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亮：李雪莲上访，能拦到首长是少数例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亮】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南方农村妇女李雪莲通过信访将县、市、省三级政府搅得鸡犬不宁的故事。按照常理，一个并不正当的信访理由、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

更何况，在大众印象中，当前的地方政府是集强权和强势于一身，怎么会在此时如此脆弱？然而，看似荒诞和幽默的故事实则是一副当代的“官场现形记”，弱女子和地方官僚体系的戏剧化碰撞演绎出的是当前中国社会无比真实的政治运作逻辑和政治生态。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

李雪莲的“冤屈”：法律排斥与政治吸纳

一切从李雪莲上访的最初诉求开始。她为了多分到单位的一间房决定与丈夫假离婚，没想到假戏真做，丈夫秦玉河在离婚后很快就和其他女人结婚。李雪莲拿着真的离婚证找到法官，要求法官判定他们之前的离婚是假离婚，之后再和丈夫进行真离婚。

从实质公正的角度看，他们之前的离婚确实是假的。但是，从法律的程序上看，他们的离婚却符合所有的程序要件，是法律意义上的真离婚。为此，法院无法受理这一荒唐的诉讼请求，李雪莲的要求被挡在了法律的大门之外。

李雪莲感受到了莫大的冤屈：明明是假离婚怎么成了真离婚？面对心中的冤屈，李雪莲认为“你们不让我告状，是让我继续含冤”。从围堵法院院长，到拿着“冤”字跪拦县长史为民的轿车，再到市政府门口告状，李雪莲开始了一级一级的信访。而且，上访的对象已经从自己的前夫——这一个人变成了庭长、院长、县长以及市长等不为自己伸冤的多人。不仅如此，上访的诉求也在增多，不只是要求宣判自己和前夫的离婚为假离婚，还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

《我不是潘金莲》剧情

之前的上访都是发生在地方，随着李雪莲进京，上访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通过同乡在酒店做厨师的机会，李雪莲成功地拦截了欲前往人大代表所在地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北京首长。在得知情况后，首长震怒了，因为这个时候，李雪莲诉求的正当与否已经不再重要，各级官员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的无能和政治冷漠才是问题的关键。

“群众利益无小事”，在党的意识形态和长期教育中，无论哪一级组织哪一个党员干部都不能对普通群众的要求置之不理或者无所作为。由于政治上的不合格，这些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被省里停职罢官。虽然这种处理只是部分地满足了李雪莲的上访诉求，但是与冷漠的、封闭的法律系统相比，政治系统最终被证明是开放的、充满温暖的，李雪莲的诉求终于在最高层的政治中得到了回应。

从后果上看，政治系统的这种回应无疑会强化信访者“中央是好人，地方全是坏人“的固有印象。他们的上访实践证明：只有更高级的政治领导人才关心自己的疾苦。而且，只要自己的诉求上升到足够高的政治高****度，诉求本身就有被满足的希望。

从现实来看，大量的信访活动聚焦在省会和首都，信访者所要努力的正是要获得首长的重视。这种激励模式使得越来越多原本属于法律系统解决的问题被导引到了政治系统，具有戏剧性的李雪莲的故事其实是今天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真实且普遍的社会事实。

基层政治：从“不出事”到“要出事”

但是，要想首长重视自己的问题，进而将问题从法律系统导入政治系统却并非容易事。在正式且森严的官僚体制下，大多数上访者是无缘见到首长的，他们顶多能够在国家的信访机构登记，以致事实上大部分的信访案件都是石沉大海。在这个意义上，李雪莲拦到首长的车确实是个意外。

然而恰恰是这种总是见不到首长的现实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信访者的期待——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就是因为没有得到高级领导的重视。于是，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长年累月地利用一切机会接近国家权力的中心，或者试图引起社会关注进而间接影响首长。一方面是对首长解决问题能力的无限想象，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中又总是接触不到首长，这样一种反差恰恰构成了很多信访活动延绵不绝的重要动力。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首长

访民见不到最高首长的原因除了首长森严的保卫系统外，还在于地方政府的百般阻挠。在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体制下，社会稳定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上访特别是越级上访事件的增多无疑是不稳定的信号。为了不让自己在行政考核中处于不利境地，地方政府就要千方百计的阻挠上访趋势的蔓延。为了不出事，地方政府必须使用一切手段。

《我不是潘金莲》剧情：拦截上访群众

在电影中，从市长到县长到法院院长，他们对于麻烦制造者李雪莲采取的手段可谓是软硬兼施。当能够使用强制手段时，他们将李雪莲强制拘留；当考虑到社会和政治影响而不能对李采取强制措施时，他们又要说尽好话，甚至自我矮化。

电影中的这幅画面让人印象深刻：与电影开头法院院长盛气凌人地质问李雪莲的情形相反，在经历过多次上访之后，李雪莲反而成为法院院长欲讨好的对象。只是每一个人心理其实都清楚，这种“奴颜婢膝”并非是真的对当事人的尊敬，而只是一种手段和策略。

《我不是潘金莲》中法官王公道态度的转变

同样是为了不出事，地方政府官员必须要杜绝一切可能的社会风险。当李雪莲在连续十年上访之后突然宣布今年不上访时，地方政府的官员仍然放心不下，“怎么一下子不上访了呢？”

新任的县长硬是要求李雪莲写下不上访的保证书才能放下心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保证书，万一李雪莲临时改变主意，岂不让放松警惕的各级官员顿时措手不及。毕竟不同于个人行动，官僚系统的行动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层级的协调，必须提前准备才能开展行动。

然而，对于个人而言，地方政府的这种手段却无法获得其认可。“我又没有犯错，更何况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凭什么要写不上访的保证书呢？”在上访者看来，地方政府的种种策略手段正暴露出他们的脆弱和心虚。正如李雪莲那样，本来放弃上访的她反而被地方政府这种过于谨慎的行动刺激了，她决定再次上访，新一轮的进京上访又开始了。

中央越是重视上访者的权利保护，地方政府越是要维稳、越是不择手段，访民越是感受到自己存在冤屈、越是要伸张冤屈。这样一种“中央—地方—访民”的三方互动在实践中不断展开，最终不断地刺激着访民的上访。

为了得到中央首长的阳光雨露，访民就必须冲破地方政府所编织的网络，即使最初的信访诉求并非针对地方政府，而随着信访活动的展开，访民和地方政府日益成为了博弈和斗争的双方。

地方政府对访民的围追堵截，不仅导致用于维稳的成本大幅度地上升，而且极容易擦枪走火、出现意外后果。在讯情发达的社会环境中，一旦被媒体和自媒体曝光，地方政府就真的要出事了。

冤屈、信访与德治

不客气地讲，李雪莲的上访诉求是无理的，她的冤屈并非是真的冤屈。但是，这样一个无理的诉求却无法被终结，以致耗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李雪莲信访事件的平息得益于秦玉河的死亡。事件的解决并非人为努力的结果，而是依托于偶然性的事件。

换言之，在电影的隐喻中，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上访问题似乎是无解的。至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一个关心群众利益并且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原则的政治模式为什么反而会对上访问题束手无策？

从上访的发生来看，上访者自身所感觉到的冤屈是其行动的根源。但是，对于当事人感觉到的冤屈，正式的制度和当事人的个体判断并不一致。在电影中，李雪莲感受到的“冤屈”，是不能够被昭雪的“冤屈”，正式的法律体系不可能对之进行救济。然而，对于处在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既缺乏现代法治教育，也不了解司法制度的运作逻辑，这决定了他们不会考量冤屈的正当性，而只是要求冤屈的解决。

这个时候，能够解决这种“地方性“和“个体性”冤屈的只能是一个充满着温情、充满道德色彩、不严格依照程序办事的英明领袖。也正是在这种政治模式下，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需要建立在民主投票等法治形式主义的要件基础之上，领导人对民众疾苦特别是底层百姓的道德关注就是建立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于是，对于李雪莲这样的底层民众，这种政治模式是不可能不闻不问的，这是德治传统的逻辑使然。而且，只要上访的数量和规模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最高首长和高层领导们完全有能力进行事件调查，还当事人以公正。

在清朝末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民间故事中，蒙受真冤屈的小白菜冲破地方官员的层层阻扰，并且以遭受刑罚为代价，最终将问题反映给了慈禧太后。

《杨乃武与小白菜》剧照

在不宣扬权利、不鼓励民告官、不鼓励诉讼的社会环境中，上访者不仅要遭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还要面对各种制度关卡的有意阻扰，以及不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层层过滤机制下，真正能坚持下来的进京访民数量必然少之又少。

在这个时候，面对稀少的案件，最高首长完全可以通过派钦差甚至成立案件临时小组的方法进行调查，小白菜的冤屈很快就能昭雪。在各种救济手段失效后，最高首长的救济虽然不易获得但却是最后的一道救济手段。或者说，也正是因为最高首长救济手段的较少运用，这种救济才成为可能。传统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也应该在于此。

但是，这种生产合法性和治理功能兼备的信访体制却在现代社会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面对庞大的国土和无数的小民，当上访成为一种权利时，当上访的原因已经不再限于重大的人身财产损害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当现代通讯科技和交通的发展使访民进京越来越容易时，最高首长和最高行政机关也就没有了能力去了解无数信访者和信访理由的是非曲直，也无法判断信访者单方面陈述的真假，从而根本无法解决信访者的问题。

这意味着，当最高国家仍然保持着德治的传统和合法性时，其却丧失了治理具体信访问题的能力。作为沟通中央和民众的一种制度设置，信访制度在现代社会的运作正在偏离其最初的制度价值。

于是，为了解决问题，“扔上天的石头终究还是要落地”，所有的上访问题只能回到地方政府那里去解决，地方政府要承担着远比之前更重的治理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最掌握完整信息、最有可能公正地解决民众问题的地方政府无法得到民众的信任。这样，历经千辛万苦的信访者终于将自己的冤屈反映到了北京，但很快案子就被重新发回地方，而当地方处理的结果不能让信访者满意时，信访者又开始新一轮的进京上访。

一次次的上访，一次次的被驳回，周而复始，年复一年，上访者的青丝变成了白发，期待与现实的落差使他们心中的冤屈却越积越多。那些常年盘踞在国家信访局、最高法院等机构旁边的信访者谁没有一段辛酸的上访史呢？

正因为此，信访者上访的原因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电影中的个别官员虽然有小的瑕疵如法官王公道接受了李雪莲的腊肉行贿，但大部分官员却都是恪尽职守，想着解决问题，更是无人想迫害李雪莲。如果在整个故事中有人错的话，那只能是李雪莲本人。

在个体行动的背后，无论官员还是上访者都在被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所操作，合法性和治理责任由不同层级官僚机构分享并且对变化了的社会应对乏力的官僚体制才是上访背后的制度性根源。而即使是李雪莲本人，她的这种偏执和错误也是在整个官僚体制的运作逻辑中一步一步地被放大。

这个荒诞的故事像一把强光，照亮了现行的治理体制，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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