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论“废除一切产业政策”当缓行——评析张林辩论（二）
【上篇中，李晓鹏博士就“张林产业政策”辩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产业政策不能一刀切地谈存废，他回归实例，分析了政府规划对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本文中，李晓鹏博士以更新近的案例，进一步作证了****上述观点。】
六、“双11”繁荣背后的中国产业政策
经济的发展，就好像织布，需要很多很多纵向的纱线（专业术语叫 “经纱”）和横向的纱线（“纬纱”）紧密结合，才能织出来结实牢靠的布料。如果只有横向的纱线，或者只有纵向的纱线，那就不可能把布织出来，只能是一堆一堆散乱的线团。
在经济体系中，企业主要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来整合经济资源，从进货、生产到销售这么一个链条，比较注重纵向思维，就好像是织布机上纵向的纱线；政府主要从空间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注重在横向上整合各种经济资源，这就好像是织布机上横向的纱线。两方面的纱线数量都很多，不止一根。企业的种类很多、从事的行业很多。产业政策则广泛存在于政府的各个层级，以各种形式发挥着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从宏观到微观“无微不至”，渗透到了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中。企业经营决策和政府的产业政策相互交织、彼此配合，一层一层地缝合在一起，这才共同织出来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在刚刚过去的“双11”购物狂欢节，马云打造的淘宝销售平台创造了一天一千亿的销售奇迹。这当然被视为企业家才能的伟大成就。但是，这样的奇迹难道仅仅是企业家创造的吗？
在淘宝“双11”晚会的大屏幕上，一副巨大的电子地图显示着全中国的购买数据。这张地图也提醒着人们：天量的购买信息会制造天量的数据流量。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些数据流量并不是在杭州的阿里巴巴总部进行处理，而是在分布在全国很多地方的 “大数据产业基地”。其中最大的是距离杭州两千公里之外、中国贵州贵阳高新区大数据中心。这里布置着超过十万台大型服务器。
大数据基地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服务器需要消耗巨大的电力，并且需要大量的水来进行冷却，还需要十分稳定的地质结构保障其安全。贵州的水电资源丰富，其石灰石地质结构也很稳定，因此是布局服务器的绝佳地区。为了支持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贵州省和贵阳市多年前就制定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几乎免费的土地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电价和水价，并负责地面的平整、架设高压输电线路，规划建设方便的公路交通网络。贵阳的大数据中心不仅为阿里巴巴提供数据服务，还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数据处理中心。
如果没有这些大数据中心的高速运转，双11的购物狂欢可能刚开始一分钟就被网络崩溃中断了。
当订单完成付款以后，就会有超过20亿件商品开始从各地仓库发货。绝大部分货物都会进入附近的大型仓储物流园区进行中转。而这些物流园区，也是过去十多年在政府产业政策支持下迅速新建起来的。
只要有机场、港口和大型火车站的地方，政府就会规划建设物流产业园，把各种电商快递的仓库聚集到一起，集中存储、分拣、配送。在淘宝诞生之后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中国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地伫立起来了约1200个物流园区。
从物流园区中转以后，货物就会进入庞大的交通网络进行运输。在过去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从几乎为0到成为全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而这些几乎全都是政府主导建设的。这些建设不能全算是产业政策，但里面仍然少不了产业政策的元素，比如煤炭运输专线、高铁产业链条的整合等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如此庞大的网络购物产业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在“双11”的购物狂欢中，企业的创造和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彼此难以分割：当我们打开手机淘宝的时候，这个网站是企业家马云创造的；网络信号是政府主导的电信通讯系统传播的；当我们点击购买的时候，数据处理是在政府规划建设的大数据产业园进行的；处理完的数据反馈到卖家，这些卖家大部分是私营中小企业主；企业家们把商品发货，进入政府规划建设的物流园区；物流由快递企业分拣——创办顺丰的是一个从快递员干起的私营企业家，可以高速把货物送达，但如果要把货物送到偏远地区，还是需要使用政府几十年前建立的邮政物流系统；货物分拣完成后进入政府主导建设的交通网络体系，最后再通过一个一个为了谋生而进入快递行业的快递员进入千家万户。
我们购物用的手机，也跟产业政策有关。比如，华为是中国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和世界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它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它所从事的通讯设备制造业又是政府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
政府对华为的支持，只需要列举一个方面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了——土地。
为了支持华为的发展，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都十分慷慨。华为从1996年开始在深圳买地建设总部，到2008年累计拿到了160万平米，平均地价只有每平米375元，其中2008年拿到的一块最贵，地价也就每平米920元。这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基本上就等于是白送了华为好几百亿的现金。2002年，华为在上海浦东买了27.5万平米的地建设研发中心，地价为每平米469元；2003年和2007年在杭州买了36.3万平米的土地，均价为每平米217元。2012年在北京北五环附近买了一万平米的地，均价为每平米1942元。
仅仅通过土地廉价出让的方式，政府就相当于补贴了华为超过一千亿的资金，可以让华为低成本在中国的各大中心城市建设研发和生产基地，享受到大城市的各种便利。
华为总裁任正非
华为为什么能如此强大？它的生产制造成本为什么可以比它西方的竞争对手低那么多，成为世界第一的通讯设备制造商？
首要的功劳，当然应该归功于以任正非为首的创业和管理团队，以及华为十多万辛苦工作的员工，但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显然也是卓有成效的。
政府从土地上补贴给华为的钱，算不算是浪费，是不是不务正业呢？恐怕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华为的发展壮大，给一座城市和给中国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了政府少收的土地价格。仅仅税收一项，华为在深圳上交的数量就应该大大超过它占用的土地价值。更不要说华为员工在周边购房给政府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了。
能够获得政府产业政策支持的当然不仅是华为，淘宝的母公司阿里巴巴也是一样。它到中国任何一座城市建设区域总部、数据处理中心或者仓储物流基地，地方政府都会毫不吝啬的提供廉价的土地、电力和各种服务。
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就是因为这可以带动本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政府税收、拉升土地价格、创造劳动就业。
“双11”全中国发货量最大的两个地方是广州和义乌。如果我们再想想义乌政府三十年来支持小商品市场发展的产业政策，以及临近广州的小榄镇、古镇镇政府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专业化的生产聚集，而这些聚集区正是许许多多网络小商品的货源地。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今天能在“双11”疯狂扫货，能够如此便捷的拿着手机一边走路一边就能买买买，这一切，都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
也许会有人说：美国没有产业政策，人家还不知照样有亚马逊、百思买，可以用手机购物，有快递送上门。死了张屠户，难道就只能吃带毛猪？没有产业政策，中国的互联网购物说不定反而可能发展的更好。
实际上，美国也是有产业政策的，比如美国联邦政府从1992年就开始推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投巨资大力支持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科技研发。这正是美国今天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一大基石。当然，美国产业政策的深度和广度跟中国比起来差了一大截。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美国是“弱产业政策”支撑起来了它的互联网产业，而中国是采用了“强产业政策”来支撑了互联网产业。
在不同力度的产业政策支撑下，两国的网络购物业发展情况如何呢？
2016年，中国“双11”淘宝的购物额超过了一千亿，2015年的这个数据是912亿。这个数据不包括京东等其他网络购物平台。而2015年美国的圣诞节加“黑色星期五”的网络购物总额为7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500亿。如果比较全年的网络零售量，中国2015年是4万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56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美国的数据是3400亿美元，只能屈居第二。
美国黑色星期五
不管是购物节还是全年的数据，美国的网络零售销售额都只有中国的60%左右。
考虑到2015年美国的GDP大概是中国的130%，且美国的互联网产业比中国先起步很多年，就更容易看出来中美之间网络购物发展水平的差距了——美国远远落后于中国。
为什么采取“弱产业政策”的美国，在网络零售业方面如此快地被采用了“强产业政策”的中国追上并超越？这里面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实际上，这还是拿中国跟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相比。如果跟起步时间差不多的印度相比，这种差距就更明显了。
印度和中国都拥有十多亿人口。跟美国一样，印度执行的是“弱产业政策”。印度的GDP只有中国的20%，比较可怜。但是网络购物额的差距更大，印度只有130亿美元，还不到中国的3%。实际上，今年“双11”开抢的前八分钟，淘宝产生的销售额就超过了印度全年的网络零售额。也就说，中国的“剁手党”们熬个八分钟的夜，就把全印度人民一年网购的钱给花出去了。
为什么中国能在网络购物方面取得远远超过印度的成绩呢？经济总量和人口因素都解释不了这个问题。
印度有没有自己创业、建立网络购物平台的企业家呢？有的，而且还有很多。有没有类似于支付宝这样的网络支付平台呢？也有。印度的互联网产业内部是否存在市场竞争机制呢？存在。
那印度和中国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呢？不差人、不差企业家、不差技术、也不差在市场机制。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印度和中国之间真实的，而不是凭空猜测的情况，二者最明显的差异显然就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
印度政府不能像中国政府一样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无线网络信号、不能建立起中国这样高密度的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网络、不能建立起中国那么多的大数据产业园、不能建立起中国那么多的仓储物流产业园、不能为地方中小企业的聚集提供从市场建设到金融支持等多方面的扶持……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印度才在这一轮互联网革命中被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
如果中国没有淘宝、没有阿里巴巴，中国一定还会有别的企业家建立类似的企业，中国一定还是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网络购物强国。如果淘宝网明天就宣布关门停业，中国的互联网购物浪潮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停顿。“剁手党”们可能会默哀半天，然后拿起手机转战诸如京东、亚马逊、苏宁易购、微店、当当、1号店、唯品会等多个购物平台。淘宝的店家们也会很快聚集到另一个平台，用不了多久，那里就会形成一个新淘宝。
但是，如果阿里巴巴创业团队离开中国，去印度创业。那里也有十多亿人，但智能手机普及率不到14%，70%的地区只能使用2G信号，没有义乌、小榄、古镇这样的小商品生产聚集地，高等级公路和铁路只能连接少数大中城市。那么，阿里巴巴也许还是可以做成印度最大的网络购物平台，但其一年的销售额肯定比不上今年“双11”前十分钟的销售额，阿里也成不了世界一流的互联网企业。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阿里巴巴真的出走，因为那会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一大损失。但这种损失是99分和95分的区别，而不会是优和良的区别，更不会是及格和不及格的区别。
七、产业政策为什么有效？
张维迎教授认为，政府不可能正确预测产业的发展方向，也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的错误将会扼杀产业创新，因此产业政策应该废除。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举了比尔·盖茨的例子。
他说：“1990年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互联网时代就不会这么快到来，因为比尔·盖茨当时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个人电脑）。”
社会科学上的“假如”是很难被验证的。张教授的这个“如果”也是如此。我们没法回到1990年让美国设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看看实际效果如何。替代的验证方法只能是找一找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可供参考。
1996年前后，马云创业初期，曾经到北京，向中央各大部委推销他的互联网项目，要帮助国家各部委把信息上网。结果吃了一串闭门羹。当时中央部委的领导还缺乏互联网这个概念，并没有为马云提供支持。据说在离开北京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马云和推销员一起在宾馆里抱头痛哭。
阿里巴巴创业团队
在马云到中央部委推销遇挫的这个真实故事里，如果我们把部委的领导换成比尔·盖茨，把中国换成美国，就跟张维迎教授假设的情况很类似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不看好互联网的人坐在政府领导的位置上，而且这个政府有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
按照张教授的逻辑：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一定发展缓慢。
但最后实际的结果却跟张维迎教授推论出来的结果不一样：这种情况下，二十年下来，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比美国还快些。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马云被拒绝之后发生的事情中找到答案：
马云回到杭州以后，并没有放弃努力，带着创业团队自筹了50万元开始做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后来又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风险投资，成立了阿里巴巴。
随着互联网在国内外的逐步发展，国家部委也开始转变了态度，认识到了互联网发展对国家的重要性，开始转而大力支持互联网产业发展。这样，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民间的创新结合了起来，中国互联网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的时期。
这样的转变说明了三个道理：
第一，产业政策是一种“有限干预”。
张维迎教授把产业政策斥之为“计划经济的残余”。其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干预还是不干预经济，也不在于干预的是产业结构还是货币总量，而关键在于是“有限干预”还是“无限干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掌握几乎全部经济资源，对经济的干预属于“无限干预”，政府不支持的产业，就会丧失发展的空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是“有限干预”，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并不能垄断经济资源。没有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家自己也可以去创新。对于与政府存在分歧的企业家来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政府不给钱，自有找钱的地方。
政府掌握的资源该如何使用，产业政策说了算；市场掌握的资源如何使用，市场说了算。两种力量有时候形成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某些产业的发展；但有时候也有分歧，那就各自推动自己看好的产业发展，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二者可以互补、可以竞争、可以互相纠错，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最后仍然可以达成共识。
马云和中央部委存在分歧。马云回杭州继续搞互联网，中央部委继续支持诸如联想这样的电脑生产厂商而不是互联网企业。最后的实践证明，马云正确。政府官员们受到了事实的教育，思想也就很快转变了过来。这种意见分歧和试错的过程，是我们认识产业发展趋势所必然经历的过程。
比尔·盖茨在1990年确实认为做个人电脑比做互联网有前途。他是做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起家的，对互联网了解不多。如果把他放到产业政策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他可能会在一开始制定一些重点支持计算机产业发展的政策，而冷落互联网。但即使这个产业委员会拥有和中国的发改委一样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它制定的产业政策也并不能阻挡美国的企业家们像马云一样去投资互联网产业。
等到互联网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盖茨以及产业委员会的其它专家委员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一定会像那些当年漠视马云的部委领导一样，很快改变想法，转而支持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这样，产业委员会所掌握的国家资源就会大力投入到对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支持当中去。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的资源达成共识、分工协作，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州政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县市政府提供各种服务促进产业聚集，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完全有可能反而发展的比现在更好。
——当然我所讲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假设分析。这样的分析并不是想证明产业政策一定会促进美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只是想说明：张教授通过假设成立以比尔·盖茨为主席的产业政策委员会阻碍互联网发展的方式来证明产业政策不好，这个假设对他的观点的支撑力度是不足的，其内在逻辑存在明显漏洞。
第二，产业政策的目标并非“创造趋势”，而是“顺势而为”。对产业政策制定者的要求也并不是全知全能、洞察一切，最重要的是理性务实、实事求是。
产业政策并不总是需要走在企业家前面，它完全可以走在后面。实际上它不仅可以走在企业家的后面，还要走在科学家的后面、走在经济学家的后面。
产业不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但经过科学论证的政策可以让产业发展的更好。义乌的小商品交易产业并不是政策创造出来的，而是民间先有聚集，政府再跟进服务、帮助建设商品市场，审时度势推进“划行归市”。最后效果是很好的。
产业发展的趋势不是政府可以随便改变的，但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方法认识到这个趋势，然后参与到这个趋势中去，加快发展的速度或者优化发展的结构。
在大趋势面前，理论家可以侃侃而谈，一开口就是“我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而一个成熟的实干家，包括企业家和政治家，则必须懂得等待时机成熟再采取行动。
我在参与一些地方产业政策谋划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当地官员比较着急，一看见本地有那么一两家小企业搞得还不错，就想着赶紧去扶持一把，打造一个什么产业集群。一般这种情况我们会劝他冷静冷静，还是要再看一看，等这个产业的产值或者企业数量在本地经济中占到一定比例以后，才能够判断这类产业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区域经济优势的必然产物，才适合政府较大力度的去投入支持。
政府的产业决策，比市场慢半拍，很多情况下是好事，说明政府懂得了尊重市场、尊重规律。
产业政策的论证和制定，一定是先有产业发展的事实，再有对趋势的判断。就好像先有冯·诺依曼发明了计算机，才能有支持计算机产业发展的政策。在马云把他想象的互联网产业做出样子来之前，政府持观望态度，并不丢人；等他做出样子来了，政府再跟进支持，也不能算是马后炮。
若因为政府对产业趋势的判断慢了半拍，就说产业政策注定阻碍产业的发展，显然是操之过急了。
第三、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存在竞争机制和纠错机制。
中国地方政府间的产业竞争非常激烈。这种竞争的形成机制，有人说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有人说是为了升官，也有人说是出于政治责任感，众说纷纭。但不管怎样，激烈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比较公认。
地方政府间的空间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支撑，这一点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面做了详细的分析，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有说明。这种空间竞争跟市场经济的价格竞争机制存在区别，但它仍然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机制，可以实现优胜劣汰，在空间上推动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
竞争促进了纠错机制的形成。纠错的方法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换思路，一种是换人。张教授认为政府一旦制定错误的产业政策就无法纠错显然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跟他想象的正好相反：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不是无法纠错，而是“纠错”速度太快。很多地方领导的思路说变就变，令人猝不及防。至于换上个新领导就换个新思路重新来的事情，就更是屡见不鲜了。
——考虑到中国产业升级速度之快、地方经济竞争程度之激烈，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及时变换思路是必要的。产业政策需要改进的是加强科学论证和完善制定程序，以更好的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
至于中央政府层面，竞争机制则主要体现为国际竞争。由于缺乏上位政府的监督，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跟地方竞争相比就要差了一大截。但领导人的轮换制度和到年龄退休制度，仍然可以让政策被不断纠错，只是纠错的速度相比地方政府要缓慢许多。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比较宽泛而不具体。
如果我们读一下《中国制造2025》，大部分人估计会看的想睡觉，因为里面几乎全是些看起来“假大空”的东西。这些看似抽象的要求，最终会由省市县一级一级逐步细化落实：要发展《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产业，需要建什么基础设施、配套哪些服务、放宽哪些政策、减免什么税费、招什么商、如果落实用地……
比如到湖南，省政府就颁发了《湖南省贯彻〈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这个就比中央的细一些，结合湖南的情况，从中央的文件里列举的一大堆产业里面挑了几个重点出来做。
然后到长沙，市政府就发布了《长沙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这就落到具体执行层面了，提出要建立智能制造研究总院、成立智能装备租赁公司为企业提供智能装备租赁服务、设立智能制造产业基金以及为智能制造企业提供各种具体的补贴和优惠政策等等。
到了长沙下面的浏阳高新区，这里就开始负责具体的招商和政策落地。园区负责人就带着宇环数控、安靠电源、华恒机器人等20家智能制造企业跑去跟新成立的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签约，让总院为这些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流程优化等各方面的支持。
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会按照类似的流程操作，但他们并不是中央的提线木偶，每一层落实的过程，都会塞进去很多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就是地方竞争的关键。我们不要老看到地方政府对各种产业热点，喜欢一窝蜂一拥而上，很多时候制造出许多浪费。竞争就是要有多余的选手去争夺少量的资源。竞争的结果必然会有失败者，会有一些项目白白浪费了土地和资金。但只有这样才能炼出真金。
市场竞争和地方竞争双重竞争机制的存在，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经济体。什么东西只要中国一过剩，也就意味着中国将在这个领域诞生一家或几家超级高效的企业巨头，世界上其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就基本没有活路了。
张维迎教授举了光伏产业的例子，说政府一支持就过剩。中国光伏产能过剩是事实，但同时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光伏产业都快死绝了也是事实。中国通过产业扶持政策把光伏这个高大上的东西直接做成了烂白菜的价格，逼的欧洲最大的光伏厂家康能净亏损9900万欧元，2012年申请破产；美国光伏产业的老大SunEdison在2016年 5月也因为连年亏损申请破产。上个世纪中国各地疯狂上马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项目的时候，也被指责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国内大量的相关企业在竞争中倒闭，但国外倒闭的更多，中国在这些方面全都成了世界第一。
——中国这种地方政府激烈竞争的产业发展机制并不怕过剩，真正需要担心的反而是不参与竞争的中央政府太多的干预这种“过剩竞争机制”。作为产业政策的研究者，我也不赞成中央出于纯经济考虑压缩限制某些产业发展、搞生产目录管制之类的政策措施。中央的产业政策不应该具体到这种程度，对于张维迎教授在这些方面对产业政策的指责，我举双手赞成。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鼓励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主导全国性的交通能源通信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也可以在环境、安全等方面为地方产业竞争划定底线，禁止严重破坏资源环境的项目上马等。但不应该去判断产能有没有过剩——这种事情最好交给处在竞争第一线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去做。比如欧洲那家申请破产的光伏企业，因为中国压缩产能，最近又要“起死回生”了。我看还是不要让它活过来的好。
作者简介：李晓鹏，经济学博士，中兴大城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和《城市战略家》等。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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