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走近陈映真

【2016年11月22日，台湾著名作家、乡土文学代表陈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陈映真是一个无法被归类的孤独者。虽然早在1990年代，他就频繁往来大陆，但他与大陆当代作家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却是不争的事实。文中列举了阿城、査建英和王安忆对他较为一致的印象，读罢不禁让人喟叹，陈映真身上的批判立场和怀疑精神竟成为了当代文坛的稀缺品。与90年代对“纯文学”写作技艺的迷信不同，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质询和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共同构成了陈映真写作的精魂。

正如文末写道：“知识分子需要从陈映真所说的历史‘脱臼’点重新出发，不管你持何种立场，都有必要让自己的思考和创作介入到错综复杂的社会进程当中去。”孤独的陈映真终将不再孤独，他真正地与我们站在一起。本文原载于《天涯》2009年第1期。感谢刘继明老师授权观察者网转载。】

记得八十年代初，当我还是一名文学青年时，买过一本《台湾小说选》，里面就选有陈映真的著名小说《将军族》和《夜行货车》，其中，《夜行货车》还被改编成电影，在大陆放映过。但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大陆的许多读者和中文系学生熟悉的是余光中、李敖、柏杨、龙应台以及早已迁居美国的白先勇、聂华苓这些作家，比起作品曾经在大陆风行一时，并且至今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群，在公众心目中几近文化英雄的李敖和柏杨等人来说，陈映真的影响则大不如从前，寂寞多了，甚至对于一般的读者和社会公众来说，压根儿不知道陈映真是何许人也未可知。

其实不仅是一般读者，就连我本人，在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也几乎将陈映真遗忘得差不多了。直到2002年岁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中国作协的一次文学活动时，见到了陈映真先生，尽管隔着相当一段距离，当活动主持人介绍到陈映真时，我还是一眼看清了这位满头银发、气质儒雅的前辈。而就是这么匆匆的一瞥，引发了后来我对陈映真的关注兴趣，起初这种关注只是漫不经心的，大多是通过中国大陆或旅居海外的一些台湾作家撰写的印象记之类，但就是这种有限的途径，让我了解到了一个踽踽独行或者说游离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主流文学之外的陈映真，使我心目中那个“台湾乡土文学代表作家”陈映真的形象一下子变得清晰真切起来。

在维基百科的人物分类上，陈映真至少有以下九种身份：中国统一促进人士；台湾左翼统一促进运动参与者；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台湾社会运动参与者；中国小说家；散文家；台湾小说家；台湾学者；保钓人士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映真不单是一位创作丰硕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积极参与文艺论争和政治事务的评论家及社会活动家。他的创作和经历相当集中地体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社会的复杂变迁。

关于他的创作，还有这样一段注释：陈映真的作品受到鲁迅影响，主要以描写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绪为主，前期作品充满忧郁与苦闷的色调以及人道主义关怀。1979年第二次被捕后，作品焦点转变为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经济、文化与心灵的侵略，如《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等。

1991年陈映真（左）在“五一”游行队伍中，右为林书扬

考察陈映真的生平和创作时，有以下两点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一是陈映真身上鲜明的左翼色彩。比如他青年时期就发起组织马列主义读书小组，并为此像柏杨和李敖那样锒铛入狱。还有他的作品中浓厚的本土意识和致力于揭示“跨国资本对第三世界经济文化和心灵的侵略”的立场，以及他始终不渝地崇拜和学习鲁迅“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的精神等等，无不彰显出陈映真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怀。其次是陈映真同大陆的密切交往。1990年后，陈映真经常进出于中国大陆，并常居北京，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讲，结交了不少大陆作家，1996年，他还获得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的头衔。考虑到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壁垒和政治互相敌视并未消除的两岸关系，包括作品已经风靡大陆知识界和文化市场的柏杨李敖这些以践行政治批判和民主自由理念的台湾作家都不曾和大陆发生过如此密切的接触，陈映真的行为和姿态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了。

作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陈映真对大陆的频繁造访，显然带有某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寻根”意味。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使许多诸如追求平等公正、反抗资本压迫和特权等级制度等一系列价值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具备了对“跨国资本侵略”和“西方殖民化”的抵御能力，所以一旦两岸关系稍稍解冻，他便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自己的寻根之旅。包括对整个大陆社会，文化界以及文化人，他都渴望了解、交流，探讨，那种“同志式”真诚平等的交流。但结果怎么样呢？

表面上看，陈映真每次来大陆，差不多都受到了来自官方的高规格礼遇，但在跟作家同行们进行交流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反差。

我大致梳理了一下，跟陈映真先生有过接触或者交流的内地作家，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年龄和阅历上跟陈映真比较接近，同样出生于193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坐过牢或遭受过迫害的所谓“右派作家”如王蒙、张贤亮等人；还有一类年纪要小整整一茬，出生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所谓“知青作家”如阿城、王安忆和查建英等人。尽管这两代作家的人生阅历和文学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对待陈映真时却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相近的态度。

阿城曾经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这样描述他见到陈映真时的情景：

……我记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国见到陈映真，他那时在台湾编《人间》，《人间》杂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过了十年，大陆才开始有很多人拍类似的照片了。我记得陈映真问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乡下想过的问题，所以随口就说，我就是人民，我就是农民啊。陈映真不说话，我觉得气氛尴尬，就离开了。当时在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我离开后陈映真大怒。陈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么呢？写字的人，将自己精英化，无可无不可，但人民是什么？在我看来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于没有啊。不过在精英看来，也许人民应该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会有“你怎么看人民”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暂时处在有权或者没权的位置，随时会变化，一个小科员，在单位里没权，可是回到家里有父权，可以决定或者干涉一下儿女的命运。你今天看这个人可怜，属于弱势群体，可是你给他点权力试试，他马上会有模有样地刁难起别人。这是人性，也是动物性，从灵长类的社会性就是这样。在我看来“人民”是个伪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饰，都显得矫情……

据查建英回忆，她见到陈映真是在山东威海的一个会上，她是这样描述的：“那都九几年了，他可能真是台湾七十年代构成的一种性格，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精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但是他在上头发言，底下那些大陆人就在那里交换眼光。你想那满场的老运动员啊。陈映真不管，他很忧虑啊，对年轻一代，对时事。那个会讨论的是环境与文化，然后就上来张贤亮发言，上来就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后来听说陈映真会下去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

通过这两段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大陆两代作家在思想上对陈映真的抵触甚至冷嘲热讽的态度。在张贤亮和阿城等人眼里，陈映真显得那么刻板僵化和天真。比如陈映真听完阿城的高论后“大怒”，听完张贤良的“污染论”，刚一散会就去找他辩论，这不是天真是什么呢？在查建英眼里，都成为笑话和段子了。

其实，张贤亮、阿城等人对待陈映真的态度并不值得奇怪，那时候，中国大陆刚刚告别文革和激进主义政治，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人道主义、现代派、寻根文学思潮正方兴未艾，一波接着一波。不仅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憧憬着与西方接轨，高举着思想解放的旗帜，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而陈映真呢，他所处的台湾经历过政治专制和资本主义以及西方跨国企业对人“从外部到心灵”的挤压，此时正如饥似渴地寻求能够抗拒这种双重挤压的思想资源，中国大陆被他当成了新的精神动力的目标。很显然，他有点儿弄拧了。他不知道他感兴趣的那些东西正是阿城们乃至整个大陆社会避之唯恐不及和竭力要摆脱掉的。分歧和错位便由此产生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大陆作家和陈映真之间的精神错位都表现得这样尖锐和严重。也有比较温和，甚至不无理解的。比如王安忆就是突出的一例。在大陆作家中，王安忆和陈映真之间的交往是最为密切的，其中除了她母亲茹志鹃的原因，主要还是跟王安忆本人对陈映真“有限度的理解”有关。王安忆曾经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英特纳雄耐尔》，专门谈陈映真的。1983年，初露文坛的王安忆在旅美台湾女作家聂华苓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上初识陈映真，她说，“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由此可见陈映真在王安忆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而相隔12年之后，当他们再次见面时，王安忆这样写道：

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属性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属性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这是一段颇能让人心动，又值得细细咀嚼的文字。其中，王安忆既坦诚了陈映真之于她的“精神偶像”地位，又委婉地表达了他跟陈之间日益加大的距离乃至精神错位，但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出自己“成长起来”之后的自信和自负。因而，她笔下的陈映真多少有些郁郁寡欢，固执己见，孱弱、和孩子气的任性，一个落寞甚至跟时代脱节的理想主义者形象跃然纸上。在这儿，由于浓厚的情感色彩，王安忆显然将陈映真身上的另一面做了省略乃至遮蔽的处理，也就是说，他没有对作为作家和思想者的陈映真做任何价值上的判断，而是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十分巧妙地回避了。于是，陈映真被塑造成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思想深处同时代尖锐对峙和质疑的“中国意义”也就轻而易举地被简化和消解掉了。所以我说王安忆对陈映真是一种有限度的理解，或者叫情感认同，而非价值认同。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他们之间的错位与隔阂，跟阿城查建英们其实是相差无几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考究和引述大陆作家对陈映真的印象和评价，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即陈映真所具有的社会批判立场和怀疑精神，在大陆作家乃至整个知识界越来越成为了一种稀缺的品质。**由于从激进主义思潮下走出来不久，人们普遍患有一种“政治恐惧症”，特别是文学上，越是远离政治和现实生活，就越是具有文学性，先锋派作为一种“高级的文学”更是受到了大多数作家和文学青年的追捧。在这种语境下，大陆作家对陈映真的“不待见”，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其实，陈映真和大陆作家之间的这种思想错位以及受到的冷落，并不单是特殊的中国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普遍性。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七、八十年代后的整个西方世界，已经呈现出一种向右转的趋势。由撒切尔夫人和新里根主义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全面复兴，再加上“告别革命”和“历史终结论”的推波助澜，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化世界业已形成。曾经影响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与之形影相随的如德里达、布尔迪厄、阿尔都塞、乔姆斯基、福柯、萨义德以及苏珊·朗格塔等在六十年代的反特权、反等级制度的风暴中成长起来，被称为“六十年代人”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在西方知识界也日益边缘化。而无论从年龄阅历，还是政治态度，陈映真都属于“六十年代人”中间的一员，所以，陈在中国大陆的精神失落，就不是他个人的遭遇，而是一种历史的宿命罢了。

但问题的症结还不在这里。我们应该透过陈映真跟中国大陆作家之间的错位，探究其中蕴藏的“中国意义”。

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知识分子的思想触觉不应当在任何关涉哲学、政治和历史的结论面前停步。这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保持创造活力的必要前提。同样，所谓左翼和右翼都不应该成为表达异见的障碍。用萨义德的话说：“不管个别的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德里达也曾经说：“我用换喻的方式指认出某种不妥协甚至是拒腐蚀的写作与思想，即便是面对哲学也不让步，这种写作与思想不让自己被舆论、媒体或吓唬人的评论幻觉所吓倒，即便可能会面对后者要求我们简化或压抑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不仅始终应该保持自我反省的能力，还应该保持对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反省和探询能力。

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

**但正是在这两点上，我觉得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的许多人恰恰丧失了这样的能力。我们似乎已经满足了某种现成的结论，越来越习惯单极化的思维模式。我们在创作上也许是勤奋的，富有想象力的，但思想上却不知不觉堕入了懒散和匮乏的泥坑，这从近些年来不少重述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历史的长篇小说中明显地感觉得到。包括在对待和认识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时都是如此。**比如马尔克斯和他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几乎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但长期以来，我们津津乐道的是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还有那句著名的开头“多少年后……”而对小说中蕴含的复杂历史境况却习焉不察，了无兴趣，对马尔克斯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态度更是一无所知。

马尔克斯在谈到文学和政治以及现实的关系时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迫使我在政治方面脚踩大地的是现实本身，是相信至少在拉丁美洲，一切终将都是政治。改变那个社会的任务是如此紧迫，以致谁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很可能和文学志趣都从同样的源泉汲取营养：即对人，对我周围的世界，对社会生活本身的关心。”他甚至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不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罪过。”而中国的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寻求的却是让小说变得像蒸馏水那样纯而又纯，撇清除个人欲望之外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的一切联系，恨不得飞到太空中去。

对于自己在大陆的尴尬境遇，陈映真先生本人是什么态度呢？我想起大约十年前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看到的一档节目，当主持人问及他的左翼作家身份时，他这样回答：“所谓的左翼，就是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仅瞩目于进步，经济发展，东西多而已，而是我们关注到这个过程里面一些弱小者被当作工厂的报废品，不合格品一样被排除出去的那些人，为什么关心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穷，我们才关心，穷人都是好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人毕竟不是动物，不是靠森林的法律来生活，人固然有贪婪、欺压别人的行为，可是内心的深处也有一种需要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他还说：“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同台湾在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逐渐逐渐有些类似性，我愿意以我小说的方式，同大陆的思想家、读者、学者们共同思考，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人的问题。”

陈映真说这番话时语气委婉，谦和，甚至也许出于对某种禁忌的考虑，刻意淡化了“左翼”这个词的政治色彩，但他还是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政治立场，我们从中感受不到任何抱怨情绪。由此可见，陈映真对中国大陆发生的“历史的脱臼”以及蜕变具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并没有在同时代人的误解和漠视中妥协，而是始终在坚持用自己的目光观察和打量世界，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进展。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陈映真很少同大陆文学界就一些敏感的问题发表公开的言论。他似乎总是沉默或者低调的，唯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关于小说《那儿》的争论。

大家知道，《那儿》是作家曹征路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2004年。由于它首次反映了国企改制中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和带有鲜明左翼特征和悲剧意味的工人领袖形象，被一些“新左派”理论家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和左翼文学复苏的标志，并且开启了随后在大陆文坛蔓延和崛起的“底层文学”思潮。与新左派理论家的热情赞誉相反，《那儿》在主流评论界却受到了几乎一致的抵制和贬斥。其理由不外乎是“艺术性不高”或“概念化”等等，但真实的原因显然是《那儿》的左翼立场，而所谓左翼文学，在中国的主流批评家们看来，是一种僵化、粗糙，早已进入历史垃圾堆的劣等文学。所以《那儿》的出现，对他们来说实在有些刺眼和不合时宜的。

应该说，围绕《那儿》以及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展开的争论，是新世纪中国文坛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其意义丝毫不亚于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它的重要性在于催使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日益尖锐的思想分歧从某种隐蔽状态浮出水面，开启了公开讨论的局面。这既是中国社会矛盾积累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能量被重新激活的标志之一。而其中，陈映真先生的声音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他在《从台湾看〈那儿〉》一文中，结合自己经历过的台湾本土的殖民化过程，在为《那儿》遭受的诘难给予细致有力的辨析之后，进一步陈述道：

读《那儿》后的激动中，也有“这样得作品终究出现了”的感觉，觉得事有必至，理所当然。一九九○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四九年以后推动的生产方式，自然也改变了社会的下层建筑，而社会上层建筑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巨大变化。隔着遥远的海峡，我虽然关心这些变化，却无力掌握具体的资料，仅仅朦胧地知道有影响深远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告别革命”论和承认革命的合理性的争论；反对重返五、六○年代极“左”文学和对于中国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再认识，重新评论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关连的争论。《那儿》的出现和相关的讨论，在少数的文脉中，《那儿》激动人心地、艺术地表现了当下中国生活中最抢眼的矛盾，促使人们沈思问题的解答。究其原因，曹征路恐怕是最后一代怀抱过模糊的理想主义下厂下乡劳动过的一代。这一代人要打倒资本主义，却在资本主义太少而不是太多的社会中从来未真正见识过资本的贪婪和残酷。而九○年代初以后的巨大社会变化，既催促一批作家随商品化、市场化的大潮写作，也促使像曹征路这样的作家反思资本逻辑与人的辄铄……

对于一向温和低调的陈映真来说，真是少有的激动慷慨。这是否是他长期以来跟大陆作家之间发生种种误解和隔阂之后首次作出的一种正面回应甚至“表态”？对此，也许持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解读，而我从中看到的不止是陈映真个人的思想自白，而是一代人，即以乔姆斯基、德里达、萨义德以及马尔克斯等为代表的具有“六十年代”背景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魅力和毫不妥协的个性。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显然已经不足以承载他们所具有的思想重量，任何政治标签在这儿都显得过于轻率甚至轻浮了。在这个政治上日益单极化的时代，艺术的商业主义和学术的专业主义造就了大众文化市场的空前繁荣和人们心理上日益普遍的政治冷漠症。许多作家孜孜以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比如版税，获奖，以及如何被西方主流文学界所接纳；另一部分人则满足于优雅闲适的沙龙和小众趣味，流连忘返。正是在这种境遇下，我认为知识分子需要从陈映真所说的历史“脱臼”点重新出发，不管你持何种立场，都有必要让自己的思考和创作介入到错综复杂的社会进程当中去。

用加谬的话说，这是一种“义务兵役”，对知识分子是如此，对作家和艺术家同样如此。

一年多以前。我从媒体上看到一条消息，陈映真因中风而在北京陷入重度昏迷，正在北京朝阳医院重症病房治疗，据说很难再苏醒过来了。像几年前听说德里达和苏珊·朗格塔等相继辞世的消息那样，我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毫无疑问，这一代人的渐行渐远和最后离去，意味着某种弥足珍贵的知识分子传统成为了历史。但历史不会就此终结，任何值得尊崇的思想遗产都会像幽灵那样，在未来的某时某刻，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2008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