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陈映真先生终于走了，我们的同学才刚刚知道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亮】
**作者按：**陈映真先生终于走了。说终于走了，是知道他在北京病卧床榻十年，那滋味不好受。我爷爷也是民主党派人士，是县里的政协委员。弥留之际，上级关怀要挽留生命，就每天打一种很贵的蛋白保命针，这样就欲死不能。爷爷难受地要自杀，藏剪刀，藏毛巾，却无力动作。
一个月前淡江大学的吕正惠教授在上海科技大学讲台湾文学，同学们提问提到了白先勇，提到了龙应台，提到了李敖柏杨，无人提陈映真，只有吕正惠自己提。也正常，这位台湾鲁迅传人的作品和当代生活显得格格不入。但陈映真本人就是一部大文学大历史，和我不久前写过的陈明忠一样，值得我中国的同学们知道。我把写于2010年的一篇关于陈映真文选的旧博文原封不动拿出来，聊作纪念。以及，本科同学们关心的龙应台也是我少年时代就关心的人物，此文一并涉及。
很巧，《陈映真文选》正是两周前来上科大讲座的薛毅老师编写的。想来，冥冥之中已经有一首挽歌在隐隐奏响，我今天才听见而已。
陈映真（资料图）
小江大海——评《陈映真文选》及龙应台《大江大海》
（2010-06-09）
原先只是要评论陈映真的，有朋友问到龙应台，就把龙女士也一起捎上了。陈映真作品在大陆不吃香，本文也没向外投稿过，就此抛出。看不懂的请飘过。
2009年两部台湾重要作家的著作几乎同时出版，内容都涉及中国现代史，冥冥中似乎还有些牵扯。一个是病愈的陈映真，一个是抖擞的龙应台。
先说龙应台，因为她的书总是好看易读，尤其适合20岁以下少年。这本《大江大海1949》正是为19岁少年飞利浦而作，要把一代先辈的历史薪火传给他。全书细述国民党人在1949年前后的时代剧变里如何颠沛流离，目睹黎民涂炭而爱莫能助，最终江流入海汇入台湾。大致说来就是一部贵族版的伤痕文学，试图传达一种落难士大夫与日瓦格医生的混合体验。
龙应台（资料图）
龙先生做了很多功课，四处采访，闭关写作，揭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其讲述风格大致可以用文中人物的一段话做象征：
“哪个印象不深？说是援军马上要到，要你坚守，然后你战到全连死光，援军还是没来，印象深不深？明知往东走是个口袋，全军会被围、被歼，结果最高指令下来，就是要你往东去，印象深不深？粮食断绝，弹药尽空，补给不来，连马的骨头都吃光了，然后空军来空投，稻草包着子弹，一包一千发，直接投下，每天砸死十几个自己的官兵，你说印象深不深？伤兵成千上万的倒在雪地里，没有任何掩护体，然后机关枪像突发暴雨一样叭咑叭咑射过来，血浆喷得满头满脸，糊住了你的眼睛，印象深不深？”
说穿了，这些秘密就是不断增加的死亡数字和发指细节，其中闪耀着一些普通人的高风亮节。龙先生悲天悯人，感情奔流，到了文末终于忍不住说：“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也许亡灵们此时应该配合地走出坟墓来与她拥抱，也许应该从她书中摘录一些发到《读者》上去感动少年。丰富的细节，高尚的人性，抽象地反暴……窃以为按照这个写法，只要龙先生愿意，写一百本也可以。反对暴力，但是不思考为什么要有暴力，寻找历史，却害怕任何一种历史诠释。除了感性，不能进行任何理性的思考。比如讲到土改，就只会说土改杀人，却不能理解大陆土改包括保障台湾日后繁荣稳定的国民党土改的历史意义。
龙先生这个写法，对于19岁少年大概是足够了，我19岁前不就是通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而被龙先生所激动？
现在的我，会注意龙先生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姿势，比如在一段风雨飘摇的历史叙述间歇是这样一段：“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多么优雅宁静贵族，然后视线渐远，伸向远方的历史景观。这就是龙应台进入历史的方式，或者说远离历史的方式。云端里看人间似的，所以她的悲天悯人说来就来。这位一路优秀的才子就是一个“原地不动的旅行者”。
而陈映真则是另外一种。他在高脚凳上绝对坐不住。他也不用专门为了写书而全国各地寻找历史，因为他自己的一生就书写着历史。
陈映真有自己惊谲的19岁。那不是一个捧着《读者》的少年，而是在白色恐怖中成长，目睹邻居被宪兵屠杀，在郁愤中寻找历史秘密的青年。他意外地在旧书店里遇见在台湾被查禁的鲁迅著作，于是开始自己与众不同的思考和斗争道路。因为组织读书会被捕入狱，却因此认识那些被囚的台湾共产党，开始了解在大陆上发生过的血火历史的另一面。而文学创作则帮他在白色恐怖中“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在固守思想隐秘的同时，“使他既能保持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知识与原理的信从，又能对人类心灵最幽微复杂的存在，以及它所能喷发而出的创造与审美的巨大能量，保持高度的敬畏、惊诧与喜悦”。
从《山路》等为大陆文学界熟悉的小说就可看出，陈映真从来不满足于仅仅讲述受难本身，而要寻找苦难的根源以及什么东西值得为之受难。在与白色恐怖斗争之外，他积极参与组织诸如乡土文学论战一类活动，积极回应各类迫切的历史政治问题。《陈映真文选》中大量战斗式的评论显示出，他的写作不仅是为了映照历史，写作本身恰恰就是历史，就是行动。
当他抹开血水去看历史的昭示，他不能那么轻松地依靠任何抽象的主义，却以一个政治家的魄力时刻分辨是非的边界。他反对国民党专制，但是却不能认同民进党的分离主义。他不断援引历史资料，揭露以旧地主豪强为基础并从美国归来的民进党大佬如何在白色恐怖时期与国民党独裁者勾结，又在解严后利用族群矛盾攫取权力。
他点破分离主义恰恰是帝国主义的全球部署之一部分。与台湾一般自由主义的反专制路数不同，他的思想资源来自马克思主义，但他却时刻为海峡对面共产主义可能的堕落而警惕。在自己病危生死之间，他更是将为人类赎罪而受尽凌辱的基督迎入心中，但始终思考教义与教会的种种矛盾，不断批评教会与权贵勾结的倾向，坚持宗教应该站在弱势者一边，不断用精神和行动去反抗不义。
陈映真从来不孤立地思考问题，他清楚，简单的人道主义解决不了问题，而必须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例如当他讨论台湾的色情业，就会从城市化、地缘政治（美军基地的性需求、日本每年高达几十万人次的跨国买春行动）、全球化（跨国企业带动的人口集中以及公关活动）、城乡差别（台湾原住民生态的瓦解）甚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秘密（以世俗化压制严肃性，例如Playboy的热销与MonthlyReview等严肃刊物的萧条之关系，也就是只讲看毛片的自由不讲学理论的必要）等各方面展开讨论，不仅把我们带入一个丰富的政治经济框架，更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当下台湾。在批评分离主义的时候，他会援引历史统计资料，分析台湾历史上的人口来源，以攻破台独论所凭借的原住民神话。所以，陈映真给于我们的不是一些惊悚细节，而是与现实血肉交织的知识。
感天动地煽情容易，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困难。所以不能说龙应台与陈映真有回应关系，因为只有提出正确的问题才能谈得上合理的回应。事实上，陈映真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对于全球化、消费主义、新帝国主义带来的问题做出大量论述，可是当时有同样问题意识的人太少。他来大陆交流，问作家们怎么看待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写《绿化树》的张贤亮回答：“快点让跨国公司来污染我们吧。”他问写《棋王》的阿城怎么看待文学的人民性，阿城回答：“我就是人民。”也罢，人需要经过世面才有免疫力，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世面，一根筋的人依然不少，有所醒悟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才看到陈映真早就在思考他们刚刚开始思考的问题（富士康十四连跳之后，作家们该重新回答陈映真的问题了吧）。
陈映真始终坚持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磅礴的中国意识。可同时，正是这样一个身处台湾的中国人在不断警醒激活大陆人的中国意识。他批评满足于“逃亡”的高行健，赞颂不逃亡而坚持抗争的萨特、加缪，他讥刺那些醉心于出国拿奖的艺术家，赞颂以本民族人民喜爱为最高荣誉而视“国际”肯定为其次的小说家黄春明。这对我们那些过度沉浸于国际嘉奖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算一个过早的提醒。
陈映真在批评日本电影《联合舰队》时敏锐地发现台湾内部有个日本。反过来，对我们大陆人来说，台湾也像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异数。在渴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者的眼中，它是本土风情和西洋先进的结合，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它几乎就是个小美国。而陈映真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看到台湾仿佛中国内部更新代谢最积极的部分。对于近代以来处在历史风暴夹击下的中国来说，台湾就仿佛扁桃体，不断感冒，不断斗争。因此，身处台湾的学者更需要学会如何在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思考、扬弃。我们大陆人往往习惯于使用一些僵化的范畴看待台湾，比如帝国主义与本土，比如专制与民主，比如统一与台独。陈映真则切实游走在不同诉求里，脚踏实地地辨析战斗，决不泛发空论，用自己的实践勾画出活的台湾骨骼，同时提醒我们，中国也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而是必须应对变化，不断进行自身扬弃的历史演化物。
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批评分离主义文学的盲点，尤其是所谓“皇民文学”中的自我戕害精神。例如小说《道》中的主角一心向往大和之心，为自己生为台湾人而痛苦，“菊花就是菊花，真正的花就数樱花，然而牡丹花也能算是花吗？”当他终于获得参加日本志愿兵机会以奔赴二战战场，情不自禁地表白甘愿“欢欣勇猛以效死！”
无论如何，可悲的激情依然是一种激情。那么陈映真的小说又提供了怎样的激情呢？在大陆较为有影响的革命后时代小说《山路》里有的只是失败的激情，再看最贴近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小说《万商帝君》，在那个跨国营销公司里，或者是一个想要被老板赏识却不得其门而最终疯掉的台湾小市民，或者是一边要台独一边兴奋地宣称美国人最爱台湾人的留学精英，或者是老谋深算既能威震又能利用留学精英的国民党高干子弟……只有那个虔信基督的女大学生琼，认为自己不应该只是每天向上帝要棒棒糖，从而去投入济苦救难的实践，但这个人在小说里并没有正面出现过。那么我们不由要问：英雄在哪里？正面的激情在哪里？答案是，激情在文本之外，在作者身上。正是这样一个有精神力、思考力和实践力的作者能够发现那些被遮蔽的怕和爱、那些无法自诉的苦难和希望并以文学形象传达出来。这放射着力量的作者正是大文学的应有之义，是那种文本主义的小文学所无法想像的。
陈映真一生不断热情召唤进步、勇敢和思考。他召唤民族统一，他召唤乡土文学，他召唤台湾长老教会践行其宣言为弱势群体真实工作。他从不需要那种由屈辱转化而来的奴隶式激情，他有的是坦荡的热情。这样的激情潜入小说，就是清醒而有节制的热力，是凌驾在虚构之上的控制力。这样有控制力的激情向我们渲染出的就不只是一个“个人”，而是历史和未来。
想起阅读黑格尔的时候，看到黑格尔吁求主体主动扬弃那些形而上学所制造的虚假对立时，感受到黑格尔冷酷的理性之下掩藏着寄予在主体身上的激情。但这激情如何现身？阅读陈映真，能感受这激情向我张扬而出，这激情就是他这般的“人”，他这般的海，他这般不断克服历史、扬弃对立并生产出有关中国未来想像的热情。
（六年前的文章，文中有些想法细节今天我也有改变，但是保留当时的形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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