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肯·比特纳：特朗普和马克思有何相似之处？

【观察者网翻译/青年观察者Max Hu】

德语有一个词叫“Wutbürger”，意为“愤怒的公民”。这个词和德语里许多其他合成词一样，很难准确地翻译出来，就像我们很难组织语言来描述美国大选一样。

这是个比较新的词，略带贬义。“Wutbürger”形容的那一类人会抗议建造新火车站，抨击使用风力涡轮机。在德国政府决定出手援助希腊、接受近100万难民的时候，他们也会跳出来抗议。

**“Wutbürger”中有右翼人士，是政治运动团体“德国的选择（A.F.D.）”的成员；也有人加入激进左翼党（Linke Party）。**左翼势力在德国政治史上一直举足轻重，而激进左翼党更是与前东德的执政党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二战以后，德国的右翼势力虽然比较薄弱，但是新兴右翼政党“德国的选择”的民粹主义愤怒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反正统、反欧盟、反全球化。要知道，四年前，“德国的选择”还不存在，而如今却有18%的德国人会考虑支持这个新兴激进势力。

不仅在德国，欧洲其他地区也有“Wutbürger”的身影：许多英国“Wutbürger”支持英国脱欧，法国的“Wutbürger”推举勒庞国民阵线上台执政，而****当今全世界最富有权力的“Wutbürger”非唐纳德·特朗普莫属。

特朗普竞选时与支持他的小女孩合影

那么问题来了：“Wutbürger”的愤怒情绪是如何被操纵的？

如果单独来看这种情绪，愤怒是引发改变的重要助力。试着想象一个没有愤怒的世界。在德国，如果没有工人运动的狂怒，那么我们可能仍生活在按阶级区分的政治体制下。富有的人享受特权，而工人每天却要工作16个小时，缺乏养老金保障；英国和法国可能还受着封建君主的奴役；铁幕仍笼罩在欧洲上空；美国还只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生活在其中的奴隶们只能靠想象在11月8日的总统大选中投上神圣的一票。

卡尔·马克思就是一名“Wutbürger”，孟德斯鸠、威廉·威尔伯福斯和马丁·路德·金也是，另外还包括成千上万1989年参与推翻柏林墙的东德抗议者们。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历史上这些“Wutbürger”和现在宣称要引发变革的“Wutbürger”们。以特朗普和马丁·路德金为例，我们就能看到现在“Wutbürger”运动的领导人们没有理解这个词的真正内涵，他们分不清什么样的愤怒是出于追求正义，而什么样的愤怒仅是源于仇恨。

仇恨就像汽油。如果你能有理智和教养来驾驭它，那么你就能改变整个世界。这被称为“进击”（progress）。如果你只是打翻油桶并点燃，那么除了爆炸你什么也得不到。这被称为“激进”（arson）。

很不幸地，不成熟和草率不仅仅存在于新兴的民粹主义人士中，还渗透进了政治系统。统治阶级需要认清事实，虽然普罗大众苦闷又多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看不清现实情况。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治家们，甚至包括记者们，看不清人民切身感受到的现实。而这一点让他们陷入深深的不安之中。

诚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眼中的不公正比起马克思和马丁·路德金时代的不公正要更少、程度更低。当今时代的不公平虽减少了，但是却更为复杂了，因此显得更加骇人。

如果约翰·斯坦贝克不是在20世纪30年代穿越美国西部，写下那部著名的《愤怒的葡萄》，而是在今天踏上同样的征途，远离公路去探访那些被遗落的村庄，他的所见所闻可能和80年前相差无几。全球化和它的受益者们增大了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而受益者们获得的利益是建立在其他人利益损失的基础上的。

上层阶级从贸易和金融国际化中的获益远胜过工人阶级，其手段往往为人所不齿。银行家们做出错误决策，导致人民的巨大损失，其个人却能获得奖金红利。许多商业巨头例如Facebook和苹果公司上缴极少的税金，而他们雇佣的蓝领工人的工作强度却只增不减，有时甚至需要身兼数职来维持生计。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的俄亥俄州或佛罗里达州，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德国、法国和奥地利。

在德国，大约60%“德国的选择”的支持者认为全球化“弊大于利”。正如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马克思看着我们，幸灾乐祸地揉搓着双手”。

大西洋两岸教育水平偏低的白人总是愤愤不平的样子，我们倾向于将其简单归结为排外情绪或地域优越感。但是这样的概括太过笼统。作为推动欧洲社会变革中坚力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似乎就不能理解。当希拉里·克林顿把许多特朗普支持者归类为“可悲的一群人”，她这样冷漠的态度，让人不得不想起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十六的王后）那句著名的“人民没有面包，就吃蛋糕嘛”。德国社民党副主席拉夫·施泰格纳在指责“德国的选择”支持者为“种族主义者”和“下流胚子”时也展现了同样的傲慢。

最新的民调显示，只有14%的德国民众信任政治家。在德国这样一个在战后通过进步、民主的政府实现和平的国家，这一数据无疑充满警醒意味。同样，合理的愤怒也应该被认可。如果对民主政治的信念动摇了，那么德国民主的基石也就动摇了。

民粹主义者和建制派政党互相指责，但是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滥用了民众的愤怒。不是把这些愤怒转换为仇恨从而变得适得其反，就是忽略或者不重视它们。希拉里女士可以带领民主党来认真审视和引导人民的愤怒，而不是制造或者忽略人民的愤怒，如此这般才有改变的可能。如果她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我们真诚希望欧洲能够再次向美国看齐，向美国的民主看齐。

（青年观察者Max Hu译自《纽约时报》，观察者网马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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