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巴迪欧：对美国大选的反思
【本文为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于2016年11月9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演讲内容。本活动由UCLA实验性批判理论项目（the program in Experimental Critical Theory）和欧洲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阿兰·巴迪欧
事实上，我想到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法国剧作家，1639年-1699年）一出戏剧里有一句法语诗。这一句非常、非常优美。原文是：“C’était pendant l’horreur d’une profonde nuit.”，意思是：“此刻深夜惊魂时（It was during the horror of a profound night.）”也许拉辛写的时候想到了特朗普的当选，此刻正值深夜惊魂时。因此，我不得不讨论这件事，因为在诸位面前我们很难用学术话语讲述一些有趣的事。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思考、讨论昨天发生了什么。特朗普当选，这对我以及很多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震惊的。震惊之余，我们经常受到害怕、失望、愤怒和惊恐这类情感规律的支配。但我们明白，从哲学上来说，这些感情都不是好的反应。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在敌人面前展露了太多的感情。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这些感情、害怕和失望等等情绪之外去思考，思考我们今日之处境、世界今日之处境。在这个世界，像特朗普这样的人会成为美国总统，类似的事情也都是可能的。所以今晚我的演讲打算阐明——不完全是解释——这些事为何发生，我也会指出以后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要做的事不应严格地被负面情感支配，而是建立在思考、行动和政治决心等层面之上。
我先从大处着眼，不谈美国现状，而是整个世界的现状。在特朗普当选总统这种事情得以发生的世界，它又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胜利。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日，这大约半个世纪间，多种因素促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首要原因自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失败——苏联——更广义的来说是集体主义经济和这些国家社会规律的失败。这点非同小可，不仅改变了今日世界的客观处境，也同样改变了世界的主观认识。
在超过200年的时间里，民意总认为人类有两种命运。我们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之前，在普遍的主观层次上，人类命运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经典形式的自由主义。自由有很多含义，不过我讨论的是它最原始的含义。它认为本质上私有制是建构社会的关键，不过需要以巨大的不平等作为代价。最终自由主义认为社会结构的核心，必须是私有制。而在另一边，我们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版——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容词——的人类命运。抽象地说，人类政治活动最根本的目标是消灭不平等。为了消灭不平等，甚至不惜要诉诸暴力革命。
所以，一边是历史和平发展的前景，长期存在的私有制作为社会结构的关键持续发展；而另一边是某种新兴事物，大概开始于法国大革命，认为人类有另一条路。从人类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我们必须承认在一系列集体存在的规律——不平等、私有制等等——和人类所谓美好命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最重要的问题是平等与不平等。而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也和名号众多的新思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之间存在冲突。这些都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时间中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在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都面对一个重大的抉择，不仅事关本国的政治事件、民族义务、战争等等，也事关人类的历史命运，人性建构的历史命运。我们所处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迄今，是这一抉择表面上的终结。这一抉择不断发展，渐渐消失。
今天的主流想法是认为不再存在什么全球性的抉择，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言：别无他途（no other solution）。除了自由主义，或者按今天的话来讲，新自由主义，别无他途。这点很重要，因为撒切尔夫人并没有说这条道路很好。这不是她的问题。问题在于自由主义是唯一的道路。
所以，你会发现当今宣传话语里，重点不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有多完美，因为很明显它并不完美，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巨大的不平等不可以成为人类历史命运的未来。但适用的观点反而是，“是的，它并不好，但是只有它才是有可能的。”依我之见，我们时代就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把一个观点强加于人类的一个时代。这个观点就是人类历史只有一条发展方向。没有说这条路多么完美，多么优秀，而是说没有别的道路。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当今时代被自由主义古典思想统治，它认为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是人类唯一可能的命运。这也是对一个人类主体（human subject）的定义。在这种视野下，什么是人类主体呢？一个人类主体是一个乞丐、一个消费者、一个所有者或者什么都不是。这是如今对人类最严格的一个定义。以上是当今世界的大概情况、主要问题和总体规律。
在政治生活层面，这些思想有着怎样的政治影响呢？这种认为我们只有一条道路的世界观会有什么后果吗？所有政府都不得不承认事实正是如此。今日的世界，国家间若不能就一条共同道路的前景达成共识则难以前进。如今各国政府并未提出异议过。为什么？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社会主义”立场的法国政府、美国政府、日本政府和印度政府等，就会发现大家说的话都一样——全球化资本主义是人类生存的唯一道路。在国家层面上，我认为今天所有的政治决策都严格依赖一个“怪物”：全球化资本主义和它带来的不平等。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今天没有一个政府是自由的。它们一点也不自由。它们处在全球性共识之下，它们必须确保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遵从这一全球性共识。这个怪物变得愈加强大。我们必须了解真实的不平等情况。
我们知道，资本存在根本的集中化现象。今日资本集中化已经达到空前程度。我们必须知道，当今最富的264人掌握了和剩下中30亿人一样多的财富。这比君主制最早出现之时及之后的情况要严重多了。今日的不平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这种历史怪物作为人类存在的唯一道路，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不平等，而不是越来越多的自由。
各国的看法也都是一样的。这条规则被法国政府、俄罗斯的普京与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所接受，当然这也自然是美国总统所接受的规则。所以渐渐地所有政治寡头、所有政治阶层在全世界融合为一个集体——这是特朗普当选最为重要的后果。这群人只是抽象地被区分开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左派和右派等等。这些区分完全只是抽象的，并无实际含义，因为它们都拥有相同的政治、经济背景。
今日西方的政治寡头越来越失去对资本主义机制的控制——这是事实。通过危机和错误的解决方法，所有政府都会引发人民心中的挫败、误解、愤怒和朦胧的反抗。政治界人士提出的反抗这个唯一道路的方法其实大同小异。
今日的政治运作在同一条全球性道路上只存在细微差别，但对人民则造成许多影响。**方向迷失的影响，生活方向的完全缺位和对人类未来毫无愿景，逼迫许多人追求虚妄的新奇，非理性的看法，回归早已死去的传统等等。因此政治寡头之外，出现了新的活动家，出现了暴力性、庸俗性煽动的支持者。比起有教养的政客，这些人更愿意站在匪帮和黑手党那边。**结果就是人民合法地选择了新型的政治庸俗（political vulgarity），支持带有暴力色彩的政治主张。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新的政治人物——特朗普，也包括其他许多人——和上世界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接近。他们身上有相似的地方。现在的是一种民主法西斯主义，换言之，这些人在一个民主框架之下，位于民主机器之中，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演奏着不一样的乐章。
因此我认为特朗普不仅是种族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者（machiste）、暴力的，也具有法西斯主义者的特征，不具有任何逻辑或理性的思考。因为民主法西斯主义的演讲、说话方式是一种语言的错乱，可能说任何事，也可能与之相反。他们的语言不是解释性的语言，而是煽动感情的语言。这种煽情的语言能够创造一种虚假但却实际存在的联合。
我们说的是特朗普，但这和之前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一样的。我认为贝卢斯科尼是这种民主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他们拥有一样的特征：庸俗，与女性之间拥有病态的关系，公开说一些和做一些大多数人都不可接受的事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法国的萨科齐，我认为都是这样。印度、菲律宾甚至波兰或者土耳其也越来越有这种倾向。
特朗普、贝卢斯科尼、萨科齐、欧尔班
的确，在全世界都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人物，代表新的政治决心。他们通常处在民主宪政之下，但也可以说同时也处在宪政之外。我认为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法西斯主义者——因为上世纪30年代就是这样的。毕竟，希特勒也是依靠选举胜利掌权的——所以我把这种既处在民主政治内部，也在一定程度上处在民主外部的人叫做法西斯主义者。同时在内部又在外部，但最终从内部走向外部。
这是一个深深镶嵌在当今世界内部的新鲜物，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民主政治里，它不是一个解决办法，但确实是一个新的运作方式。毕竟传统的政治寡头们之间毫无区别。特朗普造成的主要效果确实是新鲜事物才能带来的。但从细节上来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一个种族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者是新鲜的吗？非常老套。但是在传统寡头政治语境下，这种老套的事物似乎成了新鲜的玩意。当特朗普说既原始又绝对老套的话语时，他想表达的是，新鲜的是他自己，“特朗普”。因而，我们也处在一个旧瓶装新酒的时代。这也是新型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特点。
我认为以上都陈述了我们政治的现实情况。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法之中，它由四个层次所组成。
第一层：今日资本主义彻底的残酷和盲目的暴力。诚然在西方世界我们一点也看不到这种残酷和暴力，但如果你在非洲的话就可以发现情况属实，中东也是，亚洲也是。所以它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阶段，一个本质的阶段。它复归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即为了统治而野蛮征服，进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战争。
第二层：传统政治寡头统治的解体。传统的政党——民主党、共和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等——分崩离析，取而代之则是一类新型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游荡。我们并不能预知这个幽灵的未来：特朗普未来会怎么样呢？我们确实不知道，也许特朗普本人也不知道。幽灵只在夜晚显现。
特朗普掌权之后也许会变得有些畏惧，有些不满，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像上台之前那样随便说话了。而随便说话恰恰是特朗普之前的优势，但现在他和政府、行政分支、军队、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这些人一起工作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在夜幕当中见证特朗普从一幕戏转战到另一幕，从一家戏院演到另一家。在第二家戏院，他就不像之前那么得心应手了。但是我们确实不清楚成为总统之后他会做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了传统政治寡头统治解体的信号，和一种新型法西斯主义人物的诞生。未来虽不可知，但我确信，对大家来说不会是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三层：许多人，尤其是穷人、穷乡僻壤的居民、许多国家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等在心中出现了挫败感，一种隐隐约约的无序感。当代资本主义逐渐将大众剥夺得一无所有，生存希望渺茫。在某些地方，大众没有工作、一文不名、毫无方向、不知道该如何存在。这是全球局势的第三层面。生活方向的缺乏、稳定性的缺乏、旧世界崩塌却没有新世界诞生，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摧毁。
第四层：其他战略方向的完全缺乏。这一方面并不缺乏政治经验，相反政治经验有很多。新的暴乱，新的占领行动，新的动员，新的生态决心等等层出不穷。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们缺乏各种形式的社会抵抗、社会保护运动。但是我们缺乏其他的战略方向，缺少另一条与“资本主义是唯一出路”这种思想相对抗的道路，对另一条道路的坚信不疑缺乏力量。我们所缺乏的东西，我叫它一个思想，一个伟大的思想。这个伟大的思想能够在全球范围将所有形式的社会抵抗力量和社会创新联合起来。这种思想将成为沟通个人主体与集体性历史政治任务的桥梁。不同的主体有可能在同一思想下一起行动。
我认为这四点——全球性资本主义整体性、战略性的统治，传统政治寡头统治的解体，大众的迷失感和挫败感，其他战略方向的缺乏——构成了当今的危机。我们可以用一场全球危机描绘当今世界。这场危机不仅仅只是近年的经济危机，它更是一次主体（subjective）的危机，因为人类的前途愈发昏暗。
分析之后，我们该怎么办？这是列宁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就特朗普当选一事，我们必须承认特朗普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真实存在的一个矛盾。最重要的矛盾不会在一个世界的两种形式间产生。这个矛盾存在于一个全球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和缺乏任何有关人类前途的思想的世界之间。
我明白，希拉里和特朗普截然不同。我们不该把这两人视为一类，他们之间的差异才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层次上，他们的差异是新型法西斯主义和传统政治寡头统治之间的差异——所有政治寡头统治都没有新型法西斯主义那么可怕，所以可以理解我们最后更倾向于希拉里·克林顿。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些差别其实还是在同一个世界内部的差别。两者并不是两种世界观。我认为特朗普的成功只是因为他和希拉里的敌对，并不能代表这世界上真实存在的矛盾。希拉里和特朗普是一个世界的人——尽管在这个世界中差异很大。
在竞选过程中，在初选中，真正的对立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之间。他们之间的对立是真实的。在他们对立之中，我们可以思考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认为特朗普是一种有点过头的新型法西斯主义，而桑德斯则有社会主义色彩。
最终，桑德斯不得不支持希拉里，但在重要的象征层面上，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对立代表着我们世界的真正对立，而不是他和希拉里的敌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桑德斯的主张之中，我们可以看见超越社会的一面，而在希拉里的主张中则看不到。就这样我们上了一堂辩证法的课，主要是矛盾论的内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矛盾更像是相对矛盾而不是绝对矛盾，因为他们是建立在同一套参数，同一个世界建构上的矛盾。而桑德斯和特朗普则代表一个真正矛盾的产生——一个世界和超越这个世界的矛盾。特朗普代表一种应激（reactive）、模糊的大众主体，而桑德斯代表一种理性、主动和清晰的大众主体，指向对世界的超越。即使后者存在不清晰之处，但确实超越现世。
选举的结果具有保守色彩，纯粹的保守。因为它是一对虚假矛盾的结果，并且这个矛盾纵穿整个选举，贯穿现实危机的始终，也始终伴随我之前解释的危机的四个层次。
现在为了对抗特朗普，我们不能依靠希拉里或者类似的人物。若有可能，我们必须回到真正的矛盾上来。这就是这场噩梦给我们的教训。即使在开头不能以清晰的形式表现。开始并不代表完成。但是我们必须开始。我们必须开始！
特朗普当选之后，我们必须开始行动。不仅是抵制、否认等等，我们必须开始回到真实的矛盾之上，寻求一个真正的选择，一个真实的事关人类命运的战略方向。我们必须重拾信念，反抗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的不平等，反抗像特朗普这样孳生于传统政治之上的新型匪帮。
我们可以在政治领域再一次创造两个战略方向的局面。我们需要继承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伟大政治运动的遗产。如果我用哲学话语来说就是，我们必须超越“一”，奔向“二”。**不能只有一个方向，而是两个方向。提出一个新的根本选项作为政治的本质。假如道路只有一条，政治只会逐渐消失，而特朗普代表着这种消失。**毕竟，特朗普的政治观是什么？谁知道。他更多代表一种形象而不是一类政治。因此回归于政治必然代表回归于一个真实的选项。在哲学上，这叫做超越“一”回到真实的“二”。我们也可以给这种回归取其他名字。
如你所知，我想把这个回归取名为：“共产主义”，这个被血腥历史污染的名字，说它被玷污是因为血腥的历史教训。名字只是名字，你也可以取其他名字，这无所谓。但在这一古老而又被玷污的名字之下，它的原始含义是很有意思的。其原始含义包含四项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建设一个崭新的、拥有两个战略道路的政治领域。
第一点是，社会结构的关键不一定必须是私有制和巨大的不平等。我们必须承认这不是必要的。有限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不是必要的，可以证明永恒的私有制和巨大不平等不一定是人性的法则。
第二点是工人不一定非要要因做不同的工作而区分贵贱，就像从事智力创造、导演或政府干部的算一边，而人工和机器生产的被隔离在另一边。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并不是客观真理。长期来看，尤其是体脑分工需要消亡。
第三点是人类不需要因国籍、种族、信仰或性别而分隔。平等必须超越这些界限而存在，因而差别是平等的阻碍。平等和差别是一对矛盾，我们得承认差别之中含有平等。所以无论你否定哪一方，界限都会消失。这不是自然法则。
最后一个原则是一个分离而又武装的国家并不是必要的。
这四点可以总结为：用集体主义对抗私有制，用形态各异的工人对抗专门化，用具体的普世主义对抗封闭的身份认同，用自由联合对抗国家。这只是原则，并不是计划。但凭借这四个纲领，我们可以评估所有的政治计划、决策、党派和意见。面对一项决策，我们就要思考它是否按照这四项纲领。这些纲领是判断所有决策、意见和主张的标准。
如果一项决策、主张是按照这四个原则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项好的决策或主张。我们还可以审视它是否是可行的。如果它很明显地与原则抵触，那么它就是个坏决策、坏意见或坏计划。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套在政治领域和新的战略计划构建当中下判断的原则。这样我们有可能在人类前进新的战略方向上，拥有一个真实的视野。
桑德斯以**“我们的革命”**为名，提出构建一个新的政治群体。特朗普的成功给这个提议开启了全新的大门。目前我们可以相信桑德斯，我们可以自行判断这个提议是否超越现世。我们可以判断它是否和四项原则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必须行动，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只会愚蠢地沉迷于特朗普那令人沮丧的胜利。面对他们的反动，我们会掀起一场革命，为什么不呢。革命是一个好主意。无论如何，我站在革命这一边。
（翻译/女神读书会翻译组，文章转载于微信公众号“女神读书会”，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