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回忆：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受彭德怀强烈刺激连吃三次安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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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写了他的意见书，于14日送给主席。这封信对毛主席起了强刺激作用，免不掉又要亢奋失眠。主席自己在会上说，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在神经过度兴奋的状态下，仔细琢磨的结果，就把这封信和党内外各种尖锐的反对意见，都联系起来；把彭总当作了代表人物，而且是在中央政治局里的代表人物。
彭德怀与毛泽东（资料图）
本文摘自《黄克诚自述》，黄克诚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影响深远。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而我（指黄克诚，编者注）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我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我和他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我“蓄意反党”的证明。
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我，我又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这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我乡音太重、说得太快，记录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为难，就要求我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我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连个较全面的发言都没有呢？
我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民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数字调整为700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我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质问：这话是谁说的？我说：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我那时态度还是很强硬。
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我记得主席讲话的内容主要是：一、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呵！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二、说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有两条罪状：一是大炼钢铁，1070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1070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今年3、4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三、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主席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意见的争论，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主席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当时党内外的确是意见很多，甚至很激烈。主席在讲话中就曾提到：江西党校的反应是一个集中表现。7月26日批发的《李云仲的意见书》，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党的错误。李是搞计划工作的司局级干部，熟悉情况，信中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材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信是在6月上旬直接寄给主席的。主席对这封信写了长达两三千字的批示。批示中肯定了他敢于直言，对计划工作的缺点，批评得很中肯；但又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几乎否定了一切。
这些在毛主席心里留下了阴影。由于党中央在这个时期一直和主席一致，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开了许多会议，不断纠正错误，情况有所好转；主席颇有信心，认为照这样做下去，不要很长时间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庐山会议前半个月被称为神仙会，提了十几个问题来讨论研究，发言虽有分歧，却无重大交锋，气氛并不紧张。但在表面的平静下，却隐藏着“左”、“右”之争。“左”的方面气势高，不愿听人谈问题严重，有人甚至在会上打断别人的发言。“右”的方面则想把缺点、错误谈够，要求对情况的严重性有充分认识，认为不如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对会上不能畅所欲言，感到压抑。这种情况主席是知道的，但也认为是正常的。这时，讨论已近结束，《会议纪要》已在起草讨论，准备通过《议定记录》，会议就结束了。
就在此时，彭德怀写了他的意见书，于14日送给主席。他正是因为会议即将结束，而又感觉并未真正解决问题，自己的意见亦未能畅述而写的。这封信对毛主席起了强刺激作用，免不掉又要亢奋失眠。主席自己在会上说，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在神经过度兴奋的状态下，仔细琢磨的结果，就把这封信和党内外各种尖锐的反对意见，都联系起来；把彭总当作了代表人物，而且是在中央政治局里的代表人物。认为他的矛头是指向中央政治局和主席的，于是认为路线斗争不可避免。7月23日的讲话宣告了会议的性质已经改变，会议将扩大延长。
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彭德怀会后还曾向主席说，他的信是供主席参考，不应印发。但事已至此，彭的解释还能有什么用？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来说：他们想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我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我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谁想得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呢？
小舟、周惠、李锐到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我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说什么话，他们就走了。他们出门时，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我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23日主席讲话后，各小组下午就开始讨论主席讲话。那时发言尚较缓和，对彭信的批判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得厉害些，有人则还作些自我检讨。
7月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这成了会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加强，而且目标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很凶，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彭德怀和我们这些人就只有作检讨的份。我在26日作了检讨，谈到19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谈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也谈到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这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还不算太过。
7月26日除传达了主席说的“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外，还印发了主席对李云仲信的批示，说的就更严重了：党内外出现了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样一说，谁还敢当中间派呢？自此，批判、斗争不断加热。既然对人，那就得追查组织、追查目的，还要追查历史地来进行斗争了。
7月30日，主席通知我、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说不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等。
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
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谈话还涉及到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我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我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小舟、周惠、李锐都说：会议上空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小舟等又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又说：我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和周小舟有隔阂。
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我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我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我们的表现可能使主席失望。
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庐山会议旧址（资料图）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主席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少奇、恩来、朱总、彭总、林彪、贺帅、彭真等同志，又通知我和二周及李锐四人列席。
主席主持会议，讲话最多，从历史到理论，长篇大套，我无法记述。讲理论，主要是说彭不是马列主义者，思想中有不少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经验主义者。其中也提到：彭是劳动人民出身，对革命有感情；要革命还是好的，寄以希望。讲历史则是批彭德怀在几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说彭和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说是一半对一半。主席仍说是三七开。
谈到彭的“意见书”时，主席说：信上说：“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又说：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失”如何能“得”，胜败兵家常事，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要反右倾。又说彭：你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中央领导，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你的信是准备发表的，目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你要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以前历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你都没写信，这次写那么长。对你那些挑拨的话要顶回去。
彭说：我过去在江西也给中央写过长信提意见，这次信是供你考虑，并没想发表。
主席又说：你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我们同在北京，连电话都难得打，打几次，没打通，就“老子跟你不往来”。在香山你找我，因我睡觉习惯特殊，警卫员说未起床，你就拂袖而去，不谈了。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以后会怎样，也难说。
彭说：我过去追随王明、博古路线，1934年1、2月间就转过来了，曾和黄克诚谈过，还得请主席来领导。我今年61岁，以后还能有什么呢？
朱总司令发言温和，主席说是“隔靴搔痒”。
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
其他同志多是举个例子，说明彭德怀有问题，表示同意主席意见。
毛主席还说：整人就是要整得他睡不着觉，要触及灵魂深处。说彭：你组织性、纪律性很差，你有个说法，“只要有利于革命，专之可也。”打朱怀冰等，时机紧迫，还可说“专之可也”，打百团大战，为何也不先报告请示一下？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主席最重要的话是说：你们这回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毛主席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
我不能不表态说几句话，我说：我和彭相处久了，许多事都看不清楚。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我认为他不是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有感觉，今天的会使我认识更全面。希望彭能冷静地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等等。
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