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的这些忠告，特朗普会听吗
译者注：美国大选之后，特朗普与基辛格进行交谈，试图从后者那里寻求可能的外交政策建议。尽管媒体对此多有报道，但却仍然缺乏对基辛格言外之意的实质分析。在此背景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基于他对基辛格的一贯了解和认识，在《美国利益》网站发表了自己对基辛格建议的解读——《特朗普的新世界秩序》。
弗格森试图揭示基辛格对特朗普谈话的言外之意，那就是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失败在于没有一个关于国际秩序的整体思考和战略框架，这为特朗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了抓住这转瞬即逝的历史转机，基辛格暗示特朗普扭转美国二战以来的整个外交战略的威尔逊主义，转而采取老罗斯福时期的实力政治原则。这一战略原则具体体现为组建中美俄新（民粹主义或威权主义）的“神圣同盟”，扶植英法的民粹主义势力上台，从而在现有联合国框架之内完成新的结构调整。与此同时，牺牲二战之后体系的两个最大受益者德国和日本。
特朗普是否会听取基辛格的忠告？或者他以及他背后的国家安全团队将孤注一掷的将中美关系推到新的战争边缘？对此我们不得而知。这一方面取决于国际政治的时势，另一方面也需要政治家的战略远见和决断，在根本上取决于对于各自国家利益的理解和取舍。这不仅将构成对特朗普的巨大政治考验，也将决定着美国未来的政治命运。相信中国国家领导人也会有针对性地做出自己的预判。
尼尔·弗格森 ：“基辛格眼中的美国战略图景将会是什么样？”
美国战略调整的十字路口
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第45位美国总统10天之后，他将采取什么方向的外交政策某种程度上依然悬而未决，不过已有许多从特朗普的演讲和访谈中得出的耸人听闻的猜测。但是很少有总统把对外政策完全体现在竞选说辞上，也很少有总统与前任的对外政策完全决裂，如此一来就很难确定他采取的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实际上很难说总统有什么外交政策原则，更不必说宏观战略了。经验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会获得这些关键性的职位：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也取决于谁将赢得接下来的部门斗争：这场斗争涉及哪个官僚机构获得优先权力、谁能更接近总统、如何向媒体透露信息。
与其推测这些过渡性问题，目前更有建设性的事情是探求特朗普在最广阔现实范围内可能的战略选择。在这种背景下，国内最受尊敬的战略思想家和实践家发表的观点也许很有帮助。虽然亨利·基辛格并没有支持两位总统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但他在竞选时与二人都有过接触，因此他的观点值得关注。当然，特朗普和他的国防团队是否会采取基辛格的观点还未可知。认为特朗普不会认真对待他自己反复强调的观点这一想法是不妥当的，并且这些观点与基辛格的观点也并不相符。但是鉴于很多人都在咨询基辛格的建议，并且今后的内阁官员更有可能采纳基辛格的观点，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新一届政府会执着于某一战略，从而使之后的推测都变得没有必要。
特朗普的当选使得世界格局走向扑朔迷离
奥巴马失败的外交战略
首先来考察特朗普从奥巴马政府接手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基辛格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中，他认为世界徘徊在国际大动荡的危险边缘上。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权力平衡由西方转向东方，也是因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世界秩序存在着四种相互斗争的力量——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伊斯兰、中国和美国——都处在不同阶段的转型（如果不是衰朽）之中。那么真正的合法性也就不能广泛地存在于任何一种秩序中了。当今世界动乱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地区性国家集团的形成，这些地区集团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容。他不无担忧地表示：“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可能比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具破坏性”。
与世界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观点相反，基辛格认为当今世界格局相当不稳定。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持续的政治存在之间存在高度紧张，这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已经显露无遗。此外，我们还默认核武器扩散已经远远超出了冷战时期。此外，我们还拥有了全新的网络空间——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的新版本。在基辛格最近和杰弗里 ·古登堡（《大西洋月刊》总编辑）的访谈、和他传记作者的私人对话、以及本文中，他描述了他认为最有可能成为大规模冲突导火线的四种情形：
1. 中美关系恶化，也就是两国踏入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现存大国与挑战现存大国的新崛起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历史定律；
2.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破裂，这种破裂源于双方之间的互不理解；
3. 欧洲硬实力与使用硬实力的意志的瓦解，这是因为现代欧洲领导人们拒绝接受没有威慑力的外交是空话这一道理；
4. 中东冲突的升级，这是由于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看来，奥巴马政府将地区霸权移交给了尚处在革命中的伊朗；
在缺乏一个连贯的美国战略的背景下，一个或多个威胁相加都会使矛盾升级成大规模冲突。在迅速威斯特伐利亚化的亚洲，美国被寄望于扮演平衡角色，但美国同时也是日本的盟友和官方宣称的中国的伙伴，这种情况类似于俾斯麦面临的局势：奥地利与普鲁士结盟，这种联盟又由普俄之间的条约保持平衡。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模糊不清的关系维持了欧洲均势的弹性。后来这种关系以提高透明度之名被终结了，随后引发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没有明确表明美国失败的重返亚太战略是重复俾斯麦之后德国领导人（即威廉二世）犯的错误，他并不需要这么做。基辛格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更加明确，他明确反对奥巴马在2014年1月《纽约客》杂志中提出的主张。奥巴马对大卫 ·兰尼克（《纽约客》总编辑）说他的目标是达到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平衡。基辛格反对道：“达到这个目标美国需要的是介入而不是退出中东”。实际上，奥巴马的看法是威尔逊主义的修辞与主要受国内政治考量所驱动的战略撤退结合的产物。
在与杰弗里·古登堡的访谈中，基辛格更深入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当阿萨德政权跨越红线使用化学武器时，总统却做出了不干预叙利亚的糟糕决定，武力干涉不应当成为与叙利亚国内武装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无论奥巴马出于何种理由力求实现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新的力量平衡，他已经“造成了美国战略撤退的外界印象与事实效果”。伊核协议解除了对伊制裁措施，却不要求伊朗限制在中东地区采取的“帝国主义与圣战式外交政策”，这未免对伊朗太过有利：“仅仅以为特定武器协议就足以使他们产生思想观念上的突破——这一看法没能考虑到伊朗两千多年的帝国传统。
”基辛格对其他政治家想法的洞察力并不因其年迈而衰减。“奥巴马似乎没把自己当作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他尖锐地评论道，他（奥巴马）自认为能力非凡、独具一格。奥巴马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避免美国的漠不关心扰乱世界的稳定。……由于奥巴马政府同样认为全球趋势正朝着有利于我们价值观的方向发展，于是美国的首要战略责任就成了避免阻碍必然趋势……（但是）奥巴马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使他采取了被动的策略……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他避免了一些事情的发生…… 另一种对政治才能的标准则认为其应当着重塑造历史，而不是阻挡历史趋势。
美国在中东问题的处理上并不成功
因此，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时具有一个被低估的优势。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失败之处，在中东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叙利亚陷入了持久内战，伊拉克和利比亚就更不用提了。这足以证明奥巴马在政治上的天真，并且早在他2009年的开罗演讲中就可见一斑。现任总统相信他拥有天才的战略来建立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但是他一面公开蔑视美国的盟友阿拉伯人，一面终止与伊朗的核协议，使得伊朗能够在中东地区发动代理人战争，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实现地区和平反而引发了更加频繁的矛盾冲突甚至是可怕的军备竞赛（有可能是核竞赛）。
与此同时，奥巴马还使俄罗斯自1972-79年代前苏联被基辛格挤出埃及后第一次成了进入中东的主要力量。目前叙利亚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已经接近50万；谁又知道现在至新总统就职日期间这一数字不会继续上升呢？此外，全球恐怖主义势力在奥巴马任期内愈发猖獗。2014年是过去16年中恐怖主义威胁最严峻的年份，93个国家遭受袭击，32765人致死。其次是2015年，死亡29376人。
去年，伊斯兰国（ISIS）、博科圣地（Boko Haram）、塔利班（the Taliban）、基地组织（al-Qaeda）四个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宣称对74%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负责。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总统所谓成功压制了他委婉地称之为“暴力极端分子”的恐怖分子这一说法就显得颇为荒唐。特朗普在过去的一年里遭受诸多辱骂，但他在8月15日的一次被媒体低估的演讲中所说的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奥巴马反恐政策失败的话却是真实的。
“奥巴马主义”在欧洲同样遭遇了失败：英国选民投票离开欧盟以示反抗总统的威胁；他最近称赞了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但后者先是在欧洲外围地区制造了一场不必要的长期性金融危机，后又让大量难民灾难性地涌入欧洲移民中心地带，其中一些难民来源国的动荡正因欧洲介入当地干预而加剧。
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在东欧亦未能收效：不仅乌克兰遭到侵袭、克里米亚被吞并，而且连匈牙利和波兰都选择背弃奥巴马的自由主义“历史观”。最后，他的外交政策在亚洲遇冷：美国大肆吹嘘的轴心地位日渐式微。“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在中国南海的行动，”总统曾在3月份出版的一篇采访中夸耀，“（便知）我们能够动员大部分亚洲国家孤立中国，坦白说，这不仅让中国出乎意料，而且通过巩固我们的海外联盟充分服务了国家利益。”不过，菲律宾的新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显然不买账。10月份他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与美国的分离”。
基辛格对特朗普的外交建议
以上形势意味着，新总统特朗普只需对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就能取得一些政绩。问题在于，他打算做出怎样的变动？
基辛格分析，特朗普胜选“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中产阶级对其价值观受到知识分子阶层攻击作出的反应”，如此一来他的当政倒是一次缩小甚至弥合“大众与精英在美国外交事务上观念分歧”的良机。不过这也存在明确而现实的危险：恐怖组织可能会借机寻衅，刺激一位缺乏经验又冲动的总统作出过度反应。不友好的国家也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伺机而动。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第一次外交政策危机可能就出现在数月之后。当前，他不但要任命自己的执政班底，还需要构想出战略性框架，否则新政府在危机管理上会迅速沦为继9/11之后的机构混乱。（众所周知）9/11之后，当时的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从世贸双塔废墟中成功发动了一场入侵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那不过是无因推论式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例证之一：美国公众对这样一个帝国秘密计划（正如当时有些人正确的预测）缺乏兴趣和关注，无意追问直至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
基辛格对特朗普的建议可以总结如下：
1.无论在贸易还是南海问题上，不要与中国陷入全面冲突，而要寻求“全面协商”，力求实现对话机制、推行《世界秩序》一书中主张的“共同发展”政策。基辛格常定期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此，在中美问题上他是相当有发言权的。他指出，习近平认为“对抗太危险”，“敌对国家必须要化敌为友，在共赢基础上展开合作”。
基辛格说中国民众想对美国新总统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是你，我们会尽力遏制中国的崛起。那么现在你们会寻求遏制中国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两个同样渴望持续强大的超级大国并存下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特朗普需要对此作出回答。基辛格反复说到的另一种情况是，中美双方像1914年两国在太平洋问题上一样各说各话，今后在网络问题上也将分歧很大。
2. 鉴于当前的俄罗斯是一个实力削弱的遭受重创的后帝国时期大国，普京渴望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的、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力量，而不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的屈从者”。基辛格给特朗普的讯息特意投其所好：“对话不可能将俄罗斯带入国际秩序中。达成目的不仅需要交易技巧，还需要理解对方。
”基辛格认为交易的核心是要让乌克兰成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任一方的前哨”，就如同冷战时期的芬兰或奥地利，“可以自由处理与各方包括欧洲与俄罗斯在内的政治、经济关系，但不加入任何军事或安全联盟。”自从克里米亚被吞并后，独立派运动得到俄方支持，竞争激烈的东部地区间歇性冲突不断，一个不结盟的乌克兰也将会去中心化，提升东部地区的自治程度。对俄外交的另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过度利用自身金融及军事优势，将一个后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变为一个巨型南斯拉夫，以致“饱受从圣彼得堡一路延伸到海参崴的斗争冲突的摧残”。
3. 借“英国脱欧”之机，推动欧洲大陆从官僚内省转回战略责任。（“他们一面准备放弃自己在历史上所代表的战略核心，一面谈论战术问题。”）
4. 如同我们约20年前在前南斯拉夫的做法那样，在叙利亚制造和平局势。在外部利益相关势力的全面监控下，“给阿萨德政权的缓冲”已持续一年左右，基于目前的状况，基辛格推崇叙利亚“划区而治”（cantonization），类似《华盛顿协定》和《代顿和平协议》下的波斯尼亚联邦化。伊朗必须受到牵制，因为它对和平的威胁就如同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帝国政体与变革因素于一体。但要保留伊核协议，因为现在废除它“会为伊朗而非美国提供更多行动自由”。最后，充分利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新近结成、却早已心照不宣的反伊朗、反伊斯兰国联盟，以达成一项有阿拉伯人支持的和平交易，这会“最大程度地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也许还能使其建立准自治体… 即，没有法律上层结构、但事实上的自治”。
特朗普应效仿罗斯福的实力政治
如果他选择遵从基辛格的建议，那么新总统会有可能的榜样吗？毫不奇怪，他和古登堡谈论了很多与理查德·尼克松有关的。然而，尽管尼克松拥有战略家的品质，但2017年的情况与1969年的情况大不相同，特朗普和这位模范的这种类比也就没有意义。与越南相比，今天的美国部队只涉身于少数冲突，而很少在前线作战。对中国的开放是在过去，而不是在未来；今天的问题是开放可能结束。习不是毛。
同样，普京的俄罗斯也不是苏联，苏联部署到古巴的核导弹仅在尼克松的就职典礼七年以前，并且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挑起全球革命。欧洲在1969年时不分裂，因为苏联部队仍然在布拉格的街道。中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是由于什叶派和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更有力的是伊朗或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近半个世纪以来，也许在以色列-叙利亚边境上的库奈特拉（Quneitra），是该地区唯一的固定点。
罗斯福的大棒政策非常有效
如果不是尼克松，那么谁能作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战略榜样？虽然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基辛格接受戈德伯格的采访中，但有一个明显的答案，清楚地阐述在前国务卿的经典著作——《大外交》中。 这个答案是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相对立，是基辛格厌恶的人物。
基辛格写道:“罗斯福的战略出发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一种强权，而不是道德性的非凡化身。如果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有义务凭借其实力占得优势。”罗斯福并没有在美墨边境造墙，但他的确践行了门罗主义——无论理由多么牵强，美国有权利在任何罪恶或无能的情况下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这一主张成为了美国插手海地、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和古巴国内事务的理论基础，也是攫取20世纪伟大基础设施——巴拿马运河区领土的基础。
此外，罗斯福不赞成多边裁军和集体安全等自由主义设计，也对伍德罗·威尔逊以及三次被打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热衷的事情不以为然：
“我认为威尔逊-布赖恩式的态度是令人憎恶的，他们信任梦幻般的和平条约，信任不可能的承诺，信任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支持的各种废纸。对于一个国家和这个世界而言，在外交政策上拥有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的传统是无比好的，而不是将布莱恩或布莱恩 - 威尔逊式的态度视为永久的国家态度…… 一个没有武力支持的、淡而无味的公义是充满邪恶的，甚至比背离正义的力量更恶劣。”
对于罗斯福来说，黎塞留主教的原则是：“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权力的人通常有决定是非的权利，而无权的人只能在面对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时费力地维持不犯错。他对日本在1904年攻击俄罗斯时感到同情。四年后他默许日本占领韩国。对罗斯福来说，唯一的真正地缘政治法则是权力的平衡，并且他享受玩权力交易的机会。
因此，在罗斯福的家乡牡蛎湾，俄罗斯和日本开始了和平谈判，最终达成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这一条约旨在限制日本的胜利果实并重建远东的均衡。当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时，罗斯福首先犹豫不决，但后来得出结论德国的胜利将对美国造成比英国胜利更严重的威胁，因为“在一两年内”一个胜利的德国“将主张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占据主导地位”。
对罗斯福来说，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文化的相近不可谓不重要。他唯一的遗憾是，他的这些反对他增加军备以应对德国威胁的同胞们却不像他们旧世界的兄弟一样更全心全意地好战。 “我们的人民是短视的，他们不了解国际事务，” 在世界大战期间，他向英国小说家和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抱怨，“你的人民曾是短视的，但在这些事情上他们不像我们人民那么短视……多亏了宽广的海洋，我们人民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需要畏惧的……而且他们也不用承担责任（增加军备）……”
总之，西奥多·罗斯福奉行的外交政策坚实地建立在国家利益、军事实力和国际力量平衡的基础上。他曾对一个朋友说：“如果我必须作出选择（铁血政策或者无力的手段），那我坚持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这不仅对于我们的国家更有利，从长远来看对世界发展也更好。”威尔逊所提出的“国际联盟”总是让他想起伊索寓言的一个故事：“狼和羊群达成一致，解除对于双方的警戒武装。当羊群怀着美好的信念打发了保护它们的牧羊犬，旋即被狼群吞入腹中。”如果非要说老罗斯福和基辛格与奥巴马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大概是三人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然，这个奖项的颁发主要看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脸色，与和平关系不大。
组建中美俄威权主义联盟
追随着老罗斯福的步伐，特朗普会有怎样的战略构想呢？有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就像老罗斯福一样，特朗普跳出了威尔逊提倡的所谓保障“集体安全”的思维桎梏，也不会再愿意让美国为国际合作支付昂贵的账单。与此相反，他会极力促成由地区间大国共同支配的国际新秩序。这些大国应该由强有力的领导人当权并且能够与他达成一致：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各国力量平衡的基础之上。
我们不难看出，特朗普与老罗斯福在外交政策上“英雄所见略同”。基辛格在提及后者时说到，“对于罗斯福而言，国际政治就意味着斗争。从推动历史发展的角度，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显然比个人道德有用的多。在他看来，那些过于温和的人不可能（在一代又一代的斗争中）成为最后的赢家，除非他们变得强大起来。对罗斯福而言，美国不是一项事业而是国际舞台上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未来它会是最伟大的。”从这看来，罗斯福和特朗普的观念何其相似。
基辛格说到，“罗斯福认为在一个由强权支配的世界，事物的自然秩序都体现在‘势力范围’”这一概念之中，即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总是由特定的大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读者很容易注意到老罗斯福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言论却也极其精准地描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的模样。
这一推论（被称作“罗斯福推论”）被罗斯福直接应用于外交策略上：在亚洲联日抗俄，在欧洲远德国亲英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向前辗转百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要用老罗的策略应对2017年，我们就得做出一系列调整，考虑可能的变化，改变合作伙伴。
当我在脑海中回顾特朗普于当选后旋即发表的演说时，我不禁在想：如果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决定寻求与莫斯科和北京更好地对话，那会怎么样？他会将自己的亲俄意向与基辛格所主张的中美友好伙伴关系这两条线结合起来。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如果特朗普只是在歌舞伎剧场和中国谈谈贸易的话（这也是很多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希望他做的）。这和他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强硬立场也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美俄中三个大国达成共识，因为各自国内穆斯林团体人数的强势增长已经不容小觑了。同时他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重建中东秩序，向阿拉伯世界的旧秩序中的国王与独裁者施压，且以牺牲伊朗的代价来加持以色列。毕竟在这件事上指望不上俄罗斯，中国更不必考虑。
美俄中三国可能想趁着英国脱欧和欧盟内部各国政治分裂愈演愈烈的机会，将欧洲从大国/列强(Great Power)的地位拉下马来。对于特朗普而言，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提议用“大”北美自由贸易区代替“小”北美自由贸易区——北大西洋自贸协定。这样一来，既能将英国直接纳入后欧盟时代的 “英国—大西洋”的势力范围，又能兑现特朗普竞选时承诺的反墨西哥政策（当然不反加拿大），同时还能对北约成员国施加压力让他们增加本国目前看起来少的可笑的国防预算：可谓一举多得。最后，他和普京还会共同致力于帮助欧洲大陆的民粹主义领导者如玛丽安·勒庞赢得2017年的大选。正如老罗斯福在1906年所说的：“法国应与我们同在，英国应和我们联合。这样的安排无论对经济还是政治发展而言都是最好的。”
一个建立鹰兔熊世界权威的理想
这个战略的一大显著特征是，假如玛丽娜·勒庞能够冲破阻碍战胜法国共和联盟，那么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终将被民粹主义或威权主义控制。届时，威尔逊集体安全建制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服务于大国利益：实力政治的终极报复。
那么，不言而喻，世界上剩下的国家将成为强权共同体面前的失败者。日本和德国将成为最大的输家，正如他们是战后所设计出来的旨在解除武装、限制并促进他们发展的国际结构的最大受益者一样——尽管基辛格无疑会督促新政府采用俾斯麦式的方式对待日本，在和中国的新伙伴关系之下，继续维持美国对日本的防御承诺，与此同时鼓励德国留在欧盟以防止其发展成为民族主义国家。
同时，新的美中俄的三角关系将比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之间的后拿破仑神圣联盟更为宽松，但是自由派人士将像两个世纪前的前任领导人那样，谴责该联盟为无视人权和国际法的民粹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所组成的邪恶联盟。其他的专制主义者将会很开心，因为它们的对手将发现自己不但无法得到西方的支持而且更致命的是它们将暴露在间谍网络活动之下，等待它们的将是毁灭。
在经济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新的北半球共同繁荣超级联盟将通过牺牲其他金砖国家——比如巴西、印度、南非——与许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益匪浅的更小的国家的利益来实现自身的茁壮成长。这对于波罗的海诸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事件。对于爱尔兰共和国来说也是一样，作为英美海洋中一个岛屿，它会突然迷失方向并无所适从。这对于墨西哥来说很糟糕，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将是一件更糟糕的事情。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来说，它至少提供了某种秩序，在它的庇护下世界大战将很难爆发。
可能遇到的反对意见
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是否能够像基辛格一样采取罗斯福式解决方法来处理他将要面对的问题呢？一个明显的反对意见可能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这样的联盟是前所未有的，但这分明是无稽之谈：因为正是这个联盟赢得了二战的胜利。第二个反对意见可能是，在没有如同当年的德国和日本那样的侵略性势力的冲击下，这种联盟是很难维持的。然而，直到1948年冷战才开始、次年共产党人才确立其在中国的地位，在这些关键事件发生之前，即使侵略势力已经不复存在，许多理性的人依旧希望这种战时联盟能够维持。
实际上，维持某种联盟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计划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定位为“四个警察”（加上法国）的目的所在。但是他低估了斯大林的影响力和蒋介石的无能。第三个反对意见是，由于2600英里共同边界的存在，俄罗斯和中国迟早像1960年代那样再次发生冲突，但是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那些曾被预言随着中国向东亚实行经济扩张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会产生的摩擦到现在也尚未发生。
让我们考虑一些可能性更大的反对意见。首先，特朗普致力于增加国防预算，扭转“预算封顶”的削减政策，并建造数百艘新战舰来维护西太平洋的安全。美国海军的发展趋势是扩大其在南海航行的自由，并挑战中国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声明。
特朗普可能将此作为与北京进行影子拳击的一部分。这将是日本政府利用特朗普在这一方面明显的反华立场的黄金机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全球领导人中最早与新总统进行会晤的人，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必须在特朗普上任的前一百天里使其重申美日的同盟关系，并且使其支持安倍希望修改宪法的主张，结束日本放弃战争的时代。今年早些时候，北京划出了红线，如果日本船只加入美国的航行自由，北京威胁将会对此进行报复。
但是，这个观点的缺陷是，不管是与美国海军作战或者仅与日本海军作战，对中国来说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中国舰队无法赢得这种战争的胜利。实际上，辽宁舰作为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架航母，其战斗力并不强，甚至可能达不到越南海军的实力水平。历史上，在领土争端中，中国只有看到其对手的力量打破平衡时才会使用武力。但这并非今天的情形。
相反，随着奥巴马政府暂停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以及中国推进的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得到发展机遇，现在，经济潮流正沿着中国所期待的方向发展。海军对决，即使它没有以中国的屈辱失败而告终，也可能会破坏最近在调和与菲律宾和韩国等国家的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如何，北京的战略并非建立一个南海版的日德兰半岛。中国的投资重点并非在战舰上，而是在反介入/区域封锁（A2/AD）系统和网络上。在适当的时候，特别是如果美国海军强大的航母群试图在中国沿海水域或其附近巡航时，他们将暴露在中国导弹的射程内。
习近平冒险进行海军对决的唯一的原因可能是，他相信有必要在面临经济增速急剧下降的情况下，维持一党制国家的合法性。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两次主要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确实帮助当时的党领导人在国内巩固了权力，即使军事结果不尽如人意。然而，即使考虑到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越来越大，但是否足以使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在2017年恶化到让中国领导人认为值得做出类似威廉二世在1914年的德国做出的那种赌博的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况且中国领导人非常了解西方历史，他们知道威廉二世的下场是什么。
进一步的反对意见与欧洲的情况有关。特朗普喜欢普京，似乎对欧盟和北约态度最冷漠。但如果普京弄巧成拙呢? 比如一个类似乌克兰式的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入侵，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举动。特朗普能否抵制来自大西洋两岸外交政策机构的强烈抗议，促使他援引“华盛顿条约”第5条呢？同样地，特朗普支持“英国退出欧盟”，可能会为英国提供贸易协议。
但是，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英国与欧盟的“离婚”远未完成，也可能永远不会完成。的确，它甚至还没有开始，因为“里斯本条约”第50条尚未触发，甚至在此之后，英国退出欧盟的条款可能至少需要花费两年时间。特蕾莎·玛丽·梅（她设法成为首相，但对英国退出欧盟一事敷衍了事），不太可能冒险违背英国现有的条约义务，像“英国”独立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那样去做。
最后，让我们考虑罗斯福战略在中东和北非的潜在问题。对伊朗的强硬路线不无道理：如果伊朗继续违反核协议的条款，比如进行弹道导弹试验以及保持超出协议允许范围的重水，特朗普可以而且应该对其进行军事报复的威胁。然而，ISIS在伊拉克的失败可能释放新的离心力，他们长期威胁要分裂国家，伊朗将像往常一样受益。
此外，特朗普政府将很快面临一些复杂的关于库尔德人的选择，库尔德人为ISIS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否支持该地区的各个库尔德派别，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若是如此，很难看到华盛顿和土耳其关系的任何前景。这可能会摧毁基辛格所设想的叙利亚冲突的解决办法，因为土耳其需要成为它的缔约国。
但是，这些反对意见也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现实。当前，普京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之间的和睦似乎不可能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的永久特征，它类似于婚姻带来的便利，其效用将消失于唐纳德·特朗普踏上莫斯科停机坪的那一刻。在大中东地区最长久的对峙毕竟存在于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美俄之间友好协议的另一个明显的输家将是土耳其。
这也不算是悲剧。 长期以来，埃尔多安一直假装对加入欧盟感兴趣，但同时侵蚀了阿塔图尔克的长期遗产，削弱了该国的军事领导地位，并稳步推动土耳其走向政治伊斯兰教。 然而，由于对阿拉伯人的怀疑，他对新奥斯曼地区权力的控制不足，而他的国内力量则取决于对自由言论的严厉镇压和对公共部门的大规模清除。埃尔多安看起来像是新秩序中的另一个弱者，而远远不是未来的强者俱乐部的一员。
美国人在维护美国的伟大上，从未疏忽
作者的寄语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唐纳德·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的关键职位才刚刚开始被填补。我们所知道的是当选总统的战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演讲和访谈。因此，我在这里写的内容必然是投机的。然而，我确实相信，一个新的美国外交政策 ——如果不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已经在形成。它不仅预示着近期，也不局限在最近的亨利·基辛格的文字中；它也隐含在当前的地缘政治中。特朗普先生不妨以西奥多·罗斯福作为榜样。
特朗普在8月15日的演讲可能会被解读为特朗普主义的初稿。这篇演讲明确了要告别“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的时代”，也宣称了要“阻止激进的伊斯兰教的传播”的明确目标，特朗普把它和极端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在20世纪造成的威胁做了一个类比。“这场斗争不仅是在ISIS中”，他认为。“我们要消灭极端组织，也要中断伊朗支持下的哈马斯和真主党的经济来源”。同时，特朗普也明确了他这场斗争的对手：
“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的朋友，但我们从来不会搞错我们的敌人……我们会和我们中东的朋友并肩作战，包括我们最密切的盟友以色列。我们会和约旦的阿卜杜拉王、埃及的赛西总统以及其他忽略意识形态差异的人成为合作伙伴。面临新的使命时我们还将和北约紧密合作。我曾说过北约太过保守，因为它未能恰当应对恐怖主义，但那之后北约就改变了它们的策略……我仍相信在对ISIS的打击中我们能和俄罗斯找到共鸣。尽管他们对叙利亚问题插手太多，但他们自己也在和伊斯兰恐怖主义作斗争。”
现在特朗普的当选几乎惹恼了所有的美国自由派。然而正是特朗普在8月承诺他在执政期内会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公开反对女性压迫、同性恋和不同信仰的人”。尽管奥巴马政府避开了伊斯兰改革的支持者，但是特朗普宣称他会成为“中东地区所有温和的穆斯林改革者的朋友，并且增强他们的话语权，其中包括公开反对所谓荣誉谋杀的可怕事件”，同时“成为总统后的最先行动，成立激进伊斯兰教委员会，包括穆斯林社区里改革派的声音”。
“我们应当只允许和我们有一样信仰并且尊敬我们人民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特朗普的这种声明与先前美国采取的措施保持一致，并且继续把共产主义者排除在国土之外，它在筛选潜在的移民时不仅考虑恐怖主义，而且考虑了政治上伊斯兰教企图提升伊斯兰教教法的意识形态。这也同样是先前当无政府主义者对美国的信仰造成威胁时西奥多·罗斯福所宣称的。毕竟，罗斯福成为总统仅仅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里昂·乔戈什在1901年刺杀了麦金莱总统，罗斯福他自己侥幸避开了1912年的刺杀。他对这种恐怖主义以及背后鼓励这种行为的思想都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谴责：
“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教义，被一些鲁莽的人作为竞选演说并发表在公开刊物上，传递着黑暗、罪恶、恶意、贪婪、嫉妒以及憎恶。鼓吹这种说教的人广泛传播这种风气，他们不能逃避这种势力得以蔓延的责任…直接或者间接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人，不论以何种形式，或者对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行为道歉的人，都使他自己成为道德上的事前从犯。”
他主张通过立法来排斥和驱逐无政府主义者——因而在1903年3月法律被国会按时地通过和签署。今天的无政府主义有激进伊斯兰教的风格。1916年5月在圣路易斯的一场演讲中，罗斯福总结的他在移民问题上见解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他说，“如果美国人民有正确的东西，我一点都不会介意他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
但除非移民能够真正地信仰美国的价值并且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否则他在这个国家中就没有立足之地，他越早离开就越好”。罗斯福这些话语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战时增强认同感，可能也是为了分裂“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虽然语境有了改变，但在今天争点依然相关，尤其是当伊斯兰教主义者宣称美国的穆斯林对他们的宗教有了更多的忠诚，即使不在伊斯兰教的领域内。
罗斯福说，“我们对美国负有职责。我们首先应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优先考虑其他国家。这种对于保留一半国籍的尝试，把人民对于祖先们土地的忠诚和对于和自己出生以及子女们居住的土地的忠诚分裂开……势必会造成国民之间的偏见和不信任的情绪。”如果正是这种情绪推动了特朗普政府，那么这种新的秩序将不再会是新的，也不是完全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糟糕。
（文章转载于微信公众号“PKU法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