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东金：美国对奥巴马的清算：一位“问题导向”而非“战略导向”的总统

奥巴马的八年任期进入最后的阶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除了要与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完成权力交接，奥巴马还要面对自身的历史评价和遗产问题。实际上，初步的评估和清算早就开始了。2015年初，《纽约杂志》（The New York Magazine）刊发专题(53 Historians Weigh In on Barack Obama’s Legacy)，就曾邀请数十位历史学家对奥巴马的历史遗产做一评估。尽管历史学家的专长是过去而非未来，但这一职业所特有的长时段视野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下。

受访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奥巴马是一个回应型而非塑造型的总统。作为一个塑造型的总统，奥巴马必须为其所在的政党构建一个持久的政治联盟，制定一个统一的政策议程，并在机制层面将这一联盟和议程正式化和永久化。而最根本之处还在于，他应能发展出一套新的公共哲学，如同民主党的罗斯福或者保守主义的里根那样，展示出一种新型的政府与人民之关系。

奥巴马没有一套公共哲学，指导其施政的是一种弹性的实用主义。由于缺乏一套清晰的长远战略和目标，他未能将2008年选举胜利之时所鼓舞起来的变革希望变为现实。任期的前两年中，奥巴马集中于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全力通过医保法案。之后，共和党激进势力强烈反弹，连续拿下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极尽所能地攻击奥巴马的施政计划，整个华盛顿陷入了党派斗争的恶性僵局之中。期间，也曾有类似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奥巴马或有机会以总统身份直接向民众寻求支持，以克服强大的反改革阻力。

在奥巴马执政后期施政受阻，联邦一级政府陷于内耗而无所作为时，作为回应，州和地方一级政府施政的重要性凸显，其长远效应势将带来更大的地区差异，有些地区将远远落在后面。

多位历史学家认为，奥巴马错失了改革得以推进的最好时机。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救援为更大的改革提供了可能，例如采取措施帮助受伤害的主体中产阶级，规制金融部门并使之更受监督，扭转不断攀升的不平等状况，等等。八年之后所有这些都没有发生。奥巴马拯救了一场可能演变为大萧条的危机，经济得以缓慢复苏，但总的结果是利益格局维持现状。更形象地说，奥巴马拯救了通用汽车，但放弃了底特律。

就单项遗产而论，奥巴马医保法案(Obamacare)被视作其任内最大的成就，美国由此成为发达工业国家中最后一个实现国民医疗保险的国家。但其政治代价，几乎就是奥巴马在随后的整个任期内陷入无力。在保守派看来，医保法案等于将占有GDP总量17%份额的医疗保险部门国有化了。围绕医保法案的存废，双方都展开了大规模动员。2010年后茶党崛起，参众两院相继失陷，奥巴马的有利窗口时间结束了。

首位非裔美国人当选总统这一象征性胜利也得到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但奥巴马总统身为黑人这一事实反而严重限制了种族问题在其任内的解决。的确，他的黑人身份鼓舞了许多人，但也疏离了更多人。奥巴马是黑人这一点格外唤起了政治冲突和对立，毒化了美国政治。有历史学家认为，奥巴马时期适逢白人政治抵制种族平等的新阶段。

在一种激进的观点看来，白人一直试图维持对于黑人的政治和社会控制。早期，这一行动围绕奴隶制存废展开，白人认为奴隶制并不残酷，也不是剥削，当然也就不是需要纠正的错误。内战结束，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对坚持种族主义立场的白人而言，废除奴隶制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他们的回应是三K党式的私刑恐怖、颁布种族隔离法案以及只有白人能参加的南方党内初选，否认黑人新获得的政治和公民权利。1960年代的民权法案终结了这一抵制，黑人获得了法律和政治平等。白人的政治反应仍是拒绝，但却采取了更为迂回的、也是政治正确的方式。当然，他们拒不承认的共和党对奥巴马不可撼动的敌意，其实也源自种族仇恨。

反过来，种族自我意识也严重限制了奥巴马的行动。奥巴马明显远离了可能对少数族群形成特殊待遇的议题，他公开声言，“我不会通过任何偏向黑人的法案”。选举黑人总统，事实上限制了解决黑人不平等问题的政治空间。在当下的美国社会，至少在顶层，种族平等和包容性达到了历史新高，但社会基本面却远非如此。若干机制在后种族主义的美国发展出来，有效执行着种族隔离时期的压制和排斥功能。例如，不合比例的被监禁人口和分离式的种族化贫民区，有效地将相当部分的黑人排斥在主体社会之外，而犯罪，也几乎成为一部分黑人的生活方式。

检讨奥巴马的执政遗产，不可能避开“特朗普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那些深层次结构性力量无疑长期存在，并在奥巴马任内发展起来。对这种反全球化势力抬头的警告早已有之，但只是在近期，这一波反全球化运动才开始扫荡选举政治。就像说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政治规划一样，全球化也是一个政治规划，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必须从民族国家的层面对全球化加以政治控制。

如何理解特朗普现象的崛起？

一种解释偏向社会和文化，认为奥巴马执政期间日益泛滥的多元文化引发怨恨的政治。简单说，特权群体尤其是男性白人，无法接受当代全球化社会中的两大趋势，种族解放、族群多元以及性别平等。一些原本被列入低等的人群突然要与自己平起平坐了——适应这一新局面需要心理调节，并且这种心理调整远比想象的更为艰难。共和党不遗余力地攻击奥巴马，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是因为他的成功代表着某种不祥的新秩序。而对于希拉里，也上演着同样一幕：在她身上，美德就是邪恶。比如，她的中派立场被描绘成机会主义，她的坚韧被描绘为权力野心。

第二种解释强调经济因素，认为特朗普现象主要不是由厌女症和种族主义推动，而是对于全球化和财阀统治的抗议。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社会力量动员起来，试图重新定义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但重新规划全球化在政治上并不轻松。左派（在美国就是桑德斯所代表的那部分力量）正确地看到，全球化必须更具包容性，必须考虑那些受损者的利益。

但左派一直没搞明白的是，在不诉诸排外和怨恨情感力量的情况下，很难推动和驾驭反全球化进程。左派认为反全球化就是驯服资本，但在实际政治上，反全球化总是表现为驯服其他国家的劳工和移民。英国脱欧就是一例。移民国家、贸易开放体系的捍卫者，这两点曾是美国认同的基本要素，如今都遭到了质疑。与左派的无力相比，右派似乎更容易为反全球化提供一个连贯的政治表达，在那里，民族、族群和价值得以完美地融合。所以，这一波反全球化力量大多由右翼民粹主义接管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种解释，有关美国的世界地位。全球化与美国民族主义有着悖论性的纠缠。长期以来，全球化代表着美国治下的和平，是美国力量和经济成功的海外投射。就此而言，自由国际秩序只是一种更为灵巧的民族主义。所以，在霸权不受挑战的情况下，美国很容易维持一个幻觉，即美国与全球化并肩携手。但这种连结已经遇到挑战。奥巴马对当代世界的变化有深刻的理解，据此对美国的外交做出了调整。但从短期看，这些调整给人留下某种真空的印象，人们感觉美国在与外部敌手打交道时过于软弱。作为回应，特朗普提出了一种孤立主义、强硬外交的大杂烩。简言之，他只想要一种代价不高的霸权。

（文章转载自文化纵横，ID：whzh_21b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