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观察者网网友对美国大选的讨论水平高，我忍不住回应一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寒竹】

拙文《大选年看美国之一——精英与大众的分裂》一文在观察者网登出后引起了一些网友严肃的讨论。笔者感到评论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述颇有价值，值得回应；同时也有一些事实陈述不那么准确，需要澄清。所以，笔者在此做一个简要的回复。事实的澄清比较简单，只是向读者提供美国的一些具体情况。观点的讨论比较复杂，因为讨论中涉及到一些目前并未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笔者正在研究之中，并非一两篇短文能够阐述清楚。所以，笔者的这篇回复也只是引玉之砖，仅供各位网友参考。

存款3000美元是个坎？

先澄清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美国储蓄率极低的现象与税务部门的关系。有网友提出，美国人存款率低是有原因的，因为美国人在“银行存款超过3000美金就有可能招来美国税务部门的关注和调查缴税情况，为自己白白引来麻烦”。笔者想在此指出，这个说法与现实不符，普通美国人储蓄率极低与税务部门征税没有多大关系。

在美国，个人所有的正规收入，包括工薪和资本收入都跟社会安全号绑定在一起。由于这个机制，美国税务部门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掌握得非常清楚，这与银行存款的多少无关。但对于个人的银行存款，税务部门只关心个人银行存款每年产生的利息收入，要求每个纳税人把银行利息收入跟其它收入加在一起作为总收入报税。3000美元存在美国银行的年利息大约只有几十元，在年收入中的比例微不足道，所以美国人根本不会因为几千美元存款产生的几十元利息需要上税而不把钱存进银行。美国税务部门也没有把3000元银行存款作为一个划分线来确定税收的多少。许多美国人银行里没有存款，或存款极少，主要还是因为收入太少、花费太多而难以积蓄，跟税务部门的征税几乎没有关系。一个人的存款利息要对总收入真正构成重要影响，这个存款额至少要高达数万美元以上。

美国国税局

当然，美国也有少数人不把现金存在银行里，但主要不是为了逃避税收，而是为了隐瞒收入以便申请政府福利。这种现象在美国华人社区时有所见。一些在餐饮和零售业工作的华人为了申请政府给低收入群体的粮食券、住房补助、医疗补助等福利，有意向政府隐瞒自己的工作收入。这些少数人会把收入的现金放在银行保险箱或藏在家里，在银行账户上保持很少的存款。所以，在美国华人社区的银行大都专门设有保险箱出租，一些华人会把现金放在保险箱，当然也有人会把现金藏在家中。这也是华人在美国容易遭到打劫的一个原因，很多美国人认为华人身上或家里总是藏有现金。但这个群体人数不多，在收入上仍属于美国的中下层。

笔者澄清这个事实主要是想向读者说明，美国人储蓄率低是由收入低、花费高决定的，而跟美国税务部门征税关系不大。

西方社会结构变化

下面着重谈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下面选了一段网友跟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

“在美国，进入这个知识精英圈子的难度是极大的。私立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是优质教育的代名词，而且美国的大学不只看成绩，还要看整体背景，而这种整体背景，很多都不是一个年轻人的智商和努力能决定的，大多数要看家长的资金够不够。高昂的学费让很多普通人家的孩子即便上了大学，也会毕业之后就大量负债。引用覆雨翻云网友的话，“美国是有医师协会和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的，这些协会利用高额学费，延长学习年限，限制执业许可，排挤异端等方式垄断了知识。从而能够高收费。说白了就是减少供给，垄断市场。”完全正确。更直观的一个体现恐怕就是英语的医学用语多为拉丁、希腊词汇，普通美国人根本看不懂。我作为一个在美国读到文科博士，词汇量不低的人，这些词都要一个一个记，很多还都不会，大家觉得美国的高中毕业生真能看懂多少？而中文，肺炎、鼻炎，一目了然，虽然并不精确，但名称是可以细化定义的。一个词就能挡住大多数人。

显然这位网友的评论是经过深入的思考，提出的问题也极具现实性。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变化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无论是我的上文还是这篇回应都难以把这个问题完全讲清楚，这里只是讲讲自己对美国社会的一些观察和理论分析，这个问题还有待中国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笔者在上文谈到高级职业经理人、高收入的专业人员究竟算是资本的一部分，还是算是劳动者的时候，曾介绍了上个世纪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一些学者的两种看法：

“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理论进行了解释，认为只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才是剩余价值的占有者，私有企业股份化和职业经理人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剥削本质；另一种观点是把职业经理人看作资本权力的行使者或代言人，因而也是资本集团的一部分，职业经理层被看成是跟生产资料所有者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的合伙者。”

笔者在上文引述的这两种观点究竟何者更符合现实？这需要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更深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才能回答。对这个问题简单地进行AB选择对社会的说服力并不够。笔者以为，与其对两种观点进行AB选择，不如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更深入分析，让社会各界真正了解当代西方国家的发展变化。

首先，全球化对当代世界最大的冲击与改变是产业链的转移和全球产业的重新布局。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一般观点，也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学界和政界人士的说法，全球化过程中产业链转移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比如向中国转移），当然也包括一些低端服务业的转移（比如向印度转移）。这种说法作为一种事实陈述并没有错，但却忽略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意味着发达资本国家的工业化大生产有什么样的冲击？对发达国家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阶级结构和财富结构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而这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国家发展现状的关键。

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分析，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关键。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了社会关系简单化，资产阶级培育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社会分裂为两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和产业工人阶级。

但是，当代全球化过程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从发达国家转移出去，在这个产业转移完成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主体部分事实上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转移一方面引起了承接了西方制造业国家的新的劳资矛盾，另一方面，原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产业空心化，服务业在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西方国家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

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与以制造业为核心第二产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前者是占社会人口比例很少的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社会提供专业服务，而不像传统工业那样以劳动密集型为基本形式。这样一来，全球化使得西方国家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对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理论分析在当代需要一个新的发展。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金融业，如何界定华尔街高收入的金融从业人员的身份？如何界定采取作坊式（个人所有制或合伙人所有制）的高端专业服务的性质？这需要一种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和理论创新。

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劳资结构，剩余价值被视为资本家从市场上购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后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产品在市场交易只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当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体，专业知识和技术成为获取巨额利润的主要手段时，当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雇佣极少员工的条件下，仅仅从企业内部的生产（运行）过程来分析剩余价值的产生就不够了。资本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必须要放到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过程中来考察，需要当代社会科学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但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学习马克思分析社会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从最基本的元素—-商品入手，从最基本、最一般的商品关系入手。我们今天分析西方国家以知识密集型为主体的服务业也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想方法，自由市场中的商品交易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最关键的环节。

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的资本主义大生产转移到国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企业内部雇佣的劳动者数量越来越少，资本对财富的攫取已经不局限于对企业内部雇员的剩余价值占有，而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剥夺。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资本对财富的攫取主要是在市场中凭借垄断地位对自己的服务对象不公平的利润榨取。换言之，在当今以服务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获取利润的过程已经主要不是依赖于本土企业内部的价值创造，而是主要依赖于自由市场的不公平交易过程，这个交易过程既包括在国际产业链中的生产外包，也包括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仅仅分析一个企业内部的阶级结构和价值转移已经不能完全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的方式。换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仅存在生产（服务）过程中，同时也存在于不公平的国际产业链和产品与服务的交换过程中。

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交易模式中，资本的利润在本质上是一种垄断利润，这种垄断利润来自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产业外包和自由交换。在全球产业链中，西方国家大公司的制造业外包虽然在形式上是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自由交易，但由于西方国家垄断了高端的知识与技术，这种产业外包在本质上是不对等、不公平的，这一点在美国苹果公司的生产外包过程中表现得很清楚。

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中，提供专业知识和技术服务的服务者与客户之间在形式上虽是一种平等交易，但由于知识密集型资本的高度竞争，越是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高的服务，越具有垄断性。在这种形式上平等的交易中，拥有专业知识的服务行业事实上居于一种具有垄断性的主导地位。比如，一个律师可以用500美元一小时的服务费开价给客户提供服务。由于律师在知识和技术的垄断性，客户在寻求法律服务中不得不接受这种远远高于一般劳动价值的市场价格。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会计、保险、法律、医疗、新闻、教育等知识密集型行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这些行业的市场价格数倍于社会一般劳动的价值已经是一种常态。由于这种知识和技术服务在市场上具有垄断性，寻求服务者很少有议价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比于大工业生产时期的产业资本，这种以产业外包和知识密集型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不仅具有垄断性，而且也更加带有世袭性。在资本主义初期，即使在产业大资本的兴盛期，创业的知识和技术要求比较低，资本进入的门槛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时期白手起家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在少数。这个时期的市场竞争尽管残酷，但社会流动性相对比较高。但由于现代知识的教育跟家庭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以知识密集型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和技术具有很强的代际传承，社会阶层具有不断固化的趋势。这跟传统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有很大差别。

两个“两极分化”

最后，再来谈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两个“两极分化”。

贫富两极分化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特征，这一点不用多谈。笔者想指出的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出现了两种新的“两极分化”，一种是企业规模的两极分化，另一种是劳动力市场的两级分化。这两种“两极分化”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就在一定程度存在，但直到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两种“两极分化”才日显突出，并且开始改变整个社会结构。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方式的大工业生产时期，资本与劳工的分野非常清晰。即使是可能被大资本吃掉的小资本，相对劳工阶级来说，仍是有产阶级，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阶级划分时，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原则。

劳动力的分化也是早就存在。马克思主义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看成是形成社会不平等的三大差别之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都谈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问题。但是，在19世纪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差别虽然存在，但与资本和劳工的差别还不能同日而语。总体而言，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构成了社会的两大阶级。

“占领华尔街”

到了二十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现代西方社会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企业规模的两极分化和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同步发生，并且越来越严重，最终使得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贫富的分化出现了交错现象。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高度竞争不断把企业分化为大鱼和虾米，大企业和小企业的获利水平有着天壤之别，这就是列宁讲的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现代经济的知识化和技术化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企业高管人员、专业服务人员（包括金融、会计、保险、法律、医疗、新闻、教育等行业的部分高收入人员）与普通劳工的收入差别也有云泥之别。当这两种“两极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传统资本与劳工的分层与财富的分层开始发生交错。劳动力市场一些高端精英的薪金收入远远高于小资本所有者通过雇佣劳动获得的收入。在美国，甚至一些高级蓝领的工薪收入也高于某些小企业主凭借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工获取的剩余价值。

以上的社会变化是理解西方社会分裂为精英与大众的重要原因。在精英集团中，资本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形成联盟，一种精英联盟；而在社会的中下层，一些普通劳工与部分农场主和本土中小企业主也共同形成一种政治联盟，即所谓草根联盟。这种精英与草根大众的分野在英国脱欧公投和当前的美国大选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所以，尽管今天的西方社会是高度的贫富两极化，但阶级斗争并没有成为西方社会的政治主轴，更没有形成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当前，美国政治斗争的主角，民主党和共和党，希拉里的支持者（包括共和党内的许多主流人士）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包括一些过去的民主党支持者，比如华人社会的主流），虽然在大选中立场分明，相互指责，但这种政争只能界定为精英与大众的对垒，而不能等同于阶级之间的斗争。

笔者提出以上论述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分析学说有问题，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理论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毕竟，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今天，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世界已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时代需要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肩负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创新在今天的中国显得特别重要。

另一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笔者在上文中主要是谈美国的社会结构变化。但正如许多网友在评论中谈到的，美国社会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在中国也值得警惕。由于市场经济会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对市场的利弊应当有充分的理解和关注。市场经济的高度竞争虽然会促成企业的优胜劣汰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两级分化。目前，中国社会中的知识精英与普通劳工在阶级分析上都基本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由于二者在工作方式和经济收入上的差异，彼此之间的阶级认同感已经很弱。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知识经济在社会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国社会应当如何防止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的不公平现象在中国泛滥，这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新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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