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政治尚贤制的问题何在？

从理论上来讲，政治尚贤制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当然，这种制度生来就是为了挑选拥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领袖。谁愿意被无能和腐败的领袖管理呢？但是好的想法如果在一个由不完美的人组成的世界里被实践的话，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些拥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追求的人在激烈争夺稀缺的资源。大跃进似乎是个好主意——让我们跨越竞争性的、充斥着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物质丰富、人人平等的世界——但它造成了导致数千人死亡的饥荒。“文革”似乎也是个好主意——全民参与的、没有任何等级差别的、自下而上的民主——但它导致了长达 10 年的浩劫。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可能在不出差错的情况下实行政治尚贤制。

选举民主或许不能保证领导人有高超的能力，但是至少选民能够在发现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之后把这些领导人赶下台。如果没有设计出强大的反制措施来防止统治者做坏事，限制民主而支持旨在选拔为了民众利益管理国家的、拥有高超能力的领袖的政治制度，其风险似乎过大了。

本文作者贝淡宁

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许是有关西方政治理论的书籍中被阅读得最为广泛的一本，但是他主张哲学家国王统治的论证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当今很少有人会阅读此书并从中寻找选拔政治领袖的灵感。或许最怪异的论点是，一个公正的政权必须要求废除私人财产和家庭，以便让“监护人”阶级确保统治者服务于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而不是自私的、个人的利益。在有关《理想国》的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中，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猜测，柏拉图的观点“是喜剧诗人最荒谬的幻想，他提出这种建议只是为了嘲讽他们”。通过论证乌托邦式的政治尚贤制的不可能性，柏拉图（在布鲁姆看来）试图为民主进行微妙的辩护，因为它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次佳选择。甚至哲学家也能从民主中受益：他们或许没有政治权力或者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至少他们有言论自由，这可以让他们去追求真理。

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论述尚贤制的英语著作是一本滑稽的社会讽刺小说。在 1957 年首次出版、名为“贤能政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的书中，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提出，任何将根据功绩（由智商加上勤奋得来）奖励人的做法制度化的尝试都将带来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智识精英享有更多的权力与财富，并能自圆其说，认为这个结果是公平的，因为他们比别人更优秀，从而为其权力和成功辩护：“如果有钱有势的人得到普遍文化的鼓励从而相信他们完全配得上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将变得多么傲慢自大，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将多么残酷无情。如果（普通民众）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功绩只配得到比那些少数人更少的世俗财富和世俗权力，他们的自尊将受到破坏，从而变得消极低沉。”杨的书卖了成千上万本，让贤能政治这个词成为后来几代政治理论家眼中的贬义词。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理论家的主要议题是，如何推动人人平等的社会。等级差异或许在现代的复杂社会中是必要的，但是西方世界的理论家们普遍认为，我们应该将所有等级差异都视为在道德上有问题的东西，因此绝对不可能尝试在政治体制中将等级差异制度化。

更具体地说，杨的著作指出了进行政治尚贤制尝试可能会涉及的三大问题：（1）基于高超能力选拔出来的政治领袖可能滥用权力；（2）政治等级体系可能固化，破坏社会流动性；（3）很难向权力结构之外的人论证该制度的合法性。我将讨论在庞大的、和平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并且旨在将政治尚贤制度化的国家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我将以当代中国为背景，我假设选举民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因此，我将探讨是否有可能在不实行选举民主的情况下，纠正政治尚贤制中存在的问题。

腐败问题

任何政治尚贤制面临的最明显的问题都是选贤任能选拔出来的官员可能滥用权力。如果统治者不是由民众选出来的，如果民众不能更换统治者（除非采用暴力反抗的极端手段），那么，什么才能阻止统治者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共同体的利益服务呢？

无论我们想出何种论点反对选举民主，它都是一种很好地制衡统治者权力的手段，因为腐败高官可能在选举时被赶下台。因此，在中国出现广泛的权力滥用现象并不令人吃惊。或许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员腐败——以权谋私。腐败的总体程度在过去30年已经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而腐败本身在过去几年因为社交媒体的曝光和政治精英的炫耀性消费已经变成了看得见的政治问题。习近平主席一上台，就认识到腐败威胁到了整个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因此将反腐败作为政府的头等大事。显然，腐败不仅破坏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而且破坏了建设由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统治者组成的政治尚贤制度的整个目标。在没有终极制衡手段即竞争性选举的前提下，尚贤制可能控制官员腐败吗？

事实上，选举民主不一定是遏制腐败的利器。按照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的报告，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民主国家被认为比中国更加腐败；在印度尼西亚，腐败似乎在政治民主化之后变得更加严重。在中国台湾地区，权威的国民党领袖蒋经国让世界历史上最腐败的体制变得清廉了，但是在李登辉治下的民主化之后腐败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李登辉

真正能够控制腐败的是经济发展程度。富裕的国家，包括像新加坡、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没有通过充分的、自由的、公正的选举选拔国家领导人的国家，也往往存在更少的腐败现象。在《中国现代化》（China Modernizes）一书中，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认为，东亚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包括腐败控制程度在内，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改善。在中国国内，像上海等更富裕的地区往往比内地贫困地区的腐败程度低一些。其他因素的确会影响腐败的程度——一项研究发现，反腐力度更大的省份、更高受教育程度、英美教会大学的历史影响、更高的开放程度、更多接触媒体的机会和政府工作人员更高的工资水平以及立法机构中妇女代表人数的增加都可能意味着更少的腐败现象——但是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反对腐败的最佳防波堤。为什么不等几十年（假设乐观的经济增长比例）后中国变成一个富裕国家时再说？换句话说，中国领导人为什么现在如此担心腐败问题呢？毕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工业化过程中，美国的腐败程度也很高，但政治领袖并不担忧整个政治体制会遭遇垮塌的威胁。

中国担忧的主要原因与尚贤制有关。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源于民选，民众若不满意，可以在下次选举中把糟糕的政府官员赶下台。但是如果下届领袖仍然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就要怪罪自己了。民主社会中的腐败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是不民主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尚贤制国家，这个体制期望被用于选拔具有高尚品德的领导人，这意味着选拔出的领袖应该使用权力为政治共同体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换句话说，政治腐败程度越高，政治制度的尚贤性质就越低。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领袖被视为腐败分子，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因此，中国领导人认为腐败会威胁整个制度的存在就不是没有道理了。

这种观点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猜测。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赢得多数中国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众认为它没有国民党那么腐败。从政权生存的观点看，中国大陆的腐败似乎已经达到了与革命胜利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相似的程度，这的确令人震惊。过去20多年，大部分中国人的不满都集中在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上，但是薄熙来和周永康案件显示，腐败已经蔓延到了高层，这会直接威胁到政治体制的根基。简而言之，尚贤制领导比民选领袖有更多的积极性去清理腐败，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为政权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官员是否清廉。但问题依然存在，依靠民主选举之外的手段有可能治理腐败问题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中国政治腐败的根源，这样才能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腐败的最明显原因是缺乏对政府权力的独立制衡力量；没有法治，怎么能遏制腐败的政府官员的权力呢？虽然这么说，妄言中国官员拥有无限的权力或者是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独裁是不准确的。汉朝设计了旨在分散、制衡和控制皇帝权力的制度，它塑造了后来皇权时代中国的历史，包括培养儒家学者的独立机构。比如限制官员在家乡当官的回避制度就是要避免地方纽带与追求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政务官职一般不能直接交给下一代，除非他们成功通过科举考试。当然，皇帝仍处于政治权力的顶峰，但是他并不能不受任何约束地进行统治。谏官被赋予监督各级政府首脑的权力，防止滥权和腐败。他们有时候还将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皇帝本人。科举制也起到了制衡皇帝权力的作用。甚至在象征意义上，可以说，皇帝也并不是第一号人物：考试中提及皇帝的语句必须使用比正常文本大两倍的字，但皇帝的父母和祖先被认为更加重要，用来指代他们的字必须比正常文本大三倍。天子少时，要接受儒家美德的教育，朝廷史官会监督皇帝的一言一行。吕公著在1085年给宋神宗的上奏中写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当代政治理论家认为，可以修改这种儒家监督机制以适应当今政治体制中的政府结构，虽然不至于让统治者成为道德高尚的楷模，但至少能避免他们滥用权力。

但是，应该认识到的是，皇权时代的中国皇帝并没有正式的分权限制。因此，皇帝可能会而且有时候也的确会忽略非正式的约束和规范，如果这样做符合其利益的话。正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对于那些任性的、不称职的君主而言，他们被赋予的庞大权力常常会破坏行政系统的效率。女皇武则天罢黜官僚系统中的官员，往里面塞进不称职的支持者；明太祖皇帝废除宰相，使继位者处于尴尬的境地，皇帝完全忽视官僚系统，从而使政府分崩离析。中国人认为这是‘坏皇帝’的问题。”福山补充说，“当今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差别”，但中国现有的政治体系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解决“坏皇帝”的问题。集体领导原则、任期限制、引入强制退休年龄等都防止领导人会像从前的皇帝那样干扰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尤锐解释说：“这些安全措施或许排除了高层官员在身体或心智衰退后仍然掌权。现在的高层领导都是经过了招聘、培训和社会化的漫长选拔过程才登上顶峰的，这让他们比从前的大部分领导人能更好地适应管理国家的任务。”

虽然如此，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没有独立的法律和政治机构拥有正式的权力制衡和调查集体领导层的权力。当倡导反腐和透明的博客作家和积极分子被关进监狱时，很难否认该政权关心的是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而非民众的利益。单个“坏皇帝”的问题或许已经解决，但是，如何避免在腐败制度顶端产生“坏皇帝”的问题依然存在。今天，没有谏官、皇家史官或者儒家教育家给统治者施加压力去做正确之事。

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已经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反对腐败。中国的管理系统中有两个平行的系统——一套党的系统，一套国家系统——在整个体系的 5 个层级运行（中央、省、市、县、乡镇）。国家系统有三个不同的分支——行政、司法和议会（人大和政协），它们理应相互制衡。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各级政府，同时监督国家权力的实施，以防滥用。在任何一级，中共委员会都与国家系统的相应机构平行设置。在实际运作中，党做出重大战略和人事决策。负责决策制定的官员（尤其是高层）通常都是党员。因此，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制衡拥有最大权力的党员干部的滥权。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纪委）是反对党员腐败和渎职的最重要机构，但光靠中纪委是不够的。最近一些年，中纪委的态度一直很坚定，仅2011年就进行了137859个案件的正式调查，对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进行纪律处分和司法处理，这是1989年以前案件数量的将近4倍。现在，人们认识到党的腐败程度越来越严重。纪律检查机制已经经过调整，他们有独立的权力调查地方官员的滥权，反腐败工作的职权分配也更加明晰。但是，如果控制后的腐败仍会威胁政权的生存，我们该怎么办？政治制度需要更具实质性的变化。

但是，如果没有一人一票选举国家领袖的全面政治民主化，政治制度能产生变化吗？事实上，当今社会的经验显示，即使没有能让领导人对民众负责的民主选举，也有若干方法能够遏制腐败势头。中国香港依靠强大和独立的廉政公署、法治和相对自由的媒体；新加坡依靠高薪和独立的反腐机构确保了政府的廉洁。就腐败问题而言，民主国家也依靠全面的监督机制监督民选领袖的权力的行使，如“廉政委员会、司法能动（judicial activism）、地方法院、工作场所特别法庭、共识会议、少数派议会、公共利益诉讼、公民陪审团、公民大会、独立的公众调查、智库、专家报告、参与式预算、监视警戒、博客和其他新兴社交媒体审查模式等。”

显然，中国有必要从这些实践和机构中汲取经验。利用社交媒体曝光官员渎职的独立反腐斗士的出现是个令人鼓舞的现象，但是揭发者也面临着遭到打击报复的严重威胁。包括财政透明在内的预算改革也有助于反腐，尽管它还有改进的空间。另外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是，中国的不同省市也越发愿意参与到建立反腐机制的实验之中：比如，广东省一些地方政府启动实验项目，强制公示官员的个人财产。但是，这些措施遭到了实质性的抗拒，而且它们也没能涉及官员家人利用政治关系以半合法的方式积累的财富。影响最为深远的措施可能是，建立类似于香港廉政公署的覆盖全国的独立反腐机构。

建立国家层次的高效反腐机构更加困难（因为在庞大的、多样的国家之中监督官员更加困难），但是，政府能够尝试在基层建立独立反腐机构。解决地方层级腐败，尤其是防止在基层和贫困地区更加盛行的买官卖官现象的更激进的办法，就是像万历皇帝做过的那样，根据抓阄决定官职的任命。至少，选拔官员的过程应该更加透明。所有这些措施将帮助遏制腐败和化解民怨，这些都可以在没有民主选举中国领导人的情况下实施。

腐败的第二个原因与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经济转型期有关。一方面，私有化产生了寻租：在公私混合性经济体中，官员有权力批准或者否决征地和建设工程的申请。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也同样会产生寻租机会：国有企业竭力维持其垄断权力，动用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来推动自己的议程，存在意见分歧而且常常相互扯皮的政府各部门则过于热衷地满足国有企业的种种要求。而且，国有企业的封闭性破坏了经济领域的优胜劣汰原则，正如郑永年所说：“从上到下的国有企业管理层都充斥着官员的亲属和朋友。一个普通人无论能力多么出众超群，都很难打入国有企业的关系网中。”

那么，该怎么办呢？政府已经通过强化选贤任能的公务员系统、改善预算和审计制度、财政去中心化、加强对地方政府活动的监督以及在反腐规定和执行方面取得的进步等，成功地减少了监管过程中的腐败案件数量（贪污和挪用公款）。与此同时，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完成了从行政管理问题向公私交往问题的转变，涉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行贿受贿案件数量迅猛增长。显然，有必要减少公私双方的相互依赖，在两者之间划定更加清晰的界限。

皇权时代的中国或许能提供一些教训：唐朝法律限制商人和手艺人与官员的社会交往，禁止高层官员进入都城市场，禁止商人和手艺人参加科举考试，担任公职。这些严厉的措施或许很难在如今实施，但是，对官员和私人老板之间的社会交往进行一些限制肯定是有帮助作用的：比如，张鹭建议，中国可以学习韩国在2001年通过的反腐法律，禁止官员和商界人士一起打高尔夫。在中国，这些措施还可以扩展到有可能导致腐败发生的其他社交场合，如卡拉OK 歌厅。

最重要的是，提升商业和政治市场中的竞争性的政策有助于减少腐败。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行动真的能跟上口头承诺，腐败现象将得到实质性的大幅减少。而且，“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公私合作，比如在设计和实施反腐政策时，让非政府组织和私有机构参与就可能会在遏制贿赂方面很有帮助”。最后，可以将有些看似腐败的做法合法化。在美国，商业利益能够通过选举献金和游说等方式合法地影响民选官员。大部分美国人相信这种行为破坏了公共利益，还有一些美国人认为，这破坏了整个宪政体制的价值观。在非民主制度（如中国）内，将系统性的政治腐败合法化不能解决合法性问题。虽然如此，将一些涉及数额较低的腐败行为合法化还是有帮助作用的：如韩国政府在2011年通过法律，禁止官员接受价值超过人民币180元的礼物，因而确定了界定贿赂的标准。送给公共官员这样的小礼物，在中国背景下不会被视为道德败坏，尤其是在被合法化之后。最后，在严格划定公私界限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赦免所有的腐败官员，有条件地允许他们重新做人。而所有这些措施都不需要一人一票的民主形式。

腐败的第三个原因是官员的工资太低。有研究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同级别高级官员的工资明显偏低。

为什么政府官员常常对低工资感到不满呢？在革命年代，当政治领袖及其追随者完全投身于理想时，腐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如果物质利益不足以满足官员及其家人的基本需要，腐败就不可避免。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市场改革带来了私有财产，并在公共服务与私人财产之间产生了巨大差距。体制中有了更多的钱，公共官员在与私有领域的成功者相比时往往觉得自己比不上他们。而且，生活成本快速增加，可怜的是，照顾需要关照的家人的成本常常是官方工资难以负担的。因此，如果官员的工资仍然很低的话，当官员有动机以权谋私（个人或家人的利益）时，惩罚少数腐败官员就不大可能起到多大帮助作用。低工资和高腐败率之间的关系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很熟悉的现象：明朝时，官员的工资最低，反腐也最严厉，但腐败程度依然最高。

然而，解决办法是很明显的，宋朝的王安石（1021—1086）提出过此类解决办法：“方今制禄，大抵皆薄……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

世界上工资最高的官员

这些年，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政府发现吸引和留住部长和高级公职人员在政府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开始探索和实施缩小私营领域和公共部门薪水差距的各种政策。1994年，新加坡政府决定参照私营部门高管的薪金水平确定部长及高级公务员的薪金水平。这个标准在2007年得到修改，将部长和常务书记的薪水限定在六大专业领域前8位高收入者平均薪水的2/3。按照政府的说法，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单一的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市场，政府奖学金的获得者都是全球顶尖公司如麦肯锡公司和高盛集团等迫切搜罗的对象。薪水改革后，部长和常务书记的起薪从120万美元提高到160万美元，而总理的薪水从250万美元提高到310 万美元。在公共服务委员会工作的、业绩突出的32岁公务员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6.1万美元。

参照私营部门高管的薪金水平确定政府官员薪金水平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正如波士顿咨询公司所说：“它确保了有才华的政府官员不会因为选择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而遭受经济利益损失，减弱了参与腐败的诱惑。”当然，政府也很清楚，这种政策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在“纯粹的”选举民主国家可能没有可行性，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批判性的媒体以及被选民赶下台的可能性。在2000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许多西方领袖私下里告诉我，他们羡慕我们部长的薪水制。但他们也说如果试图在自己的国家实行这种制度，他们将被赶下台。”

前新加坡总理吴作栋

虽然政府坚定地为这种政策和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机构辩护，以市场为基础的薪水体系在新加坡仍然具有高度争议，尤其是在贫富差距急剧增大，以及人人机会平等逐渐被新加坡弱势群体看作根本不能实现的神话之后（更不要提李光耀家族的若干成员在经济和政治权力部门担任要职的事实）。在2011 年的大选中，这个政策成为主要议题（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网站上），执政党“仅仅”赢得了60%的选票，失掉了6个议会席位。作为回应，政府宣布削减部长40%的薪水，奖金不仅将与经济业绩联系起来，而且也与最贫穷的新加坡人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也承认，政治家至少部分被“政治服务和牺牲精神”驱动，而不仅仅是自私的物质利益。但是，即便在薪水削减之后，新加坡部长的工资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就中国而言，很明显，需要大幅度提高官员的薪水以便减少腐败的诱惑。解决办法之一是将官员的工资与市场水平挂钩。为了进一步打击偏袒或滥权的诱惑，大部分的劳动报酬应该是以现金而不是以津贴或者福利的方式支付（在新加坡，除了最低限度的健康津贴之外，所有的劳动报酬都是以现金支付的）。与新加坡相比，中国还不富裕，不可能提供像新加坡那样高的薪水。而且，中国的人才库庞大，不需要像新加坡那样过分担心人才流失到私有领域。中国还有为公众服务的悠久传统以及根深蒂固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为政治共同体服务的道德情怀在激励官员方面也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薪水需要增加，但不必增加到新加坡那样的水平。

无论如何，金钱不足以遏制腐败。这让我们看到中国腐败的第4个原因：缺乏道德约束。严酷的法家和功利主义思想家对这种想法不屑一顾，正如一位当代哲学家所说：“法律和强制的伦理规范能够比任何普通的道德规范都更容易也更有说服力地管理行为。”只要奖惩分明，官员就会做正确之事。但是，依靠外部因素确保官员总是尽职尽责是困难而且昂贵的。法律不能对在所有场合的道德行为是什么做出具体规定，所以某些不那么尽职尽责的官员就可能在不直接或明显地违背法律的字面意思的基础上牺牲公共利益为自身利益服务。

即便法律是清晰的，执行起来也并不一定容易。目前还没有办法在任何时候以及任何地方监督一个人：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只有内心的自我监督能够限制不良行为。儒家经典《中庸》强调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君子，最重要的是看他或她在私下里做的事。换句话说，也需要自我监督。甚至以怀疑政治权力闻名的美国政治文化的分析家也认识到，滥用公共信任的终极约束必须来自内心：“约束总统不逾矩的制衡因素主要是内心而非外在因素。他的良心和教养，他的历史意识以及对于后人认可的渴望，他审时度势、避免功亏一篑的意识——所有这些都会阻止他做出可能毁掉总统声望和权力的行为。”最终来说，中国的腐败只能在它被视为可耻之事，清廉被视为官员的最高荣誉的情况下才能被大幅度地控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liah）说，荣誉感“促使人们行为规范，无论是否有人监督，因为有荣誉感的人关心的是要配得上别人的尊重，而不仅仅是被人尊重”。缠足虽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在一个世纪前就被迅速地废除了，因为这种行为被涉事者甚至整个国家视为可耻之事，它使整个国家蒙羞。腐败若被视为类似的可耻之事，将会怎样呢？

中国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党员干部应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作为激励人的意识形态作用已经减弱，相比之下，为官员道德行为提供指南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儒家。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复兴儒家传统作为官员道德教育的主要来源呢？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都在呼吁采取这些措施。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在论述党员道德培养和标准的演讲中引用了儒家价值观，也指明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可以一起帮助填补导致腐败泛滥的道德真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曲阜正在开展教育实验项目，在公立学校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而且党校也常常给官员讲授儒家经典。

滥用政治权力的方式有很多，但我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腐败问题上，这是因为它是中国政治制度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无论是政府、民众，还是学者都这样认为。在民主国家，腐败不会威胁整个制度，然而对政治尚贤制来说，那可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好消息是，对尚贤制政府来说，并不需要通过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就能遏制腐败的方法有很多：确立独立的政治权力制衡、减少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提高官员的薪水、实行更加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工程，所有这些都能帮助消除腐败。现在让我们转向尝试实现尚贤制的第二个关键挑战。

僵化问题

按照尚贤理想，一种政治制度应该旨在选拔拥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领袖。在战国时期，政治人才的市场基本上是国际性的。士人们从一国跑到另一个国，希望说服明君，被选为谋士或宰相。正如孟子所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也。”而且，政治制度应该旨在挑选最优秀的人，不看他的阶级背景。荀子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在同一时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柏拉图将尚贤原则延伸到另外两个群体。第一，最高首脑也应该根据贤能选拔（荀子没有把尚贤原则推广到国家统治者的任选）。第二，女性也应该有机会成为君主。简而言之，尚贤理想意味着人人都有平等机会成为政治官员，无论其社会背景如何，这个政治制度应该旨在在所有竞争者中选拔最有才能和美德的人。

政治尚贤制的早期辩护者思想很超前。但是今天，政治尚贤制仍然认为政治制度应该从尽可能宽泛的人才库中选拔人才（除了将高等官职留给公民去选择）。考虑到社会中人才的广泛分布，人们可能期待像中国和新加坡这样尚贤制国家的政治领袖应该拥有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但是，实际上，政治等级体系中官员的社会背景越来越单一。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即政治选拔过程或许漏掉了其他领域的人才；政治尚贤制并不如理想中那么好。但是，将政治领袖局限在狭隘的社会圈子内将导致更加严重的问题，甚至威胁整个制度的可行性。

首先，政治精英轻视社会背景和运气在他们的成功中起到的作用，很容易相信自己天生的优越性，以至于瞧不起在所谓的争夺高位的公平竞争中失败的人。对此，新加坡的一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问题。曾任建屋发展局兼中央公积金局主席的严崇涛曾经注意到：“新加坡的精英团体中不知不觉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傲慢。某些公务员的行为似乎表明他们有无尚的授权。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小李光耀。”聪明的政府奖学金获得者逐渐觉得，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理所当然，因而常常产生一种蔑视普通人的态度。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例是，名牌初级学院（新加坡的高中）的文科奖学金获得者在 2006 年写的博客中批评一名曾对外国人的竞争以及年长工人缺乏工作机会表示过担忧的年轻管理者。“我们的国家由聪明能干者主导，其他阶级都是补充……如果你不够优秀，生活会给你颜色瞧瞧。人生就是这样子……拜托，从我这个不屑理你的精英面前滚开。”这篇博客公开之后，马上引起了公众的口诛笔伐。该博客作者的父亲（一名国会议员）不得不出面代表女儿发言：“如果忽略语言中表达的冷漠，她的基本观点是有道理的，即为跨国公司工作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应该向政府哭诉，而应该迎接人生的挑战，不管怎样，我已经教导她要从中吸取教训。有些人无法接受残酷的真相和那样的语言。”但针对这位父亲的采访发表后引起了更广泛的不满，因为他暗示他继续相信“残酷的真相”。在民众心里，贤能政治已经成为那种一心赢得胜利以及将赢家利益最大化，同时限制、弱化弱势群体的竞争机会的精英主义的代名词。

在于 1957 年出版的讽刺贤能政治的著作中（故事背景设定在 2033 年），作者迈克尔·杨预测，尚贤制选拔出来的领袖将变得傲慢自大和脱离社会：“贤能政治体制中的某些成员，正像大部分温和的改革者承认的那样，已经陶醉于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丧失了对他们管理的民众的同情，甚至让下层民众感到冒犯和不快。”他还预测了解决办法，“中学和大学要竭力灌输一种更加适当的谦卑意识”。面对民众的支持率不断下降，新加坡政治领袖已经重新将其执政的意识形态描述为“仁慈的贤能政治”。与李光耀不那么谦卑的政治话语相反，他的儿子李显龙强调，政治领袖必须“谦逊地为人民服务。让我们做正确的事，把事情做好，但永远不要自以为是和傲慢。谦逊也意味着政府并不是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简而言之，政府领导人应该谦逊和同情民众，而不是瞧不起民众。但是，光同情就够了吗？

法国的政治精英主义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是在1945年由戴高乐创办的，初衷就是要实现政治尚贤制。该学院的目标是挑选全国范围内的思想政治精英，不管其社会背景如何，都培养他们为民众服务。想要获得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录取需要通过世界上最严格和最折磨人的考试。考生需要参加5场笔试（内容包括公共法、经济学、公共知识、有关欧洲法律和政策或社会法与政策的文件概述以及由考生从数学到语言等各科中任选的一门学科）；成绩优异的考生将继续参加5场口试（内容涉及公共金融、国际政治、欧洲或社会议题、外语，最后一场是时长45分钟的面向公众的口试，公众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包括个人问题），以及一项检验身体素质的考试。每年选拔的人数不足100人。在经过了长达两年的竞争超级激烈的教育和培训后，毕业生会根据学业成绩排定名次。他们通常会被保送到公务员系统，排名进入前15名的人几乎都会选择进入三大行政机关：最高行政法院、财政总监察局和审计法院。原因很简单：这些机构是行政、商业和政治领域令人艳羡的职业平台。

与英国和加拿大的议会制体系不同，法国公务员系统和政治领袖之间的界限是流动性的：当选或者被任命担任政治职务的公务员无须辞去在公务员体系中的职位；而如果他们没有重新当选或者被任命新职务，可以要求回到公务员队伍中。因此，若干著名政治人物都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如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雅克·希拉克、弗朗索瓦·奥朗德）和总理（洛朗·法比尤斯、米歇尔·罗卡尔、爱德华·巴拉迪尔、阿兰·朱佩、利昂内尔·若斯潘、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等。典型的情况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历届内阁中1/3到一半的人（除了萨科奇政府之外）都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虽然这么说，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校友中只有3%的人进入政界，80%的校友在公务员系统工作，剩下的人则进入私营领域。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教育旨在培养能够胜任行政管理、政治和企业工作的通才。他们应该擅长解决问题，无须担忧引发媒体的关注。在校期间，他们学习了诸如公平对待所有公民、忠诚于民主政府、符合道德要求地使用公共资金等价值观。他们应该是有能力处理异常复杂的管理问题的技术型官员，同时并没有忘记那些政策是要应用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总之，一个完美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应该既是个懂技术的官员，又具有人文情怀。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成功在于，其毕业生常在权力部门担任职务，并从为民服务中获得自尊心的满足。

不幸的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的公共形象并不那么正面。他们越来越多地被看作傲慢自大、脱离民众，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民众服务。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出身于特权家庭。在2011年的毕业生中，50%的人的父亲或母亲在国民教育领域工作，而全部81名毕业生中只有3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一开始，法国国家学院的毕业生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包括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前总统希拉克）。但是，后来出身贫寒的人就越来越难挤进该学院了：竭力保持自身特权利益的富人和白人精英会为自己的孩子提供通过考试所需要的社交技能、经济支持和文化知识。为准备考试，考生会在预科学校经过额外两年的深入学习。结果就是毕业生的相对同质化，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现任院长伯纳德·波考特（Bernard Boucault）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对于国家管理意味着什么：“为了清楚了解社会的需要，行政机构的人员必须来自整个社会的不同领域。我认识到，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观点，但无论一个人思想多么开放、才华多么横溢，总有一些东西是只能从个人亲身经历中才能获得的。”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表达对民众同情的谦卑政治话语无论多么真诚，都不足以驱使决策者站在民众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制定政策。也就是说，代表民众利益制定政策不仅取决于同情，而且取决于社会背景。政治决策的制定，尤其是政府高层的决策制定涉及不同利益间的权衡和取舍，政治家在面对竞争性的考虑时，很有可能为与他来自同样背景的民众

群体争取利益。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有些人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背景，甚至卡尔·马克思都不否认存在资本家（比如恩格斯）会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可能性，但让整个社会群体都这样“背叛”自己的阶层是不大可能的。如果政治精英团体是由来自某个特定社会背景的人组成，即便他们会做出特别的努力帮助其他社会背景的人，统治者或许仍会缺乏执行有利于其他

族群的政策所需要的知识。即使由杰出的政治顾问提供详尽的介绍，出生于富裕和特权家庭的领袖仍将缺乏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从亲身体验中获得的知识。因此，政治精英由越来越狭隘的富裕特权家庭子弟组成的事实是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无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话语说得多么动人，这样的领袖常常缺乏足够的动机和知识去为这些人争取利益。简而言之，政治领袖的社会背景越多样，政策制定的质量就越高。

那么，怎么办呢？在民主国家，问题并不是很难解决，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比如，在法国，民众不会投票支持被认为是特权精英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因为他们既没有动机也没有知识为民众的利益服务。尼古拉·萨科奇当选总统的至少部分原因是，他被视为是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政治精英不同的人。人们渴望看起来更像他们自己的领袖，希望他们拥有高情商而不是单纯的高智商。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选区选举中利用充满敌意的民粹主义发言打败了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让–弗朗索瓦·科佣（Jean-Francois Cope）：“何其蔑视！何其傲慢自大啊！科佣先生，这种傲慢自大将葬送你的政治前途。法国人民会转身离去。国民阵线的候选人是学生，是失业者。他们也是为家庭辛劳的母亲和工人。这些都是你抛弃的人。当然，他们不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我们更愿意与该校毕业生和高级管理者为伍。啊，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无论人们是否倾向于让极右派的民粹主义者而不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统治国家，似乎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进入政界的该校毕业生将会越来越少。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

在政治尚贤制中，如何对付相对封闭而且要求维持自身特权利益长存的政治精英这一问题并没有确切答案。避免统治阶级基本上由来自特权家庭的人组成的唯一方法是，提升政治精英中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比例。在新加坡，民主过程存在诸多的限制，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失去政权，但执政党已经针对民意支持度下降做出了反应，如颁行了限制以家庭背景为基础的学校录取以及将获得政府奖学金的机会扩展到非名牌学校，覆盖更加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等政策，目的是让机会变得更加平等，并最终增加政治精英中来自非特权阶级的代表比例。2002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旨在改善党内社会阶级多样性的重大举措：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如果马克思得知，肯定会死不瞑目。）这个举措的要点在于共产党已经认识到私营企业主能够帮助政策制定满足市场改革的要求。不过，其他社会阶层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旨在从多样的社会领域中选拔杰出才俊，可它选择的农民和工人越来越少，占总体比例越来越高的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优等生。（近几年，情况已发生了改变。）问题是，那些没有经济来源支付家教或者补习班费用的家庭，很难在竞争超级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中提升成功的概率。因此，在主要为进入政治领域提供关键切入口的名牌大学的学生中，拥有特权背景的家庭的子弟越来越多。解决这个问题的短期办法是实行配额制，为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提供配额。这些措施可能会引起争议，因为它们与根本不看社会背景出身的选贤任能的尚贤原则发生了冲突，但是，少数民族的考生可以在国家大学入学考试中享受加分政策，这种规定也可以适用于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

在提拔过程中，人口中的弱势群体也需要有配额。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已经实施了制度性的规定，系统性地提拔少数民族进入领导岗位，但是，越往党的上层走，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也就越低。在政府最高层，可以专门为不同宗教和经济弱势背景的人预留岗位，即使他们并不是通过政治体系提拔上来的（当然，他们也必须是有参与高层政治决策才能的人，如拥有高超的分析能力）。就宗教群体来说，代表权问题非常清晰：只有真诚的宗教信徒才真正知道什么对其宗教最好。来自经济弱势背景的人也往往对拥有同样背景的人的需求和想法有特殊的见解。他们在体制中应该有更多的代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减少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机会不平等，这样富裕家庭和特权家庭的子弟在争取政治权力的尚贤制竞争中就不会享受那么多的优势。换句话说，相对平等的社会更不容易被来自特权家庭的人所组成的政治精英团体统治，政治领袖应该是依据根本不看社会背景的尚贤方式选拔出来的。政治尚贤制取决于高度的经济平等。

但是，这些措施仍然不足以对付政治等级体系的僵化和不灵活。即使政治领导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但如果他们是依据死板的、并没有适应当下情况的贤能标准选拔出来的话，就仍然存在问题。新情况要求不同类型的领袖拥有不同的品德。在迈克尔·杨的反讽意义的贤能政治中，社会背景的影响已经被最小化，但是，因为领袖是根据狭隘的贤能标准——智商加后天努力选出来的，结果是统治阶层往往缺乏社交能力和公共服务精神。在法国，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学家认为，对于像数学这种抽象能力的重视将稀释家庭和社会出身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于是形成了名牌大学重视数学能力的招生选拔制度。而在众多考生之中只有数学成绩顶尖的5%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名牌大学。结果就是，法国精英的分析能力很强，但是在团队协作、倾听他人意见、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比较弱，而且往往很傲慢，因为他们逐渐相信，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自己优秀，不是因为好运气或强大的社会背景。相较于朝鲜、中东等倾向于家族专权的地区，中国的政治精英更加多样化，这种多样性是其成功的关键。过去几十年，中国共产党党内选拔干部时一直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标准，同时也会注重个人的人际关系处理。因此，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人才选拔模式会打击敢于冒险者的积极性，相对具有创造性和思想独立的人可能很早就被淘汰了，因为他们可能会得罪了人或者挑战了“通行的做事方式”。

我曾提出应该制定更加多样的高层领袖选拔标准，这将有利于形成更具多样性的领导层，包括更平衡的性别比例。但是，这个建议的标准可能仍然过于死板：在当今飞速变化的世界，任何选拔过程都需要留下定义新的贤能标准的空间。并且，这种论证并不是无根据的猜测。在战国时期，秦国的成功要部分归功于其有能力维持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升迁机会，但是在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后，这种多样性的丧失加快了秦朝灭亡的步伐。尤锐为此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该吸取的教训：“只要个人升迁的多样途径维持下来，人们就可以期待该体制更加公平、更加充满活力，而且与太过完美的组织制度相比，这种体制也更容易适应变化，因为太过完美的体制总是趋于僵化。”入仕通道的多样性将保持弹性，而弹性对当今飞速变化的世界来说特别重要。

因此，中共不仅需要寻求扩展范围，吸纳当今被边缘化的群体中志向远大、成绩卓著的代表，而且应该建立基于不同贤能标准的多样化晋升途径，以便提拔经历更加不同的人才。这并不是否认建立在公开透明的贤能标准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选拔制度的优势，尤其是对于政府高层来说。但是，少数地方——包括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应该给在主流选拔体制外成功的优秀人才，甚至党外人士留有机会。比如，高级领导阶层应该包括一个精通现代技术、了解其社会影响的年轻人，一个在国外呆过相当长时间的外国文化专家，以及一名商业成功而且善于做慈善的私营业主和一名军事问题专家等。正如尤锐提到的那样，清朝政府将旗人纳入官场被证明是很成功的尝试，在只能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走向仕途的背景下，它让人才库多样化，让管理机构比明朝时期更加有效。而在明朝，参加科举考试是唯一的官员升迁之路。

但是，如何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对将来的政治决策制定最有帮助的人呢？换句话说，如何辨认出政治贤能的新源头？对此，穆勒论证言论自由的功利主义观点非常有帮助。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能够帮助辨认出什么是重要的，还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辨认出谁是重要的人。穆勒认为，言论自由会允许出现众多选择，这些选择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中聪明和高尚的人。人人都会从少数人的“生活实验”中受益，如果某些“怪异者”愿意自己冒险，去寻找可能存在的、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对这些人应该感到感激而不是怨恨。穆勒假设的背景是民主社会，受过教育的公民将在民主选举中挑选统治精英团体的新成员，但是他的观点—言论自由是辨认出适应新环境的非传统贤能来源的必要条件，也同样适用于政治尚贤制背景。

同样重要的是，贤能的新源头和衡量贤能的新方法能够在中央政府层级以下的实验中辨认出来。这里，中国的政治体制若与宪政民主相比，就会表现出清晰的优势，因为宪政民主中不同层次政府的权力被严格区分开来，权力之间相互制衡。比如，在联邦制国家，如果宪法没有赋予中央政府这样做的权力，那么在一个行政区行之有效的事不一定能够推广到国家的其他地方。但是，中央政府有权力将可取的地方革新推广到全国，这是中国式政治尚贤制的重要优势。正如《中国实验》（China Experiment）的作者解释的那样：

地方实验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进行的种种改革的标志。中国过去 30 年的大转型是众多层次递增变化，而非自上而下的休克疗法式改革的结果……这种实验主义者的做法有显而易见的好处：考虑到国家的规模和政府机构相对不发达的本质，推行一项政策却做错了，它产生的反响可能是巨大的，也是不容易纠正的。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要求灵活而不是“一刀切”的政策。去中心化的、实验性的战略让中央能够确定总体目标，但也让地方可以通过不同地区的试点工程检验观点的可靠性，从实地获得经验。最后被推向全国的试点工程是首先得到中央认可的，随后通过其他地方前来取经交流与官方宣传、媒体发布会以及举办会议等方式推广开来。

中国活力的真正源头是，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时采取放手策略。除非地方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体现出革新精神并且能够明显提升效率，这时中央政府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这种做法向其他地区推广。实验性的实践从经济改革开始，最近中国政府开始了处理棘手管理问题的实验。为了防止建立在贤能基础上的政治等级体系出现固化，省级政府以下、直到乡镇政府的实验能够，并且也应该包括评估贤能的不同标准，成功的试点实验将会向更高一级政府推广。

简而言之，我已经指出了与政治等级体系固化有关的三大问题，并提出了在没有民主选举高层领袖的情况下做出可能反应的若干建议。容易变得傲慢自大的政治精英应该竭力保持谦卑和对民众的同情。倾向于从自身所在社会群体中选拔干部的政治精英应该竭力保持政府代表的多样性。容易根据单一贤能标准选拔人才，并认定自己是最杰出人才的政治精英应该留出空间，容许不同贤能标准的存在。最后，政治精英需要抗拒自我欣赏的倾向。他们为什么应该注意我提出的这种观点呢？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异常清晰：政治尚贤制的固化对该制度的威胁就像系统性腐败那样，是致命性的。不过，还存在对体制更大的威胁。

合法性问题

按照让–马克·夸克（Jean-Marc Coicaud）的说法，政治合法性“被定义为民众承认管理者的领导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他们享受特权的权利”。简单地说，一个政府之所以拥有合法性就是因为它被民众看作在道德上是合法的。衡量合法性并不容易：依靠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进行定性访谈吗？还是依靠调查数据或选举？什么可以被算作是合法的：受教育的民众的观点，或者大多数民众都支持的，还是必须人人都同意？或许当统治者缺乏合法性的时候，它会表现得更明显——在革命中被推翻，或必须使用残酷的武力镇压民众的反叛。事实上，“通常，只有当合法性缺失或者不足时，它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只有在政权遭遇公民、臣民或是受益人的公然挑战时，政治科学家才会转向合法性作为解释其危机的原因。在政权运行良好之时，合法性问题就退居幕后。那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权者的行为是‘适当的’、‘正常的’或‘合理的’。”

就中国而言，合法性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原因再次是政治性的。很显然，拥有合法性的政权不大可能求助于暴力手段。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越高，也就是说在民众眼里越具有道德合理性，它就会越少地依靠强制性威胁的方式行事。

尤其是对于西方分析家，似乎很清楚的是，这个政权注定要垮台。就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东欧的情况（和最近中东出现的情况）那样，人们迟早会要求组建政党的自由和投票选举政治领袖的权利。短期内，或许存在类似于军事政变的“民主的逆转”（如埃及），但非民主的选择肯定无法长久存在。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在现代社会或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其他任何政权形式都不可能拥有合法性。马克斯·韦伯同样著名的三种合法性权威类型的区分似乎也指向自由民主。第一种——传统权威，已经随着 1911 年清王朝被推翻而灰飞烟灭了；第二种——个人魅力型权威，也随着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其他英雄的过世而不复存在；第三种——理性的合法性权威，随着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似乎是必然结局，根据理性的合法性权威结构运作的自由民主是唯一可靠的政权形式。经济发达的、拥有儒家传统的东亚社会的政治历史，似乎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观点，即自由民主终将在中国取得胜利。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已经证对于政治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限制，采取了一人一票选举政治领袖的民主，因此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道路。

但是，中国的一党执政国家体制并没有崩溃。非但没有崩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而越发巩固了。一个又一个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共产党执掌的政权赢得了众多民众的支持。正如王绍光所说：“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或者出生于中国但在西方工作的学者）进行了很多有关中国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大规模调查。到现在为止，熟悉这个领域的学者事实上都得出了一个共识——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非常高。”王绍光补充说：“政权接受程度很高被许多西方学者解释为受访者害怕说出真相。因此，后来的调查补充了各种机制防止人们在接受访问时撒谎（如提供其他选择：‘不知道’或‘不回答’）。但是，每次调查的结果总是一样的。”无须质疑的是，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现有政治制度是适合这个国家的。事实上，在最近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中，中国公民对自己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甚至超过参与调查的8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其中就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但这并不是否认，中国存在社会不满情绪的事实，但是，这种不满基本上指向地方政府。托尼·赛奇（Tony Saich）解释说：“公民将国家‘分解开来’，虽然他们表达了对中央政府的高度满意，但满意度随着政府层级往下也依次降低。2009年，95.9%的人对中央政府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但这个满意度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就只有61.5%了。”何包钢用更加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民众眼中的现象：“用民众的话说，中央政府的官员是救星，省政府的官员是亲戚，县政府的官员是好人，乡政府的官员是恶棍，村干部是敌人。”

一个明显的悖论是，中国公民表现出对民主的信心，同时认可非民主的统治。但正如史天健和卢杰所说：“普通中国人心中所想的民主或许并不符合自由民主话语中对民主的定义，相反它是建立在监护人话语基础上的。”简单地说，民主意味着为民服务的政府（民享政府，由精英负责），而不是由民众管理的政府（民治政府）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所以，如果中国政府“为人民服务”，它就是民主的。调查的确显示，民众支持选举，但那些选举不应该伴随着围绕竞争性利益组织起来的多党政治。“虽然84%的受访者同意或者强烈赞同选举国家领导人，但只有16.3%的人同意或者强烈同意多党竞争。”西方分析家或许抱怨说，中共最近谈论的“党内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因为它排除了多党竞争政治，但大多数中国人或许在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民主”的进步。

简而言之，即使并没有采取自由公平的竞争性选举来挑选领袖，中国政府也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很高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即人们认为政府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那么，政府究竟是如何赢得合法性的呢？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什么？中国共产党通过以下三个来源获得了合法性：民族主义、政绩合法性和政治尚贤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合法性的这三个源头在不同时期都很重要，但民族主义在政权初期最重要，政绩合法性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十年非常重要，而政治尚贤制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国家或政权试图通过它体现的某些观点或者在教育体系、政治演说和公共政策中表达的观点，成为民众眼中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建立在被列宁和毛泽东修改和重新解释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之上，它的合法性大部分源自其是否能践行这些原则。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动摇，尤其是年轻人。这并不是否认某些社会主义价值观如需要为民众谋取物质福利的观念在人们心中仍有认可度。但是，它们之所以被认可，至少部分是因为这些观念类似于从前的传统政治观点（见下文）。我们也不否认存在一些值得提及的当代地方改革实验，至少部分是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启发。但是，也可以说即便没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共也能够成功地获得政治合法性。这个“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很大部分来自于向民族主义的转向，即中共作为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保护者。

通过战争赢得支持和民心

民族主义是舶来品。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受到更加全球化的政治视野的影响，其理想是贤德的圣王统治下的没有疆域边界的世界大同。在皇权时代的中国，政治精英往往将其国家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百年国耻）中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军事失败，国家陷入贫困和内战的深渊。中国精英陷入痛苦的现实之中，意识到中国的政体在不断扩张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中处于边缘位置。如果中国要生存，它就必须适应这个新体系。在现实中，这意味着不惜牺牲任何代价也要让国家强大。正如蒋介石在1947年所说：“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图强为一致的要求。”我们知道，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洗雪了“国耻”，是毛泽东在 1949 年发表的著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宣言，象征着中国被外国列强欺负和奴役的屈辱历史走向终结。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比较强大和安全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已经不用再担心国家的生存问题。但是，朝鲜战争、少数民族地区的不稳定、与苏联的决裂（更不要提统治精英中的重重疑虑）持续培育出一种建立在愤恨基础上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于“外来干涉”的敏感，促使它进一步在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停地提醒国人曾遭受过的外国列强欺负的“耻辱”，以及只有强大和中央集权的中共领导才能保护中华民族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涉。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习近平强调说“我们遭受了一个世纪的虚弱、压迫和羞辱”，在担任国家主席后不久，他就呼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这与在争议岛屿的领土主权主张方面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不谋而合。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充满怨恨的民族主义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中共当权的风险之一是，如果政府在应对外国干涉的时候表现得不够强硬的话，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民众会转而反对政府。像《中国可以说不》（China Can Say No）这种畅销书就比较直白地批评中国政府在对待日本、中国台湾和西方的时候过于“软弱”。像《环球时报》这种大众化报纸被外人视为是“民族主义的”，但是它的审查工作大部分其实针对的是强硬而好战的民族主义言论。反日示威游行受到政府的约束就是因为中共担心局面失控。好战的民族主义几乎遭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反对，但在大众（和军方）层面上却引起共鸣，而且或许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府的意料。政府或许能够控制民众的不满情绪，但人们也可以想象可能对政权产生威胁的情况，如动用武力对付台湾及其“羞辱”了中国大陆的外国保护者。

除去道德的考虑之外，从政权生存的角度看，最好的情况是中国打赢战争。比如，英国在马岛战争中战胜阿根廷，战争胜利能够帮助发动战争的政权。另一方面，民众最终还是放弃了对玛格丽特·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的支持，这也说明建立在军事成果基础上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并不能持久。在和平时期，人们往往能够更清晰地区分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执政党的利益，政府通过发挥道德威力而不是武力能够更容易地获得民众的信任。这并非表明，民族主义在和平时期将不能够再作为支撑合法性的有力武器。民族主义将采取更“温和”的形式，在文化和历史中激发自豪感而不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或引发对外国人的怨恨。中共的确认识到和平时期“软”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正如高玉麒所说：“传统和历史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用来塑造其合法性而精心挑选的工具。该党试图用从传统思想流派尤其是儒家那里挑选出一些价值观来修复已经生锈的精神意识形态上的裂缝。”政府一直在政治演讲中强调如和谐和孝道等儒家价值观。2008 年北京奥运会突出显示了儒家主题，在开幕式上引用《论语》。上海新建的共产党干部学院的领导骄傲地告诉参观者，其主楼就是根据儒家学者的书桌设计而成的。在海外，中国政府通过开办孔子学院推广儒家思想，这种学院类似于德国的歌德学院，是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中心。

但是，政府不能单靠自己成功地推广这种“软”民族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试图提出自己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并声称如果在此过程中他们被排除在外的话，政府无论说什么都不能令人信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像蒋庆和康晓光等学者已经在呼吁政府正式拥抱儒家，但是政府碍于官方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而一直抗拒这些呼吁。辩论不仅限于儒家，最近，一群“热爱中国这片土地，忠于人民”的具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者在牛津聚会，并发表了署有他们签名的文件——《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这一举动旨在就中国未来发展的价值观达成共识。

这里的问题是，独立知识分子和政府之外的其他群体将国家利益和执政党的利益区分开来，他们试图提出自己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一党垄断国家利益的想法是陈旧过时的观念。简而言之，为中共辩护的“硬”民族主义建立在经过多年的贫困、混乱和外国列强欺负之后统一中国的军事胜利的基础上，但它不能永远赢得民众的支持。民族主义在有限的程度上将继续成为和平时期合法性的来源，但政府必须留出更多的空间，形成一个开放的社会，允许更多声音参与什么才是国家利益的讨论。民族主义不会消失，但它不会像从前一样给中共带来很大帮助。

如果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很短，政府有义务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这一观点则有着更深厚的根源。按照《论语》所说，政府有义务为民众提供维持生存以及实现思想道德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但是，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前者会占据优先地位：“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盲目追求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君子周急不济富。”帮助穷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穷容易产生消极情绪，而财富会让人更容易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孔子曾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孟子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人们必须受到教育才能培养道德品质。但是，政府首先应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免他们走上邪路：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如果人们需要担心下一顿要吃什么，教育人们向善是不会有结果的。因此，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保证民众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如果政府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让民众脱贫，就能赢得民心（即拥有了政治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依赖于政府的政绩，而不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程序或民众参与政府管理的程度。

政府有义务为国家所有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观点是政府制定政策的指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要王朝这么做就能持久生存下去。按照童燕齐的说法：“灾害预防，尤其是防洪和救灾的责任就落在政府的肩上，因为工程规模巨大。夏朝第一个皇帝（公元前 210~ 前 160 年）——大禹，因为治水有功成为传奇人物。”大禹的成就至今仍然被当今人们用来说明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每个中国人从童年时期开始就知道，大禹专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明清时期，国家会通过开放地方粮仓赈济饥荒中的灾民。王国斌（R. Bin Wong）说：“地方粮仓的思路很清晰——把创建和维持这些机构的责任交到地方民众手中。国家对于依靠乡贤和其他人推动地方粮食储备的意愿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共识之上，即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一旦发生灾祸，政府就开仓放粮，国家也会给连棺材都买不起的灾民提供救济款，甚至帮助那些卖儿救穷的灾民“赎回”自己的孩子。政府有义务负责灾后重建，通过给灾民减免税赋、拨款修复灾区交通要道，让民众能够返回被毁坏的家园，为农民提供粮食种子和其他资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在清朝，刑法明文规定严厉惩罚那些不能为穷人提供救济的地方官，从而保证灾民获得食物的权利。

作为1978~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邓小平认识到，民族主义和革命热情不足以维持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结合如何赢得民心和支持的传统观点，政府需要让民众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邓小平开始了旨在改善经济表现的市场改革（包括大幅度减少军队开支）。马克思本人也认为资本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的结果尽人皆知：

30多年里，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之一，而人们在后改革开放时代已经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脱贫成就。

但是，问题在于政绩合法性是否能够持续。如果情况出现异常，该怎么办？这里，历史提供了一些借鉴。在传统中国，人们判断国家的政绩不仅仅看其经济发展状况，而且看它应对危机的方法，当今同样如此。考虑到中国政府在比如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汶川地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8年）等危机中的表现即便不是令人钦佩但至少也说得过去这一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若说该政权的合法性在过去几年逐步增加，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吃惊。上述情况也适用于中国应对台湾危机的方式：如果与台湾的紧张关系缓和，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增加。没有理由仅仅依靠经济增长速度或脱贫来定义政府的政绩。

我们也不应该假想出现危机的时候，一切都必然会陷入混乱：这取决于人们认为政府应该为危机承担什么责任，以及政府对付危机的意愿和能力。如果政府被认为应该为危机时刻的糟糕表现承担责任，那政绩合法性就会陷入困境。温州动车事件（2011年7月）中民众之所以表现出普遍的愤怒，原因之一就是民众为国家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建造高速铁路网感到自豪，后来却发现某些政府在事故发生后竭力隐瞒真相。因此，政府被视为至少应该为灾难承担部分责任——一味追求政绩工程。政府在应对灾难时表现出的迟滞，进一步破坏了政府的信用。这种事件或许不至于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经济危机的持续存在破坏了民众对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信心，若再加上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或自然灾害时的不及时，或许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我们对政绩合法性能否持续感到怀疑。当领导和民众对关心的重大事项拥有广泛的一致意见时，比如过去30年一直在做的消除贫困，人们很容易为强大的政府辩护。但是，如果政府成功地提供了让民众获得基本物质福利的条件之后，会发生什么呢？那时，政府的工作将变得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融入进去，帮助制定政府政策。正如王绍光所说：“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两极化、都市化，文化、教育和媒体水平的提高激发了民众参与政策决策制定的热情。如果社会群体不能找到他们表达需要和利益的制度化渠道，他们被压抑的不满情绪就会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从长远看，随着利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用竞争性的利益结构取代单一性利益集合体的结构是必然的。”简而言之，政治领袖的良好政绩不大可能确保中国的长期稳定。我们需要的是以制度化的形式把民众更多参与政治的权利固定下来。

合法性的第三个来源——政治尚贤制也有古老的根源（这也是本书一直在强调的东西）。它是中共合法性的最新来源。一方面，为参与公共服务的官员确立严格的选拔和晋升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算长，它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的。而且，中共对宣扬将政治尚贤制作为理想一直非常谨慎，因为它与讲究平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是那么相符：毛主义强调工人农民对社会的贡献，甚至超越知识分子和教育者。社会应该由政治精英管理的观点显然与马克思主张的人人平等的“高级共产主义”——到那时，国家将逐渐消亡——理想社会格格不入。与之相反，儒家公然宣称，即便是理想社会也需要由道德水平和政治才能高于平均水平的领袖来管理。汉朝时期根据更古老的材料编辑而成的著作《礼记》中的理想社会“大道”，被描述为一个“天下为公”的时代，紧接着这句名言的就是政治尚贤制的理想——“选贤与能”。但是，执政党被称为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儒家党。

然而，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政治尚贤制能够帮助它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拥有能影响民众对政府态度的儒家传统的东亚社会中，存在着对于政治尚贤制的普遍支持。杜楚森（Doh Chull Shin）解释说：“民众对家长制贤能政治的依恋非常明显地促成了人们从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但却对人们在程序意义上理解民主产生了同样程度的消极影响”。如上所述，史天健和卢杰发现，大多数人认可“监护人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认可“自由民主话语”（liberal democratic discourse），前者认为有必要选出“关心人民需求、决策时考虑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和社会制定适当政策的高水平政治家”，后者则强调可以确保人民参与政治、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的程序性安排。而且，史天健还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对儒家政治价值观的依赖与日俱增。

就中共持续进行自我改造，成为更讲究尚贤的政治组织的程度而言，它在中国人的眼中应该更加合法了。当然，尚贤体制也需要变得更加透明，这样人们才能更好地理6解这个制度，尊重那些在竞争特别激烈的人才选拔中胜出的成功者。因此，无须感到吃惊的是，无论是官方还是独立学者，在讨论中国政治话语时，对贤能政治的关注越来越多。2013年10月，一组对比中国尚贤制和西方民主制的英汉双语漫画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短短两个星期之内，观看人次超过千万。这或许是因为它在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的时刻发布，突出显示了民主政治的糟糕一面。

虽然如此，仅仅（或主要）建立在政治尚贤制基础上的政权的合法性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存疑的。虽然大部分社会不满情绪的确是针对基层或低级政府的，但这些不满也伴随着一些委婉的请愿活动——公民进京上访，向中央政府提告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等。孔诰烽（Ho-Fung Hung）注意到清朝中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他认为这种抗议模式源于儒家的权威和正义概念。在此概念中，受到虐待的臣民指望爱民如子的皇帝为其申冤，就像孩子受到虐待后求助于爷爷奶奶的仁慈保护一样。虽然这种做法保护了帝国中央政府免遭民众反叛和重大社会危机的冲击，但它也隐含着不稳定的种子。“只有在民众普遍相信统治者是合法的和在道德上是正义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这种‘安全阀’才能奏效。但是，这种信任很容易丧失，有时候因为皇帝淫乱生活的传言，有时候因为皇帝在履行某些关键职能方面的所谓失败。如果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比如重大经济失误、涉及最高领导人的丑闻或者地缘政治冲突中的失败突然使民众丧失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并引起国家的崩溃，我们也不必感到过分惊讶。”

即使政府成功地治理了高层政治领袖的腐败（或至少限制人们对高层腐败的了解），考虑到民众对领袖抱有很高的道德期待，政治尚贤制的合法性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暗示比如政治局常委中有人陷入克林顿式的性丑闻可能从根本上破坏民众对该政治体制的支持，这并不夸张。甚至涉及统治者家人的严重丑闻都可能颠覆一个政权，孟子曾说：“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通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这不仅说明家庭责任比政治责任更重要，而且说明家人的不道德行为可能让君主的名誉受损，以至于让他丧失当政的道德权威性。

纯粹的政治尚贤制的最大问题是，很难向体制外野心勃勃的和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人论证其合理性。在为撰写本书而进行的研究中，我发现肯定能得到对公务员考试的批评视角的方法就是询问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人（即大部分人）。在皇权时代的中国，科举考试的失败者在当地仍然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常常能够在准备科举考试的过程中获得宝贵的就业机会。但

是现在，那些没有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问题是，如何向考试失败者和更广泛的雄心勃勃的公民论证尚贤制的合理性，这些人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而非官方的选拔和晋升途径改善中国社会。其中一个方式是，强调成为专业性的公职人员不是改善社会的唯一途径：农民、家庭主妇、体力劳动者、医生和非政府组织中的积极分子等都可以为改善社会做贡献。政府能够，而且也应该突出强调政治体制之外的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成就，如资助那些宣传杰出社会贡献的电视节目等。政治领袖应该谦恭且明确地承认，其他社会团体和公民在智慧能力和美德上比政府官员更优秀。或许，更重要的是，党外社会贡献者能够也应该在经济上得到奖励，至少应该和官员的待遇一样。换句话说，那些在高层没有政治权力的人能够也应该将自己视为“胜利者”，只要他们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不平等的政治权力无须破坏人们（平等）的社会价值意识。

虽然如此，在拥有儒家传统的社会中，政治领袖继续拥有最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似乎仍然很大。所以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扩大政治参与程度。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将各个社会群体中充满政治热情的代表人物纳入体系之中，但并非所有的潜在反叛分子都愿意被“招安”。政府也能够为非党员参加政治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尤其是在基层政府。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平息对于高层贤尚的批评。最终来说，唯一的方法是让所有民众支持政治尚贤制。换句话说，民主或许是为尚贤制的合法性辩护的必要条件。

在本文中，我讨论了中国背景下政治尚贤制的三大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它们都不需要通过民主选举挑选国家最高领导人。腐败问题能够通过独立的监督机构、提高官员的工资待遇、执政党向多样的社会群体和更多言论自由开放，并根据不同贤能标准选拔不同类别的政治领袖等方式处理。但是，合法性问题只能通过民主改革的方式处理，包括某种明确的民众认可。因此，问题是如何调和政治尚贤制与民主。

（本文摘自贝淡宁著作《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