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美式全球化之死与属于全球人民的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体系进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未来的新型全球化，本质上是属于全球人民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也能够平等加入的全球化。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分析现实，人们都会发现，那种盼望走单一路径、通过单一因素的改变，无论是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创建或是通过一场战争就让世界摆脱体系大危机的念头，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狂飙突进之后，全球化似乎已陷入困顿。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和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替代自由贸易原则和全球主义成为各国的新风尚。然而，有退潮就会有涨潮。人类通过交流逐步交融的长期趋势并不会中断，人们由近及远、以达全球的历史进程将以新的方式复生。

驼队传奇与人类早期全球化

悠久绵长的全球化历史

人是社会生物，人们通过彼此间的交流形成社会，交流使我们成为人类。作为人类通过交流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的过程，全球化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程。

广义上的全球化，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是指人类通过长期的交易、交往、交流活动，逐步地交融，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的历史过程或趋势。这是一个长期趋势，一直在延续。

撇开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继而分布到全世界的人类学学说不谈，与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同步，人类的全球化历史至少已经有5000年之久。

早期文明星星点点地兴起于各个大陆，彼此分散，数千年间，在相隔甚远的几个地区，逐步发育出几大主要文明，包括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古埃及、古印度、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等等。由于人口分布、空间距离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文明体之间总体上处于一个空间相对分离的状态。各大文明因此形成了自身的几大特色：首先，各自发展出不同的国家形态，如希腊的城邦国家和中国大一统王朝。其次，各自有相对比较完整而又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如地中海的商业经济体系，中国的农业经济体系。其三，产生了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也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

各大文明自成体系，却又都在不断扩展着自己的活动空间，通过战争、商贸、宗教和迁徙，将各自文化向周边扩散传播，与其他文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或相互冲突。粗略地划分，自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这千年中，欧亚大陆几大文明的往来，从零星变得频繁。驼队马帮和船只，装载着东方的丝绸、香料、宝石，西方的玻璃器皿、纺织品、金属及货币，穿梭于陆路和海上，将欧亚大陆上的几大文明连接成一条不间断的文明地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球化，过程缓慢但意义深远。这一时期也是古典文明的鼎盛时期，从东到西，各大文明体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

公元5世纪前后，在内乱和草原游牧民族的袭扰下，欧亚大陆各大文明体陷入动荡，东西方的接触大幅减弱乃至停滞，全球化进程退潮。之后的1000年间，宗教和战争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其代表事件就是伊斯兰教兴起传播和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后者建立的庞大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又打通了连接东西方的陆路。

在公元1500年之前，尽管各大文明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联系，但这种联系从未达到全球体系所需的“持续互动、日益互依”的合作深度，更不具有共时性的特征。比如说汉帝国对匈奴人的打击最终传导到了西方，并加速了古罗马帝国的灭亡，但是这个联系是间接的，不是共时性的，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大飞跃，是在1500年之后。

发现新大陆

全球化的果实：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今天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经历的全球化——一种将各大文明编织到一起的共时性的全球化，可以追溯到500年前。

1500年前后，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经历航海探险之后发现了美洲大陆、开辟了欧洲经印度洋到亚洲的贸易航路，从而建立了世界各主要大洲之间的海上联系。

为什么欧洲人要进行险象环生的大航海？因为与亚洲相通的陆路，被奥斯曼帝国阻断了，欧洲人需要南下，找到通往亚洲的新途径。欧洲人从全球贸易和掠夺中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美洲的白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在经济上，以优先考虑资本持续积累为特征；在政治上，则建立了以欧洲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等级秩序。

通过数百年的扩张，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摧毁了世界上同时平行存在的其他所有体系和秩序，覆盖了全球。[1]由此可见，全球化不只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权力扩张的政治过程。其核心问题在于，谁在化谁？在过去500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体制在“化”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500年历史，可以根据不同的主导国家划分为不同阶段。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一书中，阿瑞吉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500年，分为四个“百年周期”。

首先是由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和意大利城邦主导的伊比利亚半岛周期。1498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在经历了非洲海岸和大西洋的长期探险和拓殖之后，发现了通往美洲的航线，继而开辟了沿好望角东去印度洋到亚洲的贸易航路，使原本处于不同大陆上的世界各经济体超越了海洋的阻隔，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网络。

当时主要的经济活动围绕着一个全球大三角运行：欧洲人把非洲的奴隶运往美洲，再把美洲白银运往欧洲和亚洲，以换取亚洲商品再运回欧洲。欧洲人从中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建立了基于殖民开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场由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和意大利城邦的资本支持的扩张，最大的特点就是开启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以往的生产和交易方式中，资本的投资和扩张方式无法带动整个经济体系，而欧洲人第一次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欧洲的基督教世界获得了可以和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印度等富裕的亚洲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逐渐使欧洲从世界边缘地带变成了世界的中心。

荷兰原本附属于西班牙王国的联合省，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之后独立，并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体系新周期的主导力量。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亚欧贸易的垄断权，又摆脱了西班牙主导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统治获得了独立，荷兰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周期的领路人。荷兰周期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模式。荷兰不像以前的伊比利亚人主要靠暴力掠夺的方式积累资本，而是通过商业的方式来积累资本。为此，荷兰人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运输船队，建立了银行、证券交易所、股份公司，建立了议会和共和国，也建立了欧洲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

英国是荷兰最好的学生，也是最出色的对手。英法七年战争之后，英国获得了法国在海外的大量殖民地，逐步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第三个百年周期的主导国家。英国周期被称为“漫长的十九世纪”，它的特点是将海洋军事霸权与商业扩张结合到一起，并建立了一个以相对自治的方式进行间接管理的庞大殖民地。靠着工业革命和其构建的全球市场体系，英国成了工业资本主义周期的主导者。

美国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在获得独立后美国借鉴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制度，又结合美洲的实际条件进行了体制再造，终于凭借着庞大的军事力量、石油能源革命和美元货币体系，以及在关键时刻介入世界战争，赢得了对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成为资本主义体系新时代的全球霸主。美国是一个洲际型大国，拥有极佳的地缘政治条件，一边是大西洋，一边是太平洋，是跨大西洋的核心，承接了欧洲的财富和技术，在太平洋这边又拓展了空间，这使得美国在地缘上非常安全，其他国家对其难以构成威胁，而它可以去越洋干预别人。

二战后美国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与秩序，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一幅描摹400年前英国殖民者到达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镇场面的绘画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周期律

观察过去500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进程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世界体系中的每一个周期的延续时间大致都在一百多年。每一个周期，都会经历一段从萌芽、壮大到衰落的过程；每一个周期的主导国家，都会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爆发整体性的危机。危机的结果，是原有周期的主导国家被更有效率、更强有力的新生力量所替代。此时，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

值得关注的是，在每个全球化的周期中，新的主导国家都会经历相似却各有特色的几个发展阶段。如果把每个百年周期缩短为一年，那么，每个主导国家的兴衰都会经历类似的春夏秋冬。主导国家的赢缩与全球化的周期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每个周期都兴起于“实业的春天”。在实业扩张的初始阶段，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主导型国家往往是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随后是“产业的夏季”，强大的制造能力给他们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武装实力。因此，他们在竞争或战争中都是所向披靡。随着实业发展，资本大量涌入，产业利润率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

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开始减少对实业投资而更多转向金融领域。在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本能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这将迎来“金融的秋天”。当主导国家进入可以运用金融手段进行直接赢利并成为其主要赢利方式的阶段，实业生产便会转移、萎缩，而金融资本不断膨胀扩张，导致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2]这就是“危机的冬季”。

在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周期，对“大航海”的投入给西班牙带来大量的美洲财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扩张的道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额资金流向了尼德兰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助长了荷兰的独立意愿，也增强了荷兰的力量。主导了下一个周期的荷兰，拥有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和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荷兰人建立的金融市场为建造大量的船舶、港口、都市和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而融资，也催生了金融泡沫。

到18世纪初，荷兰的主要收益来自资本的放贷，其中包括向竞争对手英国的放贷。曾经从属于荷兰体系的英国，在荷兰资本的帮助下，通过战争和贸易两手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贸易，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和新的金融中心，而英国实现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新的实业之路——工业革命。到1815年赢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英国已经成为全球体系新周期的引领者。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已经把50%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英国进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而其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将大英帝国从顶峰上拽落。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美国主导的周期。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

美式全球化的兴起与终结

美国实业的发展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鼓励和保护，联邦和州政府直接或鼓励私人企业对运河、铁路等基础项目大量投入。1816年美国国会制订了保护性关税政策——用30%的进口关税保护美国制造业免受欧洲国家的冲击。适宜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吸引了大量资本；资本与原材料的充盈加上劳动力的短缺，形成美国式工业体系的特征：利用机械和挥霍资源，催生了从惠特尼式到福特式的流水装备线，强调标准化设计、结构简单、零部件互换、适应大规模生产成为“美国制造”的风格。

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成为世界第一；1913年美国生产了世界36%的制成品，石油产量占世界的一半，美国的工业产出与整个欧洲相当，工业生产率是西欧的2倍，[3] 铁路网达到35万英里。[4]卡内基、洛克菲洛等美国传奇富翁的巨大财富来自工业，而不是商业和房地产。[5]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重创欧洲，而美国则成为“世界的兵工厂”，为欧洲提供不可或缺的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工业基础，美国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6]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7]

二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国周期实业阶段的鼎盛期。

在实业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阶段，金融活动主要是为工业、贸易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在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实业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在国家信用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过生产实现赢利就更是一种低效率的笨办法。选择金融创新——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才是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在快速下滑，这迫使庞大的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开始转向金融和信息技术领域。据196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

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则狂飙突进，创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产品，导致国家产业结构和利润来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15年统计的美国制造业占GDP的9.8%，全国从事实业的人口不到20%，80%以上的财富来自服务业，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金融类收入。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结构，而且也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美国变成了金融立国的国家，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往周期的主导国家不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体系进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导实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形态增长，以美元为主的国际储备资产上升了2000%。

信用货币的快速膨胀，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的1975年开始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随之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小龙”、“小虎”的新兴国家和地区，连中国、印度这样长期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大国也实施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鼓励出口，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金融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

国际资本极力压低实物生产价值，又极力抬高金融收益，从事实业生产的国家和企业受到来自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双重挤压，利润空间越收越窄，结果是投入实业的资本越来越少，而金融投机的资本越来越多。最终，世界充斥着金融产品和越来越膨胀的金融泡沫。当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机的果实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7年底爆发了。危机从美国体系的中心地区向全球扩散，无论是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半边缘地带的新兴国家，包括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国家，都受到了危机的冲击。

如今，危机爆发已近10年，尚看不到结束的希望。这说明，原本美国主导创建并维护着一种最高效的资本增值体系和社会模式已经趋于瓦解。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由于美国国内的阶层分裂、社会分裂日趋严重，人们开始质疑甚至反对全球化，“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主义大行其道，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呼声上升，人们普遍认识到，以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正在走向尾声。

美国华尔街金牛

区域共同体：全球化的新开端

目前，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2008年爆发的危机，就是一场美国周期的大危机，它将导致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随着美式体系的衰落，各国及各地区在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中，更多的依赖自身和区域合作，而不是依赖全球合作，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退潮期。从大航海起步，最后覆盖着星条旗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已难以延续；而由趋向合作的共同体组成联合体，形成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体系正在人类共同发展的愿景和行动中重生。

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分析现实，人们都会发现，那种盼望走单一路径、通过单一因素的改变，无论是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创建或是通过一场战争就让世界摆脱体系大危机的念头，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战争、技术创新、新市场的开拓、新制度的建立，都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残酷的斗争，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来演化，并且需要组合起来发挥作用。因此，逆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的调整期，将是未来一个时段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接下来可能出现的调整期是区域化整合，为下一轮全球化奠基。

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欧洲、东亚、北美逐步发展出了三大经济圈的雏形。每个经济圈内部具有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了更为紧密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有更多的内部贸易和相互投资，同时具有较高的政治认同，尝试建立共同的安全框架。在世界经济景气周期，这种区域化的趋势还不占有主导地位。全球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增长幅度降低，世界经济活动减少。美国开始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策划更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小圈子。这导致欧洲和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开始加强内部合作，积极推进区域化的经济战略。

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愿景和建设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为标志，越来越多的国家根据地理环境和发展程度开始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化的合作进程。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对全球化趋势的背离，而实质上，这是新型全球化的开端。

以往全球化的主体，是主权民族国家；主要收益者是最早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达国家，核心是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的主导国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属于少数精英的全球化，是西班牙国王和意大利城邦资本家的全球化，是荷兰、英国资本家和少数政治精英的全球化，是美国产业资本家和华尔街精英的全球化。必须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去探索新架构、新共识。这种由一国中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往往导致少数人的私利及一国主权与全球公共利益的矛盾与冲突。这是传统全球化不断陷入争端与战争的重要原因。以往和今天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全球化进程缺少全球经济制度和政治秩序的设计。

未来的新型全球化，本质上是属于全球人民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也能够平等加入的全球化。为了推进新型全球化，需要协调各国利益，推动全球旧秩序的改造。过去，我们只看到强力在建立国际秩序上的作用。现在，像G20这样的活动表明，仪式化的行动、习俗，也可以在建立新秩序上起到作用，更好地说清楚秩序的内在道理，发掘共识，进一步建立互信，形成一种新全球化习俗。

在传统全球化框架之下，许多边缘地带的国家难以独立完成国家现代化的目标，需要通过区域合作提升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这决定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需要通过多极化、多元化、多中心的过渡，先度过一个区域化调整期，然后才能进入“以全球为全球、以天下为天下”的新全球化。

注释：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罗荣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第1页。

[2]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代序第11页。

[3]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邸晓燕、邢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169、272、219、271页。

[4]到1930年，美国铁路网总里程达到43万英里。见《美国经济史》（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5]斯坦利·布德尔：《变化中的资本主义》，郭军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8、72、110页。

[6]比伦特·格卡伊、瓦西里斯·福斯卡斯：《美国的衰落》，贾海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 42页。

[7]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