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林：最爱环保的城市中产制造了多少污染？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微信ID：jingluewangkan），观察者网获授权转载。】

近日来，“雾霾”一词又双叒叕上了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晨起进入“仙境”的迷茫又双叒叕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就像这样：

因而也陆续出现了中国十大最“污”城市排名、复旦大学144小时雾霾肺部实验、雾霾中的生存攻略等等讨论。而成都的不少中产人群则将矛头指向了距离成都三十多公里的彭州石化基地。这个巨型项目投资三百多亿元，现在却被许多人指斥为“祸国殃民”。

大规模、长时间的雾霾，毕竟是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才有的现象（例如作为工业革命先驱的英国“雾都”称谓的由来），因此人们一般的印象都是工业污染导致雾霾。随着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壮大，以环保反工业的“邻避效应”，也就日益壮大。近年来一些重大项目（例如PX项目、钼铜项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排海工程等）都因为公众舆论的反对导致落实不了。以PX项目为例，PX是对二甲苯的英文缩写，是一种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而我国是化纤大国，合成纤维生产需要大量PX，因此PX对我国化工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关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对PX的实际需求量为1385万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PX消费国，占全球消费量的32%，但是由于公众强烈反对和集体抗议PX项目建设，项目建设被迫放缓，产能已无法满足我国需求：中国PX总产能仅为880万吨，自给率只有63%。其实PX并非传言所描述的那般可怕，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有成熟的经验和先例，PX项目工厂和居民区相距不远也能相安无事。但科技专家和地方政府再怎么“科普”，也往往无济于事。愈演愈烈的“邻避效应”使得许多工业项目无法落地。

然而，近日成都发布了南开大学2015年关于PM 2.5来源的分析，数据显示成都市雾霾的产生可能并不是以工业为主因：

从这一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雾霾成因贡献最大的是机动车，占27.3%，其次是燃煤，占25.1%，而工业生产只占6%，竟然低于居民生活，因此工业可以说“这个锅我们不背”。或许，事实的真相是：既爱讲环保，又爱开车的城市中产阶级，可能是对城市环境污染“贡献”最为显著的群体之一。

中产阶级指的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地位处于现阶段社会中间水平的群体，他们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已经得到基本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但不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级。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尚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阶段，中产阶级的群体还很小，一般公众最想获得的利益就是提高经济收入，视野锁定在短期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上，自然也不会关注环境问题，因此有工业项目由于可以迅速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仅建设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非常顺利，就连个体的“十五小”企业也不会有公众反对。

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中产阶级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因此逐步有了关注环境质量的意识，开始要求环境利益，有关资料显示，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保持年均29%的增速，中国社会进入“环境敏感期”。但是，正如霍布斯所说，所有的人都天生具有一个高倍放大镜，却缺乏望远镜。人们很容易看到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但不容易看到工业繁荣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为改善环境提供的条件——比如说，大气污染严重的许多东部城市恰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地区，原因就在于这里的经济基础供得起较高的生活条件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大量没有工业污染的西部地区，人均预期寿命恰恰要更短。人们也不容易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其实也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因而当政府试图分摊环境治理成本的时候，往往予以抵制。而这就产生了几个常见的现象：

1.当城市管理当局限制机动车出行，城市中产阶级是反对声浪最高的群体，仿佛他们与城市的环境污染没有任何关系。而在城市中产阶级舆论中，工业就很容易成为一只“替罪羊”，承担所有的污染责任。

2.当一些有环境污染可能性的项目试图在城市周边落地时，往往遭到城市中产阶级的强烈抵制。于是地方政府往往只好将这些项目迁移到环保意识和组织能力都较弱的其他地区。但是，由于环保意识和组织能力都较低，这些地区承受污染，却无法获得治理环境污染的转移支付。一边是城市愈演愈烈的“邻避效应”，另一边是远离城市地区“癌症村”的出现。但只有“放大镜”而没有“望远镜”的城市中产不会觉得自己对“癌症村”有何责任，读到那些令人揪心的故事，只会让他们进一步抵制身边的工业。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马不少污染项目，是保就业和民生的需要，也是探索产业升级之途的需要，碰到“邻避效应”就退缩，不是正确的施政之道。但试图通过道德教育，将中产阶级的“放大镜”换成“望远镜”，也并不现实。需要做的，或许是抑强扶弱，建立一个在全社会公平分摊治理环境污染成本的机制：

1.在城市的管理中，既然现在已经有条件监测PM 2.5和许多其他污染的来源，那么也就可以相对准确地界定治理环境污染成本的责任。当城市中产阶级环保意识强烈时，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并要求私家车的拥有者为环境污染承担成本，就具有高度的合理性。

2.需要建立一个财政机制，让从污染工业中获益的公众为少数承担环境污染的人群和地区提供补偿。城市中产阶级“邻避运动”的结果，往往是相应的项目转移到环保意识和组织能力都比较弱的偏远地区。这些项目往往能为本地带来比较高的税收，从而带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但同时也会对一部分人群造成较为直接的污染损害，华北地区之所以出现一些“癌症村”，就与此有关。在此，财政上需要有相应的机制，让直接承受污染结果的地区和人群获得相应的补偿，同时加强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

而要做到以上两点，首先就需要克服媒体的“公知病”。中国的媒体的议题设置受到城市中产阶级影响极大，这对政治体系的代表性已经是一个消极因素，而不少媒体“公知”又是以欧美建制化的中产阶级文化来想象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后工业社会”的意识来要求中国城市的发展走向，否定中国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成果。建构一个与中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全社会承担环境保护成本的机制，需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舆论场，让公众意识到中国的发展高度不平衡，不同阶层对于经济发展和环保的需求是不同的，中产的诉求并不能代表全体，因此不同的社会人群需要协商和让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们无法期待一个社会群体主动将自己的“放大镜”换成“望远镜”，但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府可以看得更远一些，并引导别人这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