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特朗普学不了邓小平

【特朗普胜选后，各路学者众说纷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宏观部主任贾晋京、研究员卞永祖等敏锐地捕捉到，特朗普所面对的局面与当年的邓小平有一定的相似性，独辟蹊径撰写《若特朗普师从邓小平，他会真伟大》一文，观察者网刊发后，引发了热烈讨论。在争议声中，最主要的焦点是两个：特朗普与邓小平表面上的相似性，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特朗普是否真能学成邓小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的这篇文章，正回应了这些问题。】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王文院长和他的同事，都属于立足中国立场、运用中国视角的学者，所以，特朗普成为当选总统之后，他们没去纠缠民主还是民粹、寡头还是共和等半真半假的西式问题，却一眼看到了美国未来新领袖与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

“不带预判地去看特朗普，其实可以认识到，一条主线贯穿着特朗普的理念，即‘做好美国自己的事情’；而检视其言论，竟然不难发现特朗普‘师从’邓小平理论之处甚多，堪称‘邓小平的学生’…”他们在最近一篇联合署名的评论中如是说。

这个判断里有基本事实，也包括主观愿望。基本事实主要是，特朗普在竞选中所表达的理念和主张，与当年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时的一系列理论论述，两者具有一致性。而主观愿望，则是寄希望于特朗普通过对中国的“理论尊重”和“师从”，减少对于中国的误解，提高美中之间的战略互信。

这两方面都很正确，笔者也很同意。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特朗普意图推动美国内政外交的大转变，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主政后给中国带来的大转变，两相对照，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但要进一步推测特朗普能不能真正做到邓小平当年所做到的事情，发挥出邓小平当年所发挥的作用，却需要做一番更深层次的分析。

为什么会有一致性？

“特朗普语录”与“邓小平论述”之间表面的一致性，源于两个人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之间深层的一致性。

在邓小平时代之前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步将中国推到了“世界革命中心”的位置上，并在中苏决裂之后，将这场革命的目标定为“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计划通过与中国革命类似的成功模式，首先号召亚非拉落后国家进行革命，走“广大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道路，逐步夺取胜利。

1960年，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非洲14个国家及地区工会和妇女代表的会谈中公开表示，“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做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不管什么政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这些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中国有义务和责任把“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2年，原定的“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少援助亚非拉人民斗争）政策，被定为“修正主义国际路线”受到批判。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二十五条”），重新树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帜，提出要坚决支持亚非拉反帝革命斗争，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要”为号召，致力于建立一个包括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批判了苏共和意共、法共等的“和平过渡”思想。

在当时毛泽东的头脑中，国力不是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已经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优势”，而且“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回顾地看，这些革命思想和革命口号就是当时的“政治正确”，而世界范围的“革命统一战线”，也就是当时的“全球化”。

不能说那一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据统计，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各国曾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了35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从这一个侧面即可证明，当时的确出现过左翼革命造反思想的“全球化”。

在左翼思想“全球化”的影响下，1966-1968年世界范围的左翼运动，与中国同时期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交相呼应。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由学生运动开始，继而演变成席卷全法国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高潮时曾有900万人参加罢工，占领工厂。抗议示威者喊出“消灭资产阶级”、“打碎旧世界”的口号，不少青年学生以毛泽东为偶像，宣传“一切资产阶级都是纸老虎”的思想。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的示威人群

在中国和法国两个运动中心的共同影响之下，南美、东南亚、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中，先后涌现出众多“毛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六十到七十年代，非洲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独立国家达到了30多个，面积约占非洲总面积的2/3，人口约占非洲总人口的3/4。在一段时间里，的确出现了“世界革命”即将进入高潮的一种形势。

然而，这场世界性运动终于还是没能成功，预想中那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大革命迟迟没有到来。最重要的是，随着运动的持续，中国自己越来越不堪重负。

在国内，极端的“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束缚自身的意识形态桎梏，所有具体政策都背上了“主义”之争的包袱，改革无法进行，经济发展停滞，革命动力衰竭。而在世界上，尽管毛泽东向全世界做出了“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宣告，但对外输出革命毕竟需要有巨大财力物力作支撑，而当时的中国自己还没完成工业化，综合国力严重不足，国民收入水平很低，要自己的人民勒紧裤腰带去发动世界革命，即使动员出最大的革命热情，引爆了“精神原子弹”，终究还是无法持续。

邓小平的改革，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解放思想，就是解除意识形态桎梏，放弃世界革命和目标，不再背负“政治正确”的重担。而实事求是，就是回到中国自己的事情上，着手解决最基本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搞活市场，解放生产力，埋头建设基础设施，为经济起飞搭造平台。

1978年，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与李光耀会谈时，邓小平强调：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

这就是大转向的开始。经过了一些波动和反复之后，到1990年，邓小平又确定了“韬光养晦”、“决不扛旗”、“有所作为”等新的原则，彻底完成了这个180度大转向。

后来的历史众所周知。正是在“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一总方针指导之下，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高速崛起。1978年的中国，GDP只有日本的六分之一，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从未用“让中国再次伟大”做口号，但今天却充满自信地宣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

对比美国。差不多与邓小平启动改革的同时，美国掀起了一场以“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为名的“新自由主义革命”。

这场革命是静悄悄的，不像无产阶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但却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或者说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立面的真正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其目标同样高远，其规模同样宏大，就是要建立一个由国际资本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

2005年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阶级项目”(Class Project)，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经历了二战后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的双重压制之后，借助70年代的经济危机实施的一次强力反扑，是其阶级统治权力的恢复。诺姆·乔姆斯基和罗伯特·迈克杰斯等人的看法也与之类似，在2000年出版的《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一书中作者写道“新自由主义……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金字塔的顶层，他们通过控制美国及整个西方集团的国家力量来统治全世界。于是美国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新自由主义革命的“世界革命中心”和新的世界秩序的塑造者。

与当年世界左翼运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三要”旗帜正好相反，这一场世界右翼运动以“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三化”为旗帜，试图将全世界所有地区都改造成对于资本和贸易自由开放的市场，同时也将全世界每个人都改造成拼命工作拼命花钱的“经济人”。

相较于左翼革命者的革命热情和精神力量，右翼革命者借助的却是更强大也更持久的资本力量。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财富向最富阶层的集中，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大批巨型企业，特别是巨型金融企业的崛起。这一批富可敌国而且政治影响力超强的巨型企业，主导了整个公共生活。于是，传统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二元对抗，现在变成了市场、企业和政府的三角关系。这就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不仅只是实现了财富的集中和权力的重建，而且通过巨型企业反过来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正是由于这一新型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改变，寄生在其中的新自由主义也因此而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

这就是冷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由巨型企业特别是巨型金融企业通过强大的资本力量推动的、以新自由主义的“三化”为目标的新一波“全球化”。

然而，这场世界性运动同样不能成功。因为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扩大，即使凭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实力，也同样越来越不堪重负。在国内，“自由民主人权”这一套“政治正确”很快也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桎梏，政治上的党争难以调和，政府陷入“否决政治”，大量明显于国于民都有利的改革却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无法进行，大量明显害人害己的坏事也都冠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

而在世界上，无论是推广美式民主、主导“自由进程”，还是打击“邪恶轴心”、遏制围堵中国，要在当今这个四分五裂的国际社会上重塑世界秩序，更需要难以计算的巨大财力物力。事实明摆着，美国虽富甲全球，也同样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正如特朗普在竞选时所说的，只在中东一地，美国就已经花费了6万亿美元，这笔钱是重建美国基础设施投资预算的两倍！

就这样，事情终于到了临界点。一方面，历经了里根时代、老布什时代、克林顿时代、小布什时代和奥巴马时代，长达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并未取得预期的胜利，特别是由于中国的高速崛起，西方新自由主义遭遇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严重受阻，距离最初的一统全球的目标反而越来越远。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债台高筑，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乏力，国内贫富差别越拉越大，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下滑，贫困人口有增无减，问题积重难返，社会冲突不断。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左翼革命也好，右翼革命也好，无产阶级的“全球化”也好，资产阶级的“全球化”也好，一旦输出革命的成本大大超出国力所能支撑的限度，任何形式的“世界革命”最终都将无力为继。

川普应运而生。他称自己的竞选为一场“运动”，以此召唤起所有没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获益的美国人、所有实际上成为了“新自由主义革命”受害者的美国人、所有凭自己的实际感受和生活常识就知道美国走错了路、干错了事的美国人。

他从颠覆各种“政治正确”开始，放弃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宏伟目标和远大抱负，呼吁回到美国自己的事情上，关注最基本的经济和就业问题，推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修改移民、医保、税务等方面的政策，重新搭造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经济和社会平台。

就这样，鬼使神差一般，2016年的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来到了与1978年成为中国领导人的邓小平非常相像的一个时代转折点上。这就是“特朗普语录”与“邓小平论述”之间表面上具有惊人一致性的根本原因。

但为什么特朗普成不了邓小平？

这又是一个大题目，限于篇幅，本文只点出几个要点，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展开论述。

第一、邓小平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推动中国的改革时，凭着经验和智慧闯过了一系列重大关口，事后回顾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而特朗普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政治事务的复杂性远超常人想象，单靠小聪明没有用，特朗普不是天才，不可能生而知之，到了关键时刻，他不一定能过关。

第二、邓小平来自与毛泽东相同的领导集团，而共产党连续执政也保障了前后两个时期的继承性，这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包括了一些路线和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意识形态上的大摇摆，也仍然能够保持住政治上的基本稳定，和中央集权的基本稳固，使得改革可以自上而下地有序进行。

而特朗普没有这个条件，他这一次的胜出，并不是代表共和党击败了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美国广大的中下层击败了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内的建制派和精英层；这就意味着，他的改革注定要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严重分裂的局面中进行，甚至要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精英集团的敌对和反抗下进行；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分裂程度逐步减轻，然后寻求妥协，最坏的情况将是美国愈演愈烈的四分五裂。

第三、邓小平的改革，充分利用了当时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平心而论，与“新自由主义”几乎同时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确大大受益于这场革命。如果将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开创的世界经济局面视为一个在“全球化”推动下越来越开放的“股市”，那么四十年总盘点，中国是最大的一个赢家，因为中国“跑赢了大盘”，GDP年均增长率高出世界经济平均值6个百分点，比美国和西方这个“做局者”还要高出很多。

相比之下，特朗普也没有这个条件，他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美国经济已经与“全球化”紧紧融合在了一起，美国企业得自于海外的利润远远高于得自于美国本土的利润，所以，退出“全球化”对于美国来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差不多相当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第四、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但是，美国人民不同于中国人民，美国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邓小平当时推动改革所借助的各种来自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的外力，特朗普也统统都没有。当然特朗普也会借助于来自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化的种种外力，但有没有这个本事，就只有天知道了。

总之，特朗普虽然站在了当年邓小平站到的历史起点上，但他却成不了邓小平。他的改革能否成功，最终还是要靠那一句念了两百多年的老经文：愿上帝保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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