“ökänd”（臭名昭著）这一形容词。
瑞典博福斯动力公司(Saab Bofors Dynamics)制造的AK5步枪，在南斯拉夫内战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虽然瑞典官方嘴上以“无法完全管控武器流向”为借口，靠卖武器赚的盆满钵满之余，瑞典人也不得不担心自己清新可爱的中立国形象。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当时的瑞典外长Margaretha af Ugglas在1993年5月联合国难民峰会上，承诺瑞典将积极主动地应对南斯拉夫内战带来的难民安置问题。通过下面这幅图我们也可以看出，瑞典没有按照联合国难民署（UNHCR）一般要求的那样，以本国人口数量作为难民配额的基准，而是大大超过了这个基准（瑞典接纳了77000人，而邻国芬兰只接纳了3000人）：
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出这样一种解读：瑞典在90年代初对待南斯拉夫难民和目前对待中东难民的策略如出一辙，如今瑞典被冠以难民天堂的“美誉”并不是他们突发善心做出了一个异常举动。
今年9月13日联合国大会召开，其中涉及众多难民问题。就在大会后不久，现任瑞典外长Margot Wallström接受瑞典电视台SVT（地位相当于我国的CCTV）采访，满脸自豪地表示，瑞典在欧洲难民安置问题上做出的努力远超联合国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而且她接下来说瑞典将进一步严肃规范武器出口问题，瑞典计划自2016年起，用以出口的武器中的70%将只卖给欧洲国家。
2016年9月，瑞典外长Margot Wallström接受SVT采访
瓜田李下，不免引起各路媒体人的合理解读：瑞典看似不计后果地在难民安置上门户大开，部分原因确实是因武器出口问题授人以口实。
如上图，从2001年到2010年，瑞典武器出口收益增长了10倍多，从30多亿增长到了137亿瑞典克朗，10年足足赚了890亿瑞典克朗！
虽然2011年以来瑞典用于移民（包括难民）的财政支出每年都在上升，单2015年就支出了170亿瑞典克朗，**但放眼过去15年，单论武器出口这一项，就比国会的难民预算多出了11亿瑞典克朗。**再加上军工产业绝对是一项高附加值产业，它给瑞典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能比的。
2015年瑞典用于应付各类移民（包括难民）的预算超过174亿瑞典克朗
我们虽然无法将抽象的“人道主义情感”具体化、量化为经济上的风险收益，但仅通过“军工vs难民”这两个投入产出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瑞典虽然可以以难民安置问题抵消掉一部分国际舆论的压力，但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顶风作案”，打着“中立国”的幌子每年加大军工产业的投资和预算，其背后奉行的行为逻辑依然是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
今年4月来自也门的32岁的难民Mustafa Houssain被瑞典移民局拒绝了难民许可，即将被遣返，失去理智的他袭击了南泰利耶（Södertälje）移民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当地媒体“深挖”了新闻背景，描述他平时是如何的行为乖戾作风孟浪，却有意无意忽略了他一个月前在Facebook上的一个发帖：“瑞典移民局给我们的每一分生活津贴，其实都是用我们的鲜血换来的。”（注：沙特是瑞典长期而稳固的武器购买源，而沙特近年来军事介入也门种族冲突，造成数千也门平民死亡）
公共就业办公室（Arbetsförmedlingen）：难民过滤器
瑞典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5年，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迫近全国总人口的20%，不断攀高的老龄人口的比例无疑是瑞典福利社会模式可持续性发展的一大隐患，更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返贫现象在逐渐加剧。瑞典SVT2015年3月份报道，按照欧盟标准，瑞典超过25万的老年人属于贫困人口，每年瑞典用于低保的财政支出是45亿瑞典克朗，平摊到每个贫困老人头上大约是每月1700瑞典克朗。
很多瑞典老人的晚年并不幸福
那么，增加劳动力人口尤其是“税收人口”必须是瑞典政府部门的政策导向。笔者也不止一次地读到很多分析文章，指责愚蠢颟顸的瑞典政府放任过江之鲫的难民进入，尤其是难民中35岁以下人口能占到难民总数的68%左右，他们和瑞典本土的青年竞争工作机会，加重了瑞典“土著族群”的就业难度。
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难民数量可以部分地转化为“人口红利”，成为维持福利社会模式的积极正面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文中前面所提到的公共就业办公室的作用不可低估。
公共就业办公室和移民局合作极为紧密，负责审核筛选符合推向瑞典劳动力市场的难民人选（发放at-und就业许可卡），仅此一关，因为年龄、犯罪记录、教育背景等，就能基本排除掉三分之二的难民。
客观地说，涌入瑞典的难民大部分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国家，人口素质本来就参差不齐，再加上语言障碍、生活环境的适应、用工单位的隐形歧视等各种原因，哪怕是剩下三分之一的拿到就业卡的难民，其中小部分高素质人群找一份正经的工作也如蜀道之登途。而移民局考核是否给难民发放永久居留权的各项指标中，“是否有能力找到工作”这一项几乎能占到所有评权比重的80%。
瑞典SVT电视台今年5份的一份报道，揭示了难民在瑞典就业市场中所处的严酷环境，2015年瑞典接纳的超过16万的难民中，只有可怜的不到500人找到了工作：
这个数字非常清晰地说明，所谓“瑞典难民缓解劳动力缺口，应对老龄化”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笔者甚至可以揣测，瑞典政府和有关部门主观上就没有刺激难民成为合法劳工的打算，而是把这一块区域主要划分给了已成体系的高素质移民引进系统，公共就业办公室负责难民这一块的部门担当了难民过滤器的功能，它以较高的就业标准，繁文缛节的用工规章，配合了原本严苛的瑞典本土资方需求，“提纯”了瑞典职场中的族群分布律，哪怕承担了一些连带的负面影响，比如找不到工作的难民往往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也要维持本土年轻一代和高素质移民在就业大潮中的“生态平衡”。
结语
自1994年入欧公投以来，瑞典将自身的前途和整个欧盟的未来更加紧密地绑定在了一起，社会变革进入到了快车道。彼时，正是瑞典社会福利体系的“黄金时代”（1970-1985年左右）的余晖也行将燃烧殆尽的时候。尽管瑞典在非常时期仍有黄金时代的先辈们杀伐决断的风范，比如对2008年经济危机和2009年猪流感事件采取的应对机制，让欧盟其他国家称赞不已。
但整个欧洲政治结构的深层次改变，和难民潮的长期负面效应已经给他们敲响警钟。或许瑞典人还能从“军工——难民”的收益比中假装能保持一种惴惴的满足感，或许瑞典人有足够的自信，设计出更精巧的改革蓝图应对老龄化。但随着整个欧盟的向心力越来越弱，经济振兴乏力，以及难民潮造成的政坛平衡危机，已经让瑞典有了汲深绠短之感。
2016年11月份瑞典最新民调 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SD）支持率仅次于老牌政党社会民主党，稳坐第二把交椅
“小国”和“单一种族”这两大特质本身是历史辩证法所赋予瑞典人的，而在这个辩证法面前遭到惩罚的国家无分大小，单一种族的神话也即将在国内爆棚增长的穆斯林人口面前轰然坍塌。在一片治国的茫然混沌感中，瑞典人需要寻求更为精确的现实基点，以应对他们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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