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奥朗德也不选了，谁能拯救法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随着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在本党初选被淘汰，一直企图心不改的社会党总统奥朗德终于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放弃竞选连任。这一第五共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动，标志着法国老一代政治人物退出历史舞台，左右翼都是。

萨科奇和奥朗德虽然来自不同的政党，但共同之处是都仅仅做了一届总统。“相同经历”的背后就是法国民众对传统政党的失望。自八十年代法国进入衰落之后，历经两大党三十六年的治理，法国今天到了什么状态了呢?

奥朗德和萨科齐

细节看法国现状

11月26日，也就是法国共和党初选第二轮投票的前一天，我回到巴黎。一出飞机就立刻再一次体验到了法国的效率：海关只有三个人值班，其中一个人负责法国和欧盟护照，另外两个办理其他乘客。想想北京机场，面对巨量的乘客，是否可能只有三个窗口呢?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一下：根据客流量，2015年北京机场以9000万排名全球第二，巴黎戴高乐机场以6500万排名第九。

除了值班的人少，更重要的是，海关人员无精打采，漫不经心。这和中国普遍存在的工作投入感反差太大了。

拿上行李就打UBER，不料司机竟然绕了三圈都没找到我，甚至他连自己在哪一层都说不出来。这可是著名的首都机场，不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地方。不过在法国生活久了，对此情此景并不意外。法国这个民族说的好听些是好享受和浪漫，不好听就是一个“懒”字。我刚学法语的时候就知道戴高乐的一句名言：“你怎么治理一个有着400种奶酪的国家”。但直到来到法国多年后，才明白其中的含意，这只不过是戴高乐委婉的批评法兰西民族的好吃懒做罢了。

懒得工作，也懒得思考。我还记得陪法国代表团去中国访问时，他们印象最深和最惊讶的居然是为什么中国的出租车司机从不用GPS！这种反应真是对我今天经历的最好讽刺。

无奈之下这位司机劝我取消订单再打一辆。结果我却被告知由于是“高峰”时段，无车可打。在机场上打不到车，也就是在法国能体验到。也就是说，今天的法国不是没有工作需求，但好享受的法国人不去干。

后改打出租车，自然路上少不了聊聊即将举行的选举。这位司机也是菲永的支持者，从第一轮非常意外的表现看，菲永获胜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他对法国的两个评价令我印象极为深刻：法国病得太严重了，民众太疲惫了（Tellement malade,tellement fatigue）。他还顺手一指街头：商店一个个倒闭， 开业的越来越少。其悲观和焦虑之感溢于言表。

这就是法国的现实。这就是萨科奇被淘汰、奥朗德主动放弃连任的原因，当然也是菲永为什么获胜的最主要原因。只是在初选时一直远远落后的菲永，何以最后能奇迹般地逆转胜?

法国前总理菲永

除了经济还有什么?

确实自从共和党决定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初选产生候选人以来，菲永一直只有10%左右的支持率。他虽然长期在政坛拼杀，也担任过萨科奇时代的总理，但素有“千年老二”的名声，平时给人的感觉更像一位学者。他之所以最后两周突然支持率上升，并最终赢得大选，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经济困局，还有如下原因。

一是远在大西洋的特朗普获胜，给法国和欧洲造成了强大的压力。我回到法国后就发现一份奇特的杂志特刊：美国总统希拉里专辑。估计都事先印刷好了，结果结局大翻转后，出版社无法承受销毁的成本，索兴当乐子拿出来销售吧。足见法国举国上下对特朗普的获胜多么缺乏准备。

菲永之前之所以落后，主要是他过于激进的政纲：减少一千亿公共支出（即减少福利的代名词）；废除35小时工作制；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取消巨富税；家庭补助制订限额（主要影响的恐怕是穆斯林群体）；禁止在国外协同恐怖分子作战的法国人入境；对同性恋婚姻持修正态度（限制同性恋家庭通过医学手段生育、禁止第三方代孕）；希望与俄罗斯合作，关系正常化。

这些措施，个个涉及法国最敏感的话题，甚至是政治正确：减少福利、改变法国人自傲的社会模式、帮助富人、违反平等、侵犯人权、排外、支持独裁者等。所以他一直落后于更为温和、更能吸引中间选民的于贝。

但是特朗普的横空胜出，令法国上下特别是右派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如果不推出一个能和极右抗衡的候选人，极右的勒庞将重演英、美两国的黑天鹅事件。选举过后，国民议会前议长、菲永的支持者阿夸耶曾自豪地说：“据说我们从民族阵线那里夺走了10%的选民”。这句话一语道出右派精英选择菲永的天机。

二是菲永很不“典型”的法国政客风格。自从戴高乐之后，法国就没有政治家，只有个人私利至上的政客。戴高乐为了自己的祖国，以极大的魄力改革，两度以辞职告终，根本不在乎个人的政治利益。第一次是二战后他以法国解放者的身份要求改革被拒后，辞职离去。第二次是1969年4月，他所提出的削弱参议院权力修宪案公投被否决，立即宣布辞去总统一职。但之后政治人物想的都是自己的权位，改革三心二意，一遇反对就立即退缩。平时更是粉饰太平。

相比之下，菲永确实是个例外。他2007年刚当上总理，在科西嘉视察时就说出这样的话：“我管理着一个财政上处于破产境地的国家，我管理着一个15年来赤字不断的国家，我管理着一个25年来预算从未平衡过的国家。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一周之后，他再度打破政治潜规则，称法国公共财政已处于“紧急”状态。如此直率的言论 在菲永阵营引发轩然大波，几个星期后总统也不得不公开出面安抚。菲永自己是如何看待当年自己的惊人之举的呢? 他在所著的《行动》(Faire)一书中写道：“尽管谈论‘破产’不同寻常，但对我来说，我表达的是常识。”

不仅如此，四年之后，即2011年11月7日，菲永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破产”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法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尽快摆脱增长停滞、债台高筑和竞争力下降的“危险漩涡”。他就像一个执着的、明知自己不受欢迎还是喋喋不休的乌鸦。但就是这种风格，最终赢得了危机下法国相当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最后一个因素则是共和党主席、前总统萨科奇被淘汰后，立即声明支持菲永。萨科奇本身获得了21%的选票，而且基本上是铁杆支持者。事实上第一轮投票，许多支持于贝的选民转向菲永，才导致菲永领先。萨科奇的支持率基本未变。假如他转向于贝，菲永的总统之路恐怕也就此终结。

菲永为代表的传统政党救不了法国

菲永虽然以激进的竞选纲领赢得党内初选，但即使他赢得总统大选，却仍然无法挽救法国。这并非菲永能力如何，也不是他没有改革的决心。而是制度使然。

西方的民主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常态下无法进行利益调整。这原因有二。一是一项改革不管多么必要，要想执行下去，必须获得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说不仅要精英想明白，大众也要想明白。以西方的历史来看，除非到了像1929年那样的大危机或者法国1957年国家大危机，即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地，否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二是如果民众不认可，政治人物想推行，则必然会遇到民众制度性的反对：游行、罢工、抗议，使国家瘫痪，从而迫使政治人物让步。实在不行，就在选举中把主张改革的政治人物赶下台。

当然，二战后，西方也有成功的改革者。这得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改革者不惜一切手段，哪怕有违法治和人道，决不妥协。二是运气比较好，在改革时发生了可遇不可求的意外利好事件。比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当时有364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她的改革。当改革出现阵痛失业人口一度达到360万时，她也绝不动摇。当工人罢工抗议时，她毫不手软，长达一年的罢工中，11300矿工被逮捕，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她除了强硬不妥协还采用欺诈嫌疑的手段：保守党政府保证无意毁灭本土采矿业，又对罢工矿工承诺他们的职业受到保障。但在1994年采矿业私有化之前，却关闭了全部15个亏损的国营矿场。

按说这样力行改革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制度下就是自杀，但幸运的是，这时候发生了阿根廷占领英国控制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事件，强硬的撒切尔夫人派出远征军赢得战争胜利，一下激发了英国举国上下的爱国热情，她的支持率也大幅上升，从而为她的改革赢得时间。很快改革正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并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也就是说，西方既需要有这样果敢不妥协的无私政治人物，也还要有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危机面前人才或许会有，但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则只有天知道了。

这里需要多说一句的是，何以西方不能进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而中国能。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只要执政精英想明白了，就可以放手去做。不受大众和资本的干扰，决策效率要远远高于西方。

法国《解放报》上周的封面，将菲永与撒切尔夫人融合在一起。《我，总统》

二是执行过程中阻力很小。这固然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强政府，但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化不同。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信奉个人利益至上，社会的最小单元是个人。中国是集体主义，信奉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社会的最小单元是家庭。放到政治上，西方政府和个人是一种冷冰冰的契约关系，我投票选了你，你就必须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不管以什么理由比如改革，也不接受自己利益受损。选民对于国家只有权利，没有责任和义务。

中国的国就是放大的家，政治传统是父爱式的。这其中既有契约，也有道德和信任，更有感情。特别重要的是还有每一方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执政者在决策时要考虑民众的利益，要以民众利益为重，民众则服从这种管理。所以中央出台的政策，往往会得到有效的执行。即使出现偏差也会很快纠正。面对偏差时，民众的想法则往往是：上面（即中央政府）的经是好的，下面的官给念歪了。这种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是中国改革能够有效推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言归正传。即使菲永成为下一届总统，他要推行的激进改革，最大的难关就是民众的反对。以我个人的判断，菲永不会妥协，民众也不会妥协，法国将长期陷入对立和动荡之中（当年英国的罢工持续一年之久，一万多人被捕）。要知道，此前历任政府的改革力度都远远小于他的政纲，但照样以失败而告终。

比如2006年为了增加年青人就业而推出的《青年就业法案》，可以说改革力度小得不能再小了，就引发全法国长达数月的抗议示威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示威人数从开始的2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当全法国进行第二度大罢工时，不过一周，最终这个已被希拉克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被宪法委员会宣布法案合宪的改革方案被废除。

除了制度因素外，菲永还未必一定能赢得大选。现在一般估计，共和党的菲永将和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勒庞女士一同进入第二轮。菲永要想获胜，前提条件就是多数左派选民转向他，就如同2002年大选的翻版。如果他不能得到左派的支持，极右胜选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毕竟连续四年多的选举中，国民阵线得票都是第一，只是因为左右政党联手才败北。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共和党初选于贝领先的原因。因为他的观点温和，能够被左派接受。认为他可以击败社会党和国民阵线。

但是菲永的政纲在左派看来完全无法接受，个个都在挑战左派极为重视的价值观和他们多年来奋斗的成果。在他们看来，菲永和极右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不会退出欧盟，不会退出欧元区，其他可谓一丘之貉。所以当菲永和极右在第二轮对决时，左派政治人物可能沉默，左派选民可能选择弃权。从政党心理讲，右派如果这次胜了，假如五年治理失败，有机会取而代之的是极右，而不是左派。但假如极右胜选了，五年后民众如果失望，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左派。

这就为极右胜选创造了条件，常态而言，极右势力支持者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很高，投票率也远远高于传统政党的支持者。当然，即使最后菲永险胜，其低得票率也会影响到他的合法性和改革的能量。如果败选，则根本没有实行改革的任何机会。

今天的法国包括西方，绝非一两个政治人物所能改变的，它必须首先改造这个体制。就如同1958年复出的戴高乐，要首先重造宪法，进行脱胎换骨的制度改造。只是今天的法国就如同本文开篇哪位出租车司机所言，已经病得太严重了，它还有被挽救的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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