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华：这12人的利率决策 已成西方精英政治的最后堡垒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久华】

2016年12月14日凌晨3点，美联储宣布了加息政策。利率一直是各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对象，今天笔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加息的政治经济学。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利率高低和大家生活的息息相关，我们先来看看利率高低对社会贫富差距的影响。

低利率加剧贫富差距

由于美国实施了多年超低利率政策，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在2008年之后不断扩大，一直到利率触底回升后，基尼系数才略有下降。

而欧洲德国、法国的基尼系数在次贷危机后有了一次性的跳升，之后没有明显上升。但基尼系数衡量的是收入水平的差距，并没有考虑资产价格变化对财富的影响。如果我们转而使用衡量财富不平等的财富基尼系数，则不平等程度的恶化要严重得多。

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近年经济低迷、利率超低的环境中，富人真正跟穷人拉开差距的主要不是靠收入流量，而是靠货币超发导致的资产增值。

低利率造成货币超发，从而推升资产价格泡沫，造成房产、股票、债券等各类资产均出现上涨。对于本身就持有各类资产的富人而言，这无疑是财富的巨额增长。而对于穷人而言则是巨大的灾难，穷人的财富水平往往不足以购买足够实物资产以求保值增值，却要承受货币超发的负面影响：货币贬值、存款利率下降等。

另外，银行贷款“嫌贫爱富”的特点也加剧了低利率环境下的不平等。能获得贷款进行投资和高杠杆投机的往往是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低收入阶层缺乏理财渠道，而且需要预防更多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储蓄方式主要是银行存款。低存款利率最终造成向低收入群体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从而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

过犹不及，高利率也会拉大贫富差距

那么是不是利率越高，贫富差距越小呢？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在1970、1980年代曾有一段超高利率时代，当时的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基尼系数从0.35飙升到0.43。而利率水平较为正常的1950、1960、1990年代基尼系数则维持稳定。

利息率过高会导致资本在全社会收入分配中占比过高，而挤压了劳动收入占比。按简单的逻辑推演，借贷利率代表了债务资本规模生长的速度。一旦社会平均的借贷利率超过了GDP增速，债务资本在GDP中的收入占比会越来越高。时间一长，能够坐食其利的所谓贵族阶层也就形成了。19世纪以前的大部分人类历史，其实就是这样的社会。现代社会以前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很低，远低于借贷、地租的平均收益率。

而从各类资本之间收入划分看，高利率也会导致债务资本相对股权资本的收入占比过高，从而阻碍创新和经济发展，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增长也因此受到伤害。债务金融资本把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并不健康。

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论语》里有句话点出了关键：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如果过大，社会的治安和国家的政局稳定都会遭到威胁。因此不可小觑利率政策对国家贫富差距的影响。保持适中的利率水平才是最能长久的，这就要依靠政府合理的宏观调控。

美国利率政策的国际政治含义

由于美元是国际主导货币，如果美国利率过低、货币超发，美国的通胀会通过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等途径输入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对美国的净出口额高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可以说美国经济一生病，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却要跟着一起吃药。

在欧美超低利率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全球贫富差距都在快速扩大，下图是2009年以来全球各大区域的财富基尼系数：

全球流动性泛滥，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叠加近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已经造成了多国的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几年前突尼斯一名失业大学生因摆摊卖水果被城管抓后愤而自焚，此事件引爆了该国的“茉莉花革命”，突尼斯民众对社会的高物价高失业率积愤已久，导致政体改变。

但直到今日，该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尤其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52%，去年又重演了摊贩自焚事件，并且有大批失业青年加入IS组织。而欧洲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政府债务泥潭、欧洲银行业危机、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失败、恐怖活动蔓延……都在诉说古老欧洲的落寞与不平静。

低利率政策副作用大，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加息是必然结果。而加息过程又会给各国带来阵痛甚至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前期的资产泡沫可能会在国际资本流动、贸易格局变化的影响下破灭。

1994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就由美国加息引爆。墨西哥政府面对美国加息带来的资本流出、货币贬值冲击，勉强将比索钉住美元，结果是政府外汇储量迅速下降，比索被迫大幅贬值，使墨西哥陷入金融危机。而对发达国家来说，一不小心玩崩了也会戳破自己的泡沫，2008年次贷危机就是在加息周期中酝酿的。

欧美的利率政策都是从本国本地区的需求出发制定的，并不考虑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负面影响，很难说不是大国滥用其国际经济金融权力。这在国际政治生活尚没有很好的约束机制。现有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国际清算银行央行行长会议等机制都没有实质约束力。

利率决策：西方精英政治的最后堡垒

利率决策不仅在国际政治中缺少约束机制，在许多国家内部也是黑箱，外界无从过问。在西方政治生活中，不论实际上利益集团在多大程度上把持了国家机器，至少从法理上说，所有的重要国家事务都应纳入民主政治的约束范围。而决定利率水平的货币政策则是罕见的例外。

美联储每年举行8次议息会议，由7名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和5名地方联储银行主席和组成的12人公开市场委员会进行投票。虽然其中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须由总统提名、参议院任命产生，但一经上任就任期极长（14年），其作出的利率决策政府和国会均不能过问，可以说没有任何制衡机制。这种现象用专业术语叫“货币政策独立性”，为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遵从。

利率决策是西方精英政治的最后堡垒，由密室里的一小群精英讨论决定，普通人、甚至政府和议会都无法过问。“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一回事，但如果其执行只能靠少数金融精英的专业自觉的话，也不能不说它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设计的一大缺陷。

在利率政治中，“货币政策独立性”常常受到尊崇，包括一国政策独立于他国、央行政策独立于政府等两个方面。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践行，也就带来了国际间货币政策不协调、国内利率决策不受约束等两个问题。

人们可以选择相信联储专家们的专业水平和自觉性，不用阴谋论恶意揣测。但利率决策（尤其是西方大国的利率决策）对其本国甚至全球的经济、社会、政治都有影响深远，深刻地改造着社会经济面貌，影响贫富差距和金融稳定。对其设计国内制衡机制、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并不是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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